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小就是个没心没肺的傻大姐，没早没晚的疯，脑子里乱七八糟稀奇古怪的想一大堆，例如：告诉小朋友们汽车来了，你如果躺倒中间就压不到，而且还现身说法。发动小朋友担粪为各家的花施肥，搞得臭气熏天。上学随时带伞，不想上课了，就把书包藏到伞骨架上逃学等等。男孩子会的我样样行，长大后有一回和母亲姐姐妹妹聊天说起我小时的劣迹，一算和院子里的男孩几乎全干过架，有时被打得鼻青脸肿，多数是别人家长带着小孩来告状。母亲说，某某到结婚生孩子后她才安心下来，十几年心里一直背着包袱，因为小时打架被我踢伤了小鸡鸡，他母亲放过话，以后影响了生育还要追究。所以，我对家里的状况几乎是不知情，就连姐姐、妹妹小时的事我都没什么印象，只是知道爸爸在外地工作一年回家一、二次，姐姐是妈妈的探子，妹妹是个跟屁虫，如此而已。到自己结婚有了孩子后，才慢慢的体会到母亲的累，母亲的苦，去体谅一些我们不能理解母亲的地方，去认真的倾听她的述说，她的唠叨和苦闷。这才逐渐知道了她的整个人生轨迹.....
母亲一个人走出山村后，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报考了一所技工学校，然后分配在长沙工作。因为打小就是自己管自己，加上地主崽子的身份处处受人排挤，所以她不管在工作上或生活母亲都非常认真、好强，一是怕受批斗，二是怕别人瞧不起，三是不服输。这种心态和性格让她辛苦了一辈子，心苦了一辈子。
父亲的童年是非常幸福快乐的，祖父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父亲是家里的老幺，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从小聪明机灵，读书过目不忘，深得一家人的宠爱。父亲生于1934年，解放的时候15岁，那年他读高中。他人生中第一个变故，是祖父被土匪绑票，因为祖父母自己穷扒苦做，祖母一双小脚都下地耕作，有钱了就置地买田，所以被土匪打得死去活来都不愿家里人拿钱出来救他（钱都被他藏起来了），最后土匪都没法，看他奄奄一息了，才把他丢下山来。第二个就是解放了，农会抄家，家里曾经请过的长工翻身做主后，穷尽其能的折磨祖父母，当父亲考上哈工大去上学的时候，家都回不了了，是大伯父偷偷的送了一点钱给他，才有了去上学的路费。大学里，父亲是靠着二姑妈的接济度过的，（二姑妈很漂亮，在读医专时被南下的姑父看中结婚，跟着姑父回了北京。在哈尔滨寒冷的冬天，父亲冷得实在受不了，就在身上裹牛皮纸，我参加工作后有时加夜班，父亲还在教我这一招，要我实在冷了就在衣服里加几张报纸挡当风寒。第三个变故时在大学苦读四年又专修一年俄语后，中国和苏联断交，他的梦想一瞬间灰灰湮灭（到苏联留学，当一个伟大的建筑师。）不适应北方生活的他，回到家乡工作，和母亲同一个单位。
父亲身高有174CM，那时正当年华，英气逼人，身上透着知识分子的那份儒雅，在父母工作的那个小小的单位是绝对的男1号，但在那个论出身，讲成分的年代，一个地主崽子成分，一顶臭老九的帽子，让他在被心仪的姑娘狠狠唾弃以后，彻底毁灭了那残留的一丝自信和尊严。后经人介绍，和母亲结了婚。母亲身高150CM，胖胖的身段，非常普通的容貌，她非常爱父亲，而父亲是为了逃避，所以，注定母亲在婚姻感情上站永远的下风。结婚不到一年，父亲调走了，选择了他所谓的对口的专业，选择了一个人的漂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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