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S03E30卡夫卡：异化的人群、绝望的生存，悖论的人生。
弗兰兹-卡夫卡于1883年7月3日生于奥匈帝国，逝于1924年6月3日，犹太人。20世纪捷克德语小说家。虽然卡夫卡短暂的一生中，留下的作品屈指可数，但在他的身上，始终萦绕着一丝忧郁的气质与一抹神秘的色彩。
卡夫卡
卡夫卡故居（布拉格）
与卡夫卡给人的感觉一样，卡夫卡的小说艺术也始终有着谜一般难解的魅力，他的出人意料的情节铺展、荒诞离奇的场景描写，以及冷峻而滑稽的文字，常常流露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的才能。卡夫卡的叙事具有耐人寻味的两面性，一方面他描绘出黯淡、残酷、荒诞的世界景观，辐射出痛苦、惶恐、焦虑、绝望的情绪；另一方面他的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冷嘲、怪诞和滑稽的情绪。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他以怪诞的笔法，为我们展开了一个离奇诡异的世界。而如果加以总结的话，我们可以说，卡夫卡通过他的笔，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异化的人群、绝望的生存，还有那悖论的人生。
而要讨论卡夫卡思想形成的原因，我们自然就要回到100多年前，追溯卡夫卡的成长经历与时代风貌。在策划卡夫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曾想说伟大的作品往往诞生于伟大的时代，但想来想去还是把这句话抹掉了，因为我们很难说清楚究竟怎样的时代才算得上是“伟大”，但我想个人毕竟也是时代的一部分，卡夫卡生活的时代虽然绝对谈不上伟大，但有了卡夫卡的存在，也赋予了那个时代伟大的元素。而卡夫卡之所以成为卡夫卡，也许正是那个特殊的时代中，多方面维度所共同合力的结果。
首先，是“焦虑”的时代。卡夫卡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从物质上毁灭了欧洲，而且也从精神上动摇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文化大厦。对理性的怀疑、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失落、对大规模战争的恐惧、对经济危机的焦虑，对现代生产中人的异化的担忧，所有这一切汇合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潮流，荡涤着昔日的一切，倾斜了人们所有的观念、信仰、思考和结论。欧美社会的现实矛盾使现代西方人动摇了传统的真、善、美的观念，动摇了宗教信仰，对人类的本性产生了怀疑，对未来的命运与前途深感悲观和焦虑。正是这样的焦虑感、孤独感、隔离感、恐惧感，成为了社会科学家们，自然包括作家们思考的主题和源泉。“上帝死了”、“打倒偶像”、“一切价值重估”等口号，深深影响了一大批现代主义作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改变了“人是以理性为主的生物”等传统观念，其对潜意识、本能的肯定，对现代主义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处于这一文化转型期的现代主义作家而言，文化批判、对人的异化的表现、对人的心灵的探索，正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其次，是“失衡”的童年。可以说，相比于那个焦虑的时代，卡夫卡的家庭生活对他的个人性格及写作，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卡夫卡生于布拉格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的父亲赫尔曼是在贫寒中白手起家的一位成功的商人，他意志坚强、精明能干、而且自信心十足。在卡夫卡《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高人一筹、坚忍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可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父亲，似乎一切与他意见相左的事都注定失败。卡夫卡是家中的独子，加之从小体质柔弱，所以母亲十分宠爱他。但与母亲不同的是，父亲赫尔曼对子女极为严厉，常常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子女，粗暴地干涉子女的生活，从不肯设身处地为子女着想，他对卡夫卡的行为总是满腹狐疑、冷嘲热讽。与强壮自信的父亲相比，卡夫卡则更多地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神经过敏、多愁善感的性格，从小就是个听话、顺从、文静、内向的乖孩子。