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无疑可以视为对《易经》中的实践哲学的一种阐发，《系辞》中许多话都是托孔子之名而言之，而就精神实质来说，孔子学说更是典型的伦理学说，就此而言，与老子的学说颇有相通之处。孔子比老子年轻20岁，据《庄子》所言，孔子曾问道于老子。
又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把编竹简的牛皮绳子都读断了三次（或多次）。显然，孔子正如老子一样，也在努力从《易经》中寻求做人和治天下的道理，因此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易经》属于儒家经典，并且致力于从儒家思想来解读《易经》。
但这一做法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如陈鼓应先生在其《周易今注今译》一书的“前言”中就认为，这种所谓的“不刊之论”实际上“使得《周易》的研究一直被局限在狭隘的范围内，对《周易》经传研究的肤浅、片面甚至曲解都与此相关。”
他还在该书的“商务印书馆重排版序”中大力强调《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应同属于道家思想的经典，从哲学史的观点看，其重要性远远胜过《论语》《孟子》《大学》，虽然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其影响力可能不如后三者。
所以《周易》从哲学的眼光看更应该归于道家经典而不是儒家经典。为证明这一点，他提出了四点理由：
（1）天人关系、天道和人道在思想上的紧密联系具见于“三玄”，而孔子则“罕言天道”，“其视线则仅限于人事”；
（2）“三玄”着重讨论了宇宙论与人生论上的变动观，而孔孟则从不思考万物变化及其法则的问题；
（3）阴阳学说主要来自老庄，《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则“不及一见”；
（4）“老子的道论成为历代哲学理论的基石，而《易传》的道论，见于《系辞》者两条，一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前者乃对老子（四十二章）道与阴阳关系所作的综合的诠释；后者则是以命题形式对老子道器观念所作概括性的表述。……而孔孟则从来没有形而上道论这类的哲学问题意识。”这四点理由都极为雄辩。
然而，平心而论，把《周易》归于儒家经典的说法亦未可贸然否定。目前大家比较公认的通行说法是，《周易》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共同的源头，它既是道家经典，亦是儒家经典。但这两家对于《周易》的关系其实是不一样的，对此却不太有人仔细加以辨析，陈鼓应的说法至少把这一点表达出来了。
据此我认为，说《周易》是儒家经典，是因为儒家的伦理思想从根本上说都是源于《周易》；而说《周易》是道家经典，则是因为老庄所重点发挥的是《周易》中的“伦理学之后”的哲学思想。当然，“伦理学之后”和“伦理学”肯定是有密切联系的，但层次是不一样的。而正是这种不同层次，也就导致了老子和孔子伦理思想在具有诸多重叠处之外，也含有某些明显的差别，比如前者表现出超然世外的意境，后者则局限于经世致用的倾向。
所以，当我们比较中西哲学的形而上学时，只能以老子和他的道家学说来作为中国古代形而上学的典型标本，代表中国传统的“伦理学之后”而和西方传统的“物理学之后”相对照。原始儒家里面确实缺少形而上之维，以至于黑格尔根本不承认孔子的学说是哲学，而只认为是一些日常的道德说教而已。
诸子百家
除了儒、道之外，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及其后学源流，鲜有不从《易经》中寻求自身的形而上维度的。正因为如此，《易经》被誉为“大道之源”、中华传统文化的总汇或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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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对《易经》的解读也就因角度的不同而有了种种不同风格，如医家解读出了“医易”，阴阳家、星象家、风水学家解读出了“科学易”，兵家和武术家解读出了“武道”，象数学家解读出了“数学易”，如此等等，更不用说法家对变易之道和纵横家对爻卦思维的发挥了。
这与《易经》本身从根源上就带有卜筮技术的性质有关。所有这一切引申与儒家伦理思想以至于道家的伦理学之后相比都是低层次的、具体操作层面的，但又是可以与之兼容的。儒道两家也同时包含有这些低层次的要素，作为自己理论的必要补充，因为如前所述，中国一切学问都带有实用、实践的色彩，不是技术实用主义就是政治实用主义。
儒家从荀学过渡到韩非顺理成章，老庄则是各种实用技术的玄理，尤其是治国方略的渊薮。儒道都将技术实用提升到了政治实用，又从政治实用落实到技术实用。但道家特别将政治实用再提升到了形而上学，建立起了一种政治伦理“之后”的人生哲学，这是其他各家所未达到或不感兴趣的。
所以我们谈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主要就谈道家（和道家所解释的《易经》）的形而上学，也就是我所说的“伦理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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