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的逻辑：爱伦·坡小说研究

爱伦·坡小说研究中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在于坡的作品是否具有寓意表征的自省意识,迄今大致存在四种代表性观念:

(1)坡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者”只强调结构美学,而基本与“寓意”无缘;(2)坡将朗费罗(Longfellow)等人的寓意表达斥为“说教式异端”,但颇具悖论的是,坡本人即是“严肃且颇具影响的说教诗人”;(3)坡的小说的确有所寓,但却并非创作者的主观意图,而是“歪打正着”的无意识体现;(4)唯美主义作为“体裁观”主要适用于坡的诗歌创作,而坡的某些小说则在关注形式美学的同时不排斥 “以隐蔽、精妙的方式传达道德寓意”。

第四种观念在笔者看来具有两个突出之处:一是确认坡的小说并不缺乏寓意;二是暗示坡的寓意表征具有隐性逻辑策略。遗憾的是,多数批评者只注意到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这一断裂意味着小说的故事层与寓意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被搁置,从而造成阐释上的过度相对主义。多样化的寓意发掘当然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但是读坡的小说却恰恰需要不时地绕过那一常规套路,到钟表的内部看看机芯、发条和齿轮,因为那正是小说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称其为“元文学故事”(metaliterary tales)。这是本书的缘起,也是笔者首次较为系统地将坡的小说创作(诗学)置于寓意发生的逻辑界面之上加以考察的尝试。

（艾伦·坡的雕塑）

作为一种在国际学术界并不陌生的方法论,“界面研究”注重在对两个原本看似疏离的现象层面(作为前提的“界”)加以“打通”;而要实现此“打通”,则必须有一个切入口——此即所谓的“面”。就本书来说,故事层与寓意层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界”,而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则是用以“打通”的“面”。这一点对于研究坡的小说而言至关重要;如霍夫曼所暗示,“坡是一个分裂的人。我们如果不顾及他的胡诌便无法理解他的天才,同样,我们如果不顾及他的天才也就无法理解他的胡诌”。在此基础上,本书将坡的认知逻辑视为一种“元语”(metalanguage)构造,凭借它可以弥合坡的小说在故事与寓意之间的逻辑断裂。伴随文学发生学批评方法的有效运用,当下批评界愈发关注坡的小说究竟传达了何种 “寓意”。毋庸说,这一趋势业已因手稿发掘、版本考证以及阅读史调查而时常陷入相对主义的阐释困境。

批评者们讨论的是“坡的寓意是什么”,而不是“坡如何传达寓意”,换言之,他们在研究爱伦·坡小说寓意的过程中常忽略一个事实,即坡并不仅仅着眼于“寓意”的具体内涵,而是更为热衷于设计寓意表征的逻辑路径;阿多诺 (Theodor W. Adorno)将 “这样的坡”称作现代艺术“最初的技术专家”,而坡本人则更为辩证地强调逻辑表征与目标寓意之间的有机关联——“为了逻辑而逻辑”同样是不可取的。

就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而论,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表现为批评者惯于将坡的逻辑机制仅仅与其推理叙事相联系,而一旦触及非推理类小说则忽略“逻辑”对于寓意表征的潜在作用。譬如厄舍屋的倒塌往往被视为哥特式恐怖的高潮节点,却从未有研究者追问那一“倒塌”的文类演进意义;事实上,通过研究厄舍屋倒塌背后的逻辑必然性,我们不仅可以深入洞察坡的创作意图,而且也能够将作品置于新媒介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探析哥特小说自身的文类革新与进化策略。又譬如“红死魔”的化装舞会若仅仅被当作瘟疫之灾的终极狂欢,则会极大地弱化其内在的仪式表达,更无从在人类学语义框架下审视欧洲中世纪以降直至维多利亚时代的化装舞会传统。鉴于此,本书拟将聚焦点从寻求静态的寓意本身转向故事层与寓意层之间的交互地带,通过对小说的逻辑表征及其认知理据进行考察,实现跨主题、跨文本乃至跨文类意义上的多重“打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本书的八个章节:“坡的小说诗学:三个逻辑之争”“文学与控制论:基于坡的小说考察”“视差与表层阅读:从坡到齐泽克”“厄舍屋的倒塌:坡与'德国风’”“'游戏之外的事物’:坡与游戏”“催眠·电报·秘密写作:坡与新媒介”“'红死魔’、化装舞会与文学仪式”以及“'双重束缚理论’与坡的替身小说”。

将坡与逻辑加以并置考量的尝试历来都难免流于一种约定俗成的批评定势,即坡的逻辑经不起推敲抑或只是徒有其表的玄虚之术。然而,这种观念本身恰恰早已为坡本人所坦承,进而造成此类研究陷入客观上的冗余之说。事实上,坡所关注的与其说是诗学的逻辑,倒不如说是逻辑的诗学,也即将逻辑当作诗学的表征模态,通过对正统逻辑加以戏仿而实现对诗学本质的突现。

