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有曰：“夫子为⑴卫君⑵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
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为也。”
注 解
杨伯峻《论语译注》：
【译文】冉有道：“老师赞成卫君吗？”子贡道：“好罢；我去问问他。”
子贡进到孔子屋里，道：“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道：“是古代的贤人。”子贡道：“［他们两人互相推让，都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结果都跑到国外，］是不是后来又怨悔呢？”孔子道：“他们求仁德，便得到了仁德，又怨悔什么呢？”
子贡走出，答复冉有道：“老师不赞成卫君。”
【注释】⑴为——动词，去声，本意是帮助，这里译为“赞成”，似乎更合原意。⑵卫君——指卫出公辄。辄是卫灵公之孙，太子蒯聩之子。太子蒯聩得罪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逃在晋国。灵公死，立辄为君。晋国的赵简子又把蒯聩送回，藉以侵略卫国。卫国抵御晋兵，自然也拒绝了蒯聩的回国。从蒯聩和辄是父子关系的一点看来，似乎是两父子争夺卫君的位置，和伯夷、叔齐两兄弟的互相推让，终于都抛弃了君位相比，恰恰成一对照。因之下文子贡引以发问，藉以试探孔子对出公辄的态度。孔子赞美伯夷、叔齐，自然就是不赞成出公辄了。
朱熹《论语集注》：
为，去声。为，犹助也。卫君，出公辄也。灵公逐其世子蒯聩。公薨，而国人立蒯聩之子辄。于是晋纳蒯聩而辄拒之。时孔子居卫，卫人以蒯聩得罪于父，而辄嫡孙当立，故冉有疑而问之。诺，应辞也。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将死，遗命立叔齐。父卒，叔齐逊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其后武王伐纣，夷、齐扣马而谏。武王灭商，夷、齐耻食周粟，去隐于首阳山，遂饿而死。怨，犹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贡不斥卫君，而以夷、齐为问。夫子告之如此，则其不为卫君可知矣。盖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其逊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则视弃其国犹敝蹝尔，何怨之有？若卫辄之据国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语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齐逊国而逃，谏伐而饿，终无怨悔，夫子以为贤，故知其不与辄也。”
解 读
陈昱哲：
这一则讲的是子贡借伯夷、叔齐之事问孔子对于卫出公父子争国的看法。两件事的共同之处在于都牵涉到具体境遇下道德冲突的两难问题，其中详细情节在《史记》、《春秋》中均有记载，这里不作赘述。而孔子的回答也反映了儒家的基本道德立场，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道德冲突下的评判标准
伯夷、叔齐让国出逃，孔子称其为“古之贤人”、“求仁而得仁”。按照朱熹的解释，伯夷尊父命，叔齐重天伦，因而两人逊国是“合乎天理之正”的。关键之处在于，父命与天伦之间是否有冲突。显然，当孤竹君立下遗嘱的时候，叔齐就已然处在一种两难的情况当中。尊父命则有悖天伦，重天伦则有违父命，无论做出哪种选择，都是有违道德的。与之相似的是，卫出公同样也是遇到两难的情况，尊父命则违背了王父之命，尊王父命却又违背了父命。为何在如此相似的情景下，得到的评价却完全相反呢？《论语正义》中给出的解释是：“然叔齐亦是父命立之，及父死，不复拘执父命，而让国伯夷，与辄之坚执王父命而辞父命者相反；若伯夷则又遵守父命，而终让国不受，与卫蒯聩之弃父命而争国者相反。”这里，矛盾的重心不在伯夷与蒯聩，前者尊父命，后者违父命，两人的道德评价基点已经确立，并没有处于两难的境遇。问题在于，叔齐让国是违反父命，卫出公不让也是违反父命，《正义》却认为两人相反。恐怕评价不同的原因在于叔齐让国，而卫出公争国。当处于道德冲突的两难境遇中时，单单以道德原则本身对行为进行评价已丧失意义，还要看具体行为背后的动机。叔齐让国，在于他对兄长的亲亲之爱；卫出公争国，则丧失了对父亲的仁爱之心。“惟夷、齐之让出于亲爱之诚，其心无非求仁，而即得仁，尚何所怨乎？”（《论语正义》）因而，前者得仁，后者失仁。正如孔子所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儒家对内在仁德的要求是高于外在形式的，以遵守原则为名行不仁之事是绝对不可以的。
二、宗法制度下的忠孝之争
然而似乎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论语疏证》中引《公羊传》语：“‘蒯聩为无道，灵公逐蒯聩而立辄。’‘然则辄之义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这里从礼法的角度出发，认为家事应当服从于王事的。简而言之，当忠孝发生冲突，孝服从于忠。其后还引《孟子》中关于舜“窃负而逃”的故事，同样反映了忠高于孝的礼法观念。关于这点，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子贡通过问伯夷叔齐之事而自己推断出来的。不过孔子另外一位弟子有若的话也许可以提供一点线索，“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亦。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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