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末五代时期契丹崛起,耶律阿保机多次企图南进中原地区。此值沙陀出身的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克用与朱全忠争霸中原,及李克用的后人与朱全忠的后人相峙之时。李克用了李存勖(后唐庄宗)南灭后梁,北敌契丹,终庄宗之世,契丹未能深入中原。对此司马光评论“同光之世,契丹不能深入为寇”是由于投奔契丹的汉人韩延徽的作用。胡三省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庄宗之世,契丹围周德威,救张文礼,局尝不欲深入为寇哉!晋之兵力方强,能折其锋耳,岂延徽之力邪?''宋代积弱不振,对于契丹、女真等民族的南进,没有意志、决心进行反击,只有采取忍辱苟和的政策,因此胡三省又把战胜的原因片面地归结于单纯的兵力强弱。今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认为'当时后唐兵力尚强,可以抵御契丹贵族的侵扰”。然而后唐废帝李从坷承明宗李嗣源战胜契丹之余威,也只能坐视石敬塘援引契丹入中原,导致国破家亡。兵力的强弱固然是战争胜败的基本条件,但单纯的兵力强并不能有效地抵御契丹。何况李存勖灭后梁同时还要抵御契丹入侵,往往显得兵力不足。一旦契丹入侵,只有全力以赴而放弃后梁,以致对后梁的战争往往前功尽弃,最终灭梁也是孤注一掷,奇袭取胜。鉴于石晋自甘献土,宋人懦弱,对契丹不战而屈,笔者认为李存勖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北敌契丹,与其对契丹南进的主导思想所体现的和战政策密切相关。晋对契丹因形势的变化而采取了不同的和战政策。概括起来,916年晋攻取幽州之前,对契丹奉行以和为主的政策,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乘机向中原地区谋求发展,壮大力量。之后随着契丹南进加剧,晋转而对契丹奉行坚决反击的政策,对契丹南进及河北地区的亲契丹势力进行坚决打击。
二、
在唐末藩镇争霸,李存勖攻取幽州之前,晋鉴于要全力对付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对日益强大的契丹奉行以和为主的政策。晋与契丹的约和始于李克用时期。《旧五代史·武皇纪下》云:“天二年春,契丹阿保机始盛,武皇召之,阿保机领部族三十万至云州,与武皇会于云州之东,握手甚欢,结为兄弟,旬日而去,留马千匹,牛羊万计,期以冬初大举渡河”。《辽史·太祖纪》对会盟之事也作了记载,“明年七月,复讨黑车了室韦,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结为兄弟。及进兵击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辽史·地理志五》也有记载,“李克用既而所向失利,乃卑词厚礼,与太祖会于云州之东城,谋大举兵攻梁,不果”。后唐与辽史臣都从自己立场出发,掩饰了双方约和的真正意图与动机,因此有必要对李克用、阿保机会盟的真正意图进行分析。
李克用在中原战场失利同时,日益强大的契丹开始侵扰李克用的代北地区。唐光化三年(900年),“契丹犯塞,寇云中”。唐天复二年(902年)七月,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攻下九郡。”此时李克用处于汴州、幽州、契丹三面包围之中。因此天复二年(905年)的约和和会盟并非如《旧五代史·武皇纪》所言是为了兴复唐室而号召阿保机会盟。《通鉴考异》所引《庄宗列传))道出这次会盟的真正原因。“及钦德政衰,阿保机族盛,自称国。天复二年,大寇我云中,太祖遣使连和因与之面会于云州东城,延中帐中,约为兄弟。”直接触发李克用与阿保机会盟乃是因为契丹寇云中。因此,从李克用方面来讲,会盟约和的真正意图在于消除契丹对代北地区的入侵,希望在自己元气恢复之前避免和契丹之问的直接军事冲突,同时还希望契丹对幽州刘仁恭进行打击,进而借助契丹兵打击朱全忠,解除对自己的三面包围之势。《旧五代史》、《通鉴》都沿袭《庄宗列传》:(克用)曰:'唐室为贼臣所篡,吾以今冬大举,弟助我精骑二万,同收汴洛,阿保机许诺。',(亘)李克用父了在与朱梁争夺天下时往往以兴复唐室为号召,后唐史官对此粉饰,掩盖了李克用会盟的意图
对契丹阿保机来说,受李克用之约欣然前往会盟,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阿保机称帝前后在族内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因此也在族内外寻求支持。当阿保机向族内寻求支持的同时,李克用仲出会盟的手,阿保机马上前往定约、赠马。《辽史》也是把阿保机说得冠冕堂皇,仿佛只有李克用对阿保机有所乞求,而阿保机对李克用则无所乞求,事实恰恰相反。《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载,阿保机对李克用背盟后,即派遣使者到朱梁,奉表称臣,以求册封。梁亦遣使至契丹,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册封为甥舅之国。阿保机不能如约,朱梁也未尝册封。阿保机与李克用会盟后朱全忠称帝,此时阿保机马上把注意力转向中原地区更有实力的割据者,并迫切得到后梁明正言顺的册封,无疑是想得到大国的册封,政治上得到声援,以便巩固其本人在契丹的统治地位。由此可知,阿保机与李克用会盟除了想逾越幽州障碍外,也想从政治上得到李克用的声援,加强自己在契丹的统治地位。
