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用长期观点来理解知识的有用性,仍然是把知识作为实现某种目的,诸如工作成效的一种工具。知识除了工具价值之外,还有内在价值。知识的有用性,不仅仅体现在能够提高工作成效(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工具性方面,知识的有用性还体现在塑造人的价值、提高人的素养、提升人的品位等丰富人生的目的性方面。这就与下面要讲的“育人”相关。
在中学阶段,“好学生”就是“学得好的学生”,而学得好就是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磨练出一套怎样学好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
进入大学后,“好学生”就不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学得好”的学生,而应该是“好学的”学生。“学好”与“好学”有很大区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的境界:“学好”是学习中被动的接受,而“好学”则是学习中主动的探索;“学好”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而“好学”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学好”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而“好学”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掌握知识,而“好学”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学”追求的是真理。“好学”远比“学好”更重要。
“好学”是懂得怎样学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别要强调“好奇”、“好问”、“好思”这三点。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多年前,4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学生座谈。当被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勤奋、努力这些学生们提出来的选项,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都说:“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有激情般地好奇。”
好奇是好学的第一要素,好学源于好奇。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我进一步的猜测是,人生来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说:“怀疑和争辩是犹太文明的特征。这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一千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数以百计。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发明坐标系的那位法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爱因斯坦把思考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说:“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造性思考,才会有批判性思考,才会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的一开头,就举出他在面试候选人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他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绝大多数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说明那些与“共识”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独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我希望在大学教育中能够改变“好学生”的定义,并改变学习的方式。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并且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伴随学生一生的,有关“怎样学”的能力。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但是,“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近年来在中国走向了极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教育如何体现“育人”?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所以,关于人的教育,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龙应台女士这样解读人文: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这从近期的“反腐”案例中可见一斑。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应该成为每一个学生用以经常提醒自己和检讨自己的格言。大学是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中,相对而言,我们更缺乏对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育人”比“育才”更根本——这是我对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这三个教育基本问题的回答,是我这些年来,从教育改革实践中悟出的教育理念。
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是从学生视角提出的问题。相对应的,从学校和教师视角的问题就是教什么、怎样教、为什么教。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在清华经管学院各个教学项目,包括本科、博士、硕士、MBA、EMBA中都进行了深入的改革。
虽然各项目的学生群体不同,学习阶段和学习目标不同,但是这些改革有一个一致的主线,就是把传统的以知识为核心的教育方式,改变为“三位一体”的教学方式,即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在这个“三位一体”之中,我们首先强调价值塑造,之后是能力培养,最后才是知识获取,并且在实施中更加侧重长期有用,以及有助于“育人”的知识。这正是对应着上述教育理念的具体行动。
每年秋季在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上,我都会为新生们讲话,向新生们传递新的教育理念。事实上,我在过去三年——2012年、2013年、2014年的三次讲话的主题,正好分别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学好’与‘好学’”“‘人’重于‘才’”。所以,这三个主题是我多年教育实践的结果。不过,今天我还是第一次把这三个主题放在一起讲,体现出我对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这三个教育基本问题的整体思考。
来源:赛先生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