核心提示：士人，或者说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官僚……他们是最应该拥有尊严的一群人。他们人格尊严的丧失与人文精神的沦落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的品格气质，直至今日。在皇权独大，一家专制的社会，不可能塑造出大写的“人”，也不可能找到全身心真正快乐的人。
士人和士大夫阶层也是国家的管理者。国家管理者是这样一群不快乐的人，社会中被管理者谈何快乐？
本文来源：《深圳商报》2010年2月11日第C03版，作者：杨黎光，原题：《< 血泪仕途：中国士人的理想与困境>（之三) 皇权之下岂有士人尊严》
明朝用“诏狱”处置士人
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根本就是个流氓地痞，时世造“英雄”，竟成了中国政治史上最典型的暴发户。他本人及其皇子皇孙们特别喜欢无缘无故地跟士人找茬子，发威风：
他为人苛酷寡恩，滥杀功臣，用刑酷而滥；又由于其出身卑微，对士大夫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嫉恨，但又很难说出口，于是找各种岔子在精神上与生理上侮辱士人。明代对士大夫的两大酷政——诏狱和廷杖，都始于朱元璋。所谓“诏狱”，就是皇帝直接审理、处置官吏，不必经过司法部门和司法程序；所谓“廷杖”，就是皇上在朝上令锦衣卫当廷打官吏板子。（摘自《发现另一个中国》 王学泰 著）
到了明清时期，极端的皇权专制已经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而朱元璋的“诏狱”完全是不讲原则、不讲道理，只凭个人好恶的胡作非为：
言官直臣王朴，因一事与朱元璋辩论是非，朱说不过他，把他推到市上问斩。正要开刀，朱元璋又召他回朝，问王朴：“汝其改乎？”王朴正气凛然地回答说：“陛下不以臣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得用之？”（摘自《发现另一个中国》 王学泰 著）
这个坐在皇帝位上的朱元璋希望王朴求饶认错，自己出了气，又保全了皇帝的威严；而耿直的王朴这种掷地有声的回答和严正的逻辑，把朱元璋气坏了，立刻催促把他推出去杀了。另一个直臣茹太素也敢于与朱元璋争，朱既觉得他有用，又恨他不能卑躬屈膝，有时甚至让他戴着脚镣办公，最后还是把他杀了。
对敢于直言的大臣如此，对那些时刻小心翼翼，不想冒犯圣意的老实人他也不放过。何满子先生在《皇帝与文人》中引用明代前七子之一徐祯卿的《翦胜野闻》，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狱有疑囚，太祖欲杀之，太子争不可。御史袁凯侍，上顾凯曰：“朕与太子之论如何？”凯顿首进曰：“陛下欲杀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帝以凯持两端，下狱。三日不食，出之，遂佯狂病癫，拾啖污秽。帝曰：“吾闻癫者不肤挠。”乃命以木锥锥凯……
面对着一个皇帝，一个太子，袁凯分别赞扬他们“法之正”、“心之慈”，已经算是左右逢源，两头讨好了。可朱元璋还是不满意，硬说人家“持两端”，这就关进了大狱。袁凯受了这样的欺凌，“佯狂病癫，拾啖污秽”还不行，让人用木锥子锥他。朱元璋对文人的迫害已经不可理喻，简直就近乎荒诞妄为了。
比“诏狱”更有辱士人的“廷杖”
然而，对士人的人格尊严具有普遍杀伤力的，大约还不是诏狱，而是当众打屁股的“廷杖”。
廷杖之惨，清初的胡承谱所著《续只望塵谈·廷杖故事》里说得十分具体：“凡杖者以绳缚两腕……缚囚定，左右厉声唱：‘喝阁棍。’则人持棍出，阁于囚股上。喝：‘打！’则行杖，杖之三，令：‘着实打！’或伺上不测，喝曰：‘用心打！’而囚无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喊声动地，闻者股栗……（摘自《发现另一个中国》 王学泰 著）
历史上最著名、最具规模的廷杖，大概要数嘉靖皇帝对杨慎等人“议大礼”的惩罚。
孝宗（弘治皇帝）死，武宗（正德皇帝）继位。数年后，荒淫的正德皇帝三十一岁死于豹房，无子嗣，于是阁臣杨廷和以遗诏迎兴献王（孝宗的弟弟）之子朱厚熜入继大统，是为嘉靖皇帝。杨廷和援引古例，请嘉靖皇帝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也就是以伯父为父，以父为叔父，这才合乎传统礼仪制度。但是，“议三上三却”，皇帝不同意。旷日持久的“大礼仪”之争，即由此开端，双方一直僵持不下。嘉靖三年，皇帝欲更易生母章圣皇太后尊号（去“本生”之称以更示尊隆），更是激起群臣反对高潮。