鉴于此,“坡的小说诗学:三个逻辑之争”拟聚焦于《创作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我发现了》(Eureka)以及《椭圆画像》(“The Oval Portrait”)等几则直接或间接映射文学逻辑现象的作品,分别探讨坡的小说诗学中时常发生的“主题与效果之争”逻“辑与直觉之争”以及“'名’(name)与'物’(the thing named)之争”,并在此基础上力图说明坡往往采取折中美学(aesthetic of eclecticism),模糊上述二元对立的边界,从而实现其小说诗学上的“因果循环”“逻辑直觉”以及鲍德里亚式的(Baudrilardian)“拟像先置”,使它们成为坡的诗学“突现论”(emergentism)赖以建构的核心组件。

无论是《创作的哲学》,抑或是《诗歌原理》,均显现出坡对文学创作系统的强烈操控意识;而与此同时,西方控制论(cybernetics)学者们又不乏神秘地偶或提及《被盗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或是“梅伊策尔的自动象棋机”(Maelzel’s Automaton Chess-Player)。有趣的是,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控制论正凭借某种近乎“群体无意识”的认识论面相蛰伏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乃至于文学竟然在控制论专家眼中亦被视为“阐明机器逻辑的'前控制论’方式”。然而遗憾的是,既有的少量文学控制论研究几乎均以后现代小说为对象,且多聚焦于科技伦理抑或先锋诗学;更为突出的是,将文学控制论局限于诸多以现代控制论为潜在依据的后现代文学,不仅在内在逻辑上造成了批评冗余,也恰恰意味着在本体价值上忽略了文学控制论的审美普适性。在此语境下,坡的创作哲学因其相对于现代控制论的客观时距(尤其是它本身那不乏传奇色彩的诗学操控意识)而更易成为文学控制论的批评原型。鉴于此,“文学与控制论:基于坡的小说考察”那一章节拟因循从拉康的“研讨会”到维纳 (Norbert Wiener)的“自动机”(automaton),从卢曼(Niklas Luhmann)的 “社会系统论”到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的 “心灵生态学”(ecology of mind),再从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的“自创生”(autopoiesis)到海耶斯(N.Katherine Hayles)的“后人类”这一条控制论思想线索,以期重新考察坡的诗学操控策略,重点厘清“诗性直觉”/“机械理性”以及“情节偏离”/“整体效果”这两组辩证二元论各自所包含的对立统一。通过对坡的经典短篇小说作品进行诗学控制意义上的细读与分析,该章着重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文本话语系统中同样拥有控制论意义上的 “反馈” feedback)与“稳态”homeostasis)这两大核心逻辑;(2)文学审美操控 (如坡的职业分裂人格所例释的那样)往往因其踟蹰在“无意识”的习惯认知与“有意识”的技术控制之间而陷入某种艺术悖论当中,但又恰恰因此而不乏“朴素地”映射了现代控制论自身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理论扬弃;(3)热力学第二定律基于“熵增”与“热寂”的“悲观目的论”使得文学控制论获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借助艺术的拟真机制将“美”从维纳眼中那针对熵增所作的“局部的、暂时的抵抗”转化为莎士比亚在“第18首十四行诗”(Sonnet18)当中所宣扬的“永恒的抵抗”。

坡的“诗学控制论”尤其体现在其所崇尚的“秘密写作”(secret writing)策略当中,它强调通过“游戏之外的事物”对作为阐释策略的“侧目而视”进行认知规约;而这一内在循环回路得以发生的基础正在于坡的“表层逻辑”——如那封被藏匿于眼皮底下的“被盗的信”所示。

基于以上认识,“视差与表层阅读:从坡到齐泽克”那一章重点关注了西方阅读史上围绕“深层”与“表层”模式历来存在的潜性或显性的理论争端。这一难以消解的二元对立使得现代文学阅读呈现出两大流派:以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 “深层阐释/怀疑阐释”(depth hermeneutic/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以苏珊 ·桑塔格、斯蒂芬 ·贝斯特 (Stephen Best)、伊芙·塞奇威克等为代表的“表层阅读”(surface reading)。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齐泽克在其理论著述中构建的“视差”(parallax view)学说客观上将爱伦·坡的“侧视”(作为一种文学认知理据)演绎为一种富于哲学批判精神的“斜视”策略,为当下方兴未艾的文学“表层阅读”实践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认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长期以来批评界在“深层”模式与“表层”模式之间构筑的壁垒。通过重新聚焦上述两种阅读模式之间的辩证关联,该章着重指出:(1)文学阐释在“表层”与“深层”之间的二元对立就其本质来说理应被消解为“表层”结构自身所固有的内在否定;(2)坡与齐泽克在视觉认知上的“巧合”拥有其本质上的认识论之必然性,也即通过边缘化的视角对自然化的“表层”加以“侧/斜视”,使得文本内部原本沉默的罅隙、断裂与悖论现身;(3)“视差 ”理论指导下的文学“表层阅读”能够对潜在的庸俗表象批评实践加以反拨与修正,从而将传统阐释学的“深层”图式有效地融合到二维性的 “表层”话语逻辑当中,使现代阅读的聚焦点回归黑格尔美学理念中那一由艺术赋予人类的独特“表面”。