李克用与阿保机会盟时双方意图、心态各异,因而决定了会盟以后阿保机不能如约而背盟,导致李克用的怨恨。李克用企图招引契丹打击朱梁未能如愿,但却奠定了沙陀约和契丹政策的基础,缓和了双方在代北地区的冲突。李克用之了李存勖继位后继续奉行对契丹以和为主的政策,这种政策直至后梁贞明三年(917年),契丹大规模入侵幽州而中止。李克用卒,李存嗣位,“遣使告哀,赂以金增求骑军以救潞州。(阿保机)答其使曰:'我与先王为兄弟,
李存勖对契丹的政策,随着形式的变化而不同。在晋攻取幽州之后,与契丹直接毗邻,双方关系从以和为主发展为以战为主,李存勖对契丹南进的企图采取坚决反击的政策。
契丹对中原的企图首要目标是幽州,但由于幽州有险可依,幽州节度使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幽州始终是契丹南进最大的也是最难逾越的障碍。然唐末五代初幽州的变化,给契丹南进造成有利条件。后梁乾化三年,李存勖遣周德威攻取幽州。此时河北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河北地区的割据势力惧怕李存勖的强大,有唇亡齿寒之忧,故纷纷求援于契丹,这促使阿保机比以前更积极地策划南进。
对于李存勖来讲,契丹入侵,河北地区亲契丹势力与契丹的勾结使其陷入腹背受敌的地步。对契丹问题的处置直接关系着李存勖对后梁战争的成败。《五代史闻文后唐文》载:“世传武临终,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且日阿保机与吾把臂而盟,结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程,今背约附贼,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司马光对这段材料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但不管怎样,即使出于后人附会,却说明李存勖对契丹的处置,影响着灭梁的战争。因此,李存勖当契丹入侵晋境时,宁愿舍梁而对契丹及亲契丹的势力进行坚决的反击。
李存勖与阿保机的首次军事冲突,据《辽史·太祖纪》所言乃是双方对叛降人员的接纳。辽太纪神册元年(916年)八月,阿保机率兵三十万号自万,自麟、胜攻陷晋蔚州,擒晋振武节度使李嗣本。同时求货于大同防御使李存璋,存璋斩其使;契丹围存璋于云州。时李存勖与梁夹河而战,闻讯亲自率兵救云州,至代北,“契丹闻之,引去,王亦还”。鉴于契丹对代北的入侵,李存勖加强防务,提高绿边军镇的防御地位,大同防御使升级节度使,仍以名将李存璋镇守。此次契丹寻衅入侵,由于李存勖及时回军反击,阿保机便撤出晋境,也不敢与晋正面争锋,然而却奠定了李存勖以武力坚决反击契丹南进政策的基础。
后梁贞明二年(916年),李存勖之弟威塞军防御使李存矩,在新州奉命募山北部晓勇及刘守光之卒南下从晋军伐梁,存矩严苛,众谋作乱,杀存矩,拥寿州刺史卢文进还新州,周德威遣兵追讨,卢文进帅众奔契丹。后梁贞明三年(917年)三月,卢文进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弃城而遁,契丹以卢文进部将刘殷为刺史。李存勖命周德威攻新州,旬日不克。阿保机亲自率军三十万救之,周德威寡不敌众,大为契丹所败。契丹乘胜围攻幽州,周德威遣使告急晋王。夏四月,晋王命李嗣源将兵先进,阎宝率镇定军继进,又命李存审将兵接援。李嗣源、阎宝、李存审三将会于易州,自易州北循山而行,李嗣源率三千骑为前锋。至幽州六十里,与契丹兵遇,大败契丹。
王郁诱诏契丹阿保机,曰:“镇州美女如云,金帛如山,天皇速往,则皆己物也,不然,晋王所有矣”。阿保机悉发部而南。十二月,契丹攻幽州,李绍宏婴城固守,契丹军长驱直入,遂围涿州,旬日攻克,擒刺史李嗣弼,进攻定州。王都告急于晋王,晋王自镇州率军五千救援,又遣神武都指挥使王思同将兵狼山以南拒契丹。
晋王至新城,巡骑言契丹兵前锋已宿于新乐,渡沙河而南。晋王自率铁骑五千先进,契丹万余骑见晋军惊逃,晋王分军追击,获契丹王之子。契丹兵渡沙河,桥狭冰薄,坠河溺死者甚众。阿保机在定州城下,败兵至,举众退保望都。晋王追击望都,契丹逆战,晋王率亲军万骑先进,李嗣昭引三百骑横击,契丹大败。经过以上几次战役,李存勖消灭了河北地区亲契丹势力,重创了契丹入侵。庄宗之世,阿保机几次对晋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幽州作为藩屏的尝试,在李存勖的打击下,彻底破产。虽然晋失幽州之营、平二州之险,但契丹依然不敢大举深入。
综上所述,沙陀出身的唐河东藩镇李克用、李存勖父了在建立后唐过程中,随着形势发展变化,对日益强大的契丹企图南进中原采取了不同的防御政策。简言之,晋取幽州之前,李克用、李存勖先后对契丹大体上奉行以约和为主的政策,解除契丹对晋代北地区的军事压力,遂得以专力河北、河南地区发展,并恢复了李克用与朱全忠争霸中汴对晋的重创。晋取幽州后,李存勖对契丹奉行以坚决反击的政策为主。李存勖虽然一度曾想与契丹继续和好,无奈阿保机志在取幽州作为藩屏,在此情况下,李存勖对契丹及亲契丹的势力坚决打击,致使阿保机对中原的企图破产。因此,后唐在建国过程中能有效地抵御契丹南进,兵力尚强固然是基本条件,但其对契丹南进的主导思想及采取的抵御政策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