关于这次大规模的廷杖，李洁非先生又有一种说法：
“共有一百八十多位闹事者被打屁股……这是往死里打，‘与我着实打’，被打官员中，直接打死或事后因为创伤过重而死者，共十九人。”（摘自 李洁非《万岁，陛下》）
这场因为“大礼仪”引发的争端由群臣的“文攻”起，以皇帝的“武卫”终。“礼仪”何在？试想，这是怎样一个让士人们斯文扫地的场面呀：一百八十多名臣工在朝廷上齐刷刷地撅着屁股，被锦衣卫挥着棍子“打！”……“着实打！”……“用心打！”……
“奉旨申斥”——清朝士人尊严被剥削殆尽
清代取消了廷杖，但君臣之间的关系更加悬殊，大臣在皇帝面前上奏或回话，都要跪下，成了名副其实的奴才。康雍乾三朝现在被一些“辫子戏”吹捧为开明盛世，引来许多历史学家嗤笑。事实上，那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愚昧，士人最没有尊严地位的黑暗时期。专门整治士人的“文字狱”连绵不绝，罗织罪名，抄家灭族，诛连同僚……搞得士人们噤若寒蝉，人人自危。更荒唐的是，清代皇帝还发明了当廷“奉旨申斥”制度。
“奉旨申斥”是另一种羞辱大臣的方法，皇帝要羞辱谁，可派太监当朝“申斥”他，被“申斥”者要跪在殿下敬聆。清代的太监都是粗人，他不管娘老子地在那个倒霉的大臣耳根子旁痛骂一阵，因为太监是代表皇帝骂的，不能质疑、反驳，更不能回骂，被骂者有时被骂哭了……（摘自《发现另一个中国》 王学泰 著）
一个“廷杖”，一个“奉旨申斥”，把“庄严”的朝堂弄得与市井差不太多了；一个打，一个骂，把士人的人格尊严剥夺殆尽了。
现在我们来说说清代三朝元老，《康熙字典》、《雍正实录》，以及《明史》、《国史馆》、《清会典》的总纂官大学士、军机大臣张廷玉的故事。
张廷玉是康熙三十九年的进士。在康熙一朝就已历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到雍正一朝更是得到重用。清史稿《张廷玉传》说：“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雍正皇帝是如何倚重张廷玉的呢？史料上说，雍正五年(1727)，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雍正则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 张廷玉受雍正器重，当然是有原因的。清史说：“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皇帝口授几句，他就可以当场伏地挥笔而就，每天不下几十次。由此可以看出，张廷玉文笔之好。雍正识张廷玉，显然是从喜欢他的文章开始的。再则是帮助雍正设立军机处。张廷玉在任军机大臣期间规划和建立了军机处的制度，加强了中央控制，提高了效率。清史说：“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从此，军机处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并深深影响了清代中后期的全部历史。再者，则是张廷玉的勤勉。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户部、吏部、翰林院，又担任国史馆和其他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工作忙碌。雍正经常召见他，从内廷出来，到朝房办公，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几十上百人。他经常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处理事务。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可以这么说，在雍正一朝，张廷玉同皇上的关系，已到了“名曰君臣，情同契友”的地步了。如皇位继承这样极其重大的事情，雍正在其去世前三四年即已拟定，当时只给张廷玉看过，后又让同为顾命大臣的鄂尔泰作为旁证。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和感情，雍正特别立下遗嘱，要张廷玉以及鄂尔泰在其身后“配享太庙”，就是死后进入皇帝家庙到地下去陪伴雍正。
名士张廷玉最终难逃皇权淫威
到乾隆即位后，初始对前朝重臣还表示尊重，后来就越来越不以为然甚至有戒心了。在专制制度里，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皇上个个都充满着防范心理。而天子又基本上把士大夫阶层当作可以利用的对象，用完了，用旧了，用厌了，就弃之如敝屐，像一双旧鞋子一样扔出去了。这就决定了皇上与土大夫之间关系的脆弱性。