父亲粗线条的教育方式想将卡夫卡培养成一个强壮、勇敢的年轻人，但事实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卡夫卡在父亲的不断训斥下，形成了优柔寡断、自暴自弃的性格，他的个性遭到了扼杀，他的自信被彻底地粉碎了，就像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就我的经历而言，学校和家庭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扼杀我的个性，而且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从来不能从我的个性中得到某些好处，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持久的自信心。作为对父亲的反抗，从中学开始，卡夫卡便开始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游离于社交圈子之外，转而专注于人的心灵和灵魂。
小时候的卡夫卡
卡夫卡与最小的妹妹
卡夫卡的三个妹妹
卡夫卡的父亲
18岁的卡夫卡
毫不夸张地说，父亲的影响伴随了卡夫卡在世的整整40年时光。多年之后，卡夫卡回忆与父亲在更衣室的情景时写道：只要一看见您的身躯，我心就凉了半截。我瘦削弱小、肩窄，您强壮高大、肩宽。我拉着您的手，一副小骨头架子，弱不禁风，光着脚丫子站在木板上。此时此刻，我的心灰冷了。再说，我们之间类似的差距至今还存在着。不仅小时候，即使成年之后，卡夫卡仍然是一副瘦骨嶙峋的样貌。在写给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是我所知道的最瘦的人。可见，与父亲的身体的差距，不但使卡夫卡在父亲面前总有一种自卑感，并且影响了他对外界的正确认知，就像卡夫卡自己所说的那样：不单单在您面前，在全世界面前我都觉得自己可怜，因为您是我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
所以，无论身处何处，卡夫卡都有这种弱势感，他不断在自己和周围的事与人之间作出对比，结果总是促使他更加恐惧和更快地放弃。如果卡夫卡只是比父亲身体弱一些，情况就会好得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逐渐走出父亲的阴影，开始自己独立的生活。但从社会底层白手起家进入中产阶级的赫尔曼，在精神上同样占上风，对卡夫卡来说，父亲的话，不管多么地欠缺逻辑，或是没有道理，都是难以反驳的。父亲的精神威严强大得让卡夫卡感到有些神秘莫测，他所能做的就只有服从。他不敢、也无力反驳父亲的话，因为父亲代表着绝对的权威，他无法与之匹敌，所能做的只有在自己这方面妥协。父亲的影响就像一片巨大又难以驱散的阴云笼罩在卡夫卡周围，裹胁着他干任何事都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唯恐引来父亲的针砭。其实，卡夫卡并非没有意识到父亲对自己无所不在的影响，他曾对父亲提到过：我是在您的沉重的压力下进行我的一切思维活动的，哪怕我的想法与您的想法不一致，我也一样是处在您的沉重的压力下，而且在这种时候尤感压力之沉重。
卡夫卡对父亲完全失去了抵抗力，这种服从慢慢扩展，几乎变成了一种逆来顺受，以避免冲突。他对自己完全缺乏信心，尽管读书时成绩优秀，却总是担心不及格，甚至为此作弊。他渴望独立，渴望通过婚姻建立自己的家庭来摆脱父亲的影响，但对自己能否处理好写作与婚姻的关系，能否真正地离开父母生活，却没有把握。最后，为了避免二者的冲突，卡夫卡终生未婚。可以说，几乎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克服的困难，在卡夫卡那里就变得困难重重，他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就放弃了。卡夫卡的格言是：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所以当他感受到外在的矛盾时，不论这种矛头是否指向自己，卡夫卡都采取一种回避的状态，实在不得不面对时，也是犹豫不决，无法下定决心。
最终，卡夫卡总是以自我责备，结束对每件事的评价，推翻了前面所下的结论。就这样，卡夫卡形成了充满矛盾又复杂的性格。这正导致了卡夫卡悖论的思想。而且，卡夫卡的悖论不只是简单的荒谬或自相矛盾，而是肯定之后又否定，否定但又肯定的正反兼容。是一种为回避对立，而永远得不出结论的循环思维。
形成卡夫卡特有思想的第三点原因是“失落”的民族情感。身份认同对于常人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每个人都能不假思索的给自己一个确切的身份，我是中国人，到哪都是中国人。但对于卡夫卡，“身份”却成为了他背负终生的精神枷锁，而这正因为他来自犹太民族。犹太族我们都很了解，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无比光辉灿烂的文化，被视为“上帝的选民”。但同时，它们又是多灾多难的，自从公元前64年罗马将军庞培占领巴勒斯坦，到公元73年和135年犹太民族大起义遭到镇压，幸免罹难的犹太人就流散于西亚、北非、欧洲和其他地区。从此，所有犹太人就成了没有祖国、备受歧视和心灵扭曲的流浪者。19世纪末，欧洲反犹太潮流一浪高过一浪。犹太民族的处境给了卡夫卡精神上很深的刺激，使他感到自己是个失落身份的异乡人，一个在充满敌意环境中生活的精神飘泊者。