当下西方兴起的“表层阅读”趋向说到底乃是根植于坡在其小说世界中早已预设的那种针对“深层阐释”的规避。正如哥特文学中作为经典道具的“面纱”在酷儿理论家伊芙·塞奇威克那里意味着苏珊·桑塔格眼中的“艺术情色学”(erotics of art),坡笔下的文本事件同样似“面纱”那般显现出不容忽视的表层逻辑。“厄舍屋的倒塌:坡与'德国风’”即以坡的小说世界中最为经典的表层事件“厄舍屋的倒塌”为例,在文类进化的意义层面上重新审视坡对于小说创作美学的独到理解。在《厄舍屋的倒塌》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走过的一个多世纪的批评历程中,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澄清:那代表着“庸俗”哥特文化的“德国风” (Germanism)何以进入坡所预设的“灵魂的恐怖”图式中?以此为出发点,该章重点考察坡本人在各类零散文献中围绕“德国风”所阐发的辩证观念,尤其是当下德国浪漫主义在坡看来所遭遇的“特定历史情境”—— “冲动精神为批判精神所包围”。这一对相互抵牾的进化“能量”为坡在电子媒介时代的文类发明找到了一位独特的见证人,麦克卢汉;其媒介学理念成为洞察“德国风”文类现象的天然视角:“德国风”一方面见证了机械哥特话语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所经历的修辞性“外爆”(explosion),另一方面也在以内省式的戏仿姿态召唤哥特文类演化的 “内爆” (implosion)而由此引发的美学坍缩又恰恰巧妙地通过厄舍屋的倒塌在字面及隐喻层面上同时产生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厄舍屋的倒塌还依赖于一个精巧的机关设置——“缺陷”不仅存在于“人”(基因病态)与“屋”(结构破损),还存在于批评界所忽略的最流于表层逻辑的“文”(文类抵牾),且“文”的颠覆性力量最为关键:伴随午夜风暴的“放电”奇观,借助吟诵“德国风”愚作(《疯癫之约》“Mad Trist”)那一“语言学事件”,叙述者无意之间施为的“疯狂仪式”使得厄舍的妹妹玛德琳(Madeline Usher)的破棺而出戏仿性地表征了哥特文类话语扩张的极致之境。这一不乏“电子化”的遥感进程从一个微观视角解释了麦克卢汉缘何将坡的文类发明视为电子媒介引入后而直接产生的文化影响,与此同时亦通过其所印证的“语言创造经验”那一鲍德里亚式的“拟真”逻辑,将玛德琳的死而复生演绎为一个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消解了距离的“超真实”(hypereality),继而针对以叙述者为代表的“德国风”庸俗批判者们实施了一场生动的以“灵魂式恐怖”为主题的文学情感教育。

爱伦·坡小说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其所富含的游戏元素,它们常见于情节、语言乃至创作哲学等诸多层面。坡之所以强调“游戏之外的事物”, 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它不仅贯彻了表层逻辑的二维空间布局(也即中心与边缘的偏正倒置),更突出了“秘密写作”赖以发生的独特语言规则——就此而言,坡的观念可谓预表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基于此,“'游戏之外的事物’:坡与游戏”那一章着眼于以荷兰著名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和法国社会学家罗杰 ·卡约(Roger Cailois)的游戏学说为理论观照,首先梳理整合坡在作品中尤为热衷描述的博弈游戏,分析它们围绕作者与(理想)读者所体现的叙事学模型;其次,聚焦于19世纪30年代曾在欧美引发广泛关注的“梅伊策尔的自动象棋机”,一方面探讨这一机械装置与坡的创作哲学之间发生的隐喻契合,另一方面就坡对此发明展开的科学解剖,分析其创作的“魔法揭秘”与坡/杜宾的博弈美学之间存在的有机关联;最后,立足于文学与哲学围绕“语言游戏”所产生的对话潜能,探求 “游戏规则”对坡的文学创作施予的语义增殖功效。

寓意的逻辑：爱伦·坡小说研究

于雷 著

书号：9787301334089

定价：78 .00

于雷，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外“中青年卓越人才支持计划”学术带头人，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哈佛大学富布赖特研究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出版学术著作两部，在权威学术刊物发表代表作30余篇；目前研究领域为19世纪美国文学、文类演进与媒介技术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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