但张廷玉是一个极小心的人，乾隆一时也找不到什么茬。乾隆十年，因张廷玉的部属在皇后祭文中误用了一个词，乾隆大加斥责。皇上的小题大做让张廷玉感到心中不安。因此，在乾隆继位之后，张廷玉已不断地示意在北京的家人亲属，以各种事由先后辞官回家。他自己也屡次上奏，要求退休回家。这段历史，清史稿中有大段记载。
三朝元老张廷玉深知，以他在前朝的地位，要想继续呆在京城皇帝的身边是很危险的了，他决定请求退休回安徽桐城老家。其实，张廷玉的父亲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也是清代著名大臣，在京做官多年，张廷玉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在朝廷为官，一家老小都是地道的北京人。张廷玉说得一口圆润的京腔，我甚至都怀疑他听不听得懂老家桐城那浓郁的方言。还有，桐城离我的家乡安庆只有100多公里，我深知那儿的气候，冬天潮湿阴冷，又不像北京有暖坑等取暖设施，当地人冬天脸上手上长冻疮是非常普遍的。作为一个已经80岁的老人，这样的冬天是很难过的，可张廷玉还是一心想告老还乡。但数次上奏，都被乾隆驳回了。有一种说法，乾隆既不想重用张廷玉，又觉得此人知道的事情太多，怕他回乡说些不该说的话。直到乾隆十四年冬，张廷玉再次提出了回乡的事情。不过，这一次，他不敢再说退休，只说是“暂归”，乾隆这才允许张廷玉致仕(辞官之意)。
张廷玉在感谢皇上恩典之时，重提了先帝雍正之遗命——他死后“配享太庙”的事情，希望皇上“立字为据”。乾隆听到这番话后就不高兴了，不过“配享太庙”是先皇的遗命，乾隆第二天给他颁了“手诏”赐之。这天因有大风雪，80岁的张廷玉让儿子代自己去谢恩了。乾隆竟然计较得大发雷霆之怒，要“降旨切责”。当时在皇帝身边值班的协办大学士汪由敦为张廷玉求了情，并把皇帝生气的事告诉了张廷玉。张廷玉得知后吓得赶紧于次日，冒着风雪颤颤巍巍地亲自上朝谢恩。吓得半死的张廷玉也不敢再提回乡了。
一年之后，张廷玉以为乾隆恐怕已经忘记此事了，准备早早登上返乡之路。不想就在张廷玉准备启程之时，遇到了皇帝长子永璜去世。张廷玉曾经做过永璜的师傅，因此必须参加丧礼。熬过了初祭以后，张廷玉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己准备返乡了，不料这又一次令皇帝勃然大怒。乾隆说，皇长子才过初祭，张廷玉就要南还，可见其对皇室并不忠诚。于是张廷玉被皇帝明令取消配享资格，灰溜溜回到了桐城老家。据说，地方大员为了避嫌，无一人出面迎接，只有一位侄子率几位家人，把他接进了老屋。
张廷玉刚刚平静下来，朝廷中又出了一件祸事：他的二儿子的岳父四川学政朱荃，在母亲去世后，为了挣点“考试补贴”，居然隐瞒母丧消息，“匿丧赶考”，为御史所参。 乾隆在处理这事时又一次想起了张廷玉。于是在处理了朱荃后，乾隆又决定，收回以往三代皇帝对张廷玉的一切赏赐，以示惩罚。乾隆十五年八月，钦差大臣德保来到了桐城。张廷玉率领全家老少，跪在门口迎接。他早早已经把三代皇帝赏赐给他的字画、珠宝、衣服器物收拾装箱，准备交给德保。不想德保从安庆知府那里借来了二百名兵勇把张廷玉的家抄了。结果，张廷玉家并没有多少财宝，德保把抄家过程中翻出来的所有带文字的东西：书籍、文章、信件乃至便条都带走了。
据说是，德保出京之前，乾隆把他召到宫里秘密嘱咐，到了张家，要严格检查张廷玉的私人文件及藏书，看看其中有没有对乾隆的怨怼之词。抄到这些东西后，德保审查了半个月一无所获。 这次抄家，引得朝庭内外全国上下议论纷纷。乾隆也觉得此事做过了，不得不下了道谕旨，说是德保弄错了旨意。皇帝发布上谕，宽免张廷玉与朱荃这样的卑污小人有染的“罪过”，又借题发挥把张廷玉痛斥了一顿。经过这最后一次打击，张廷玉日日呆坐家中，终日沉默不语。乾隆二十年，张廷玉终于死了，享年83岁。
士人，或者说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官僚……他们是最应该拥有尊严的一群人。他们人格尊严的丧失与人文精神的沦落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的品格气质，直至今日。在皇权独大，一家专制的社会，不可能塑造出大写的“人”，也不可能找到全身心真正快乐的人。
士人和士大夫阶层也是国家的管理者。国家管理者是这样一群不快乐的人，社会中被管理者谈何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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