犹太族由于人数少、力量薄弱，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从来就是强权凌辱的对象，正如卡夫卡所说：他们莫明其妙地被拖着、拽着，莫明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肮脏的世界上，而这种处境对于卡夫卡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在他的书信、日记中，卡夫卡多次都提到了他的民族和人民所处的尴尬处境，他经常提及犹太孩子在学校和社会上所受到的种种歧视、凌辱和不公，他曾这样说：我们这个族类繁殖力特别强，每一代都不计其数，一代排挤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在其他民族里，儿童会受到尽心的照料，会替儿童办起学校。我们没有学校，我们的儿童，一个孩子刚出世，他便不再是孩子，在他的后面已经有新的孩子的脸。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别的族类因此而妒忌我们，但我们就是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
这种情绪，贯穿了卡夫卡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仍然极度渴望拥有自己的祖国和自己民族所构成的家园。卡夫卡曾写道：你有你的祖国，因此你甚至可以抛弃它，而这大概是对待自己祖国最好的方法，尤其因为它那些不能抛弃的东西人们并不抛弃。可是我没有祖国，因此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经常想着如何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事实上，在卡夫卡的内心深处，一直埋藏着一种挥之不去、欲罢不能的犹太情结。诚然，他希望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屹立在世界的舞台上，于是在情感上，他寄予了对犹太同胞凄惨身世与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同时，他更对自己所面对的在布拉格发生的反犹浪潮感到无能为力，而自己那受保护的生活更被认为是令人作呕的耻辱。但卡夫卡并没有一味的同情下去，在民族情感上，他似乎也有矛盾之处，他在同情被历史遗弃的犹太人的时候，也看到了犹太民族本身存在的巨大缺陷。他曾说：他们每一个看上去像是一个傻瓜，一个贵族的犹太人被杀害，他们就立即大笑，向一个叛逆者出卖自己。当被揭露的谋杀者服毒自杀，并呼唤上帝的时候，他们就跳起舞来，狂喜地将双手放在络腮胡子旁边。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他们十分的轻贱，一有什么压力就朝地上一躺，很为敏感，他们干巴的脸马上就能大哭起来，可是一旦压力过去，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的重量，便立即往高处蹦跳起来。不过即便如此，卡夫卡也多次强调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当然了与此同时，他依然对犹太人表示了决然的厌恶。1919年，他的小妹要嫁给一个没有钱的基督徒，父母气恼反对，但卡夫卡却支持说：跟约瑟夫结婚比嫁给十个犹太人都好。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使对犹太复国主义，卡夫卡也颇有微词，他曾说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恶的时代。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名实相符的，比如现在，人的根早已从土地拔了出去，但却在谈论故乡。
这就是卡夫卡。一个不同寻常，满身悖论与矛盾，令人匪夷所思的卡夫卡。他的心中确实有一个巴勒斯坦情结，但这种情结绝非仅仅停留在一般人理解的水平上。他很少介入，但却保持着确定的姿态，他只是在遥望，或是在文本中、在经过净化的心灵中，孤身一人走向他自己的巴勒斯坦。由此可知，卡夫卡那失落的民族情感，既是他充满矛盾的悖论式人格的成因之一，也是他悖论式人格的表征之一。一方面，民族身份的失落使他有漂泊无依的孤独感，这种强烈的无归属感，使他渴望得到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看来犹太人的种种丑恶，卡夫卡又惧怕自己犹太身份的认定。似乎冥冥中天注定，卡夫卡必将在爱与恨的民族情感中循环徘徊。
造就卡夫卡的最后一点，就是“卑微”的尊严。卡夫卡一生时间基本上都居住在布拉格，当时的布拉格属于奥匈帝国，奥匈帝国在生产方式上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化，但在政治上，却实行君主立宪。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如一只硕大无比的怪兽，既使人兴奋激动，又吞噬着无辜的一切。虽然物质极大的丰盛了，但人的自由度却降低了，人们在精神上的异化则加深了。而君主立宪的国家政权对外侵略扩张，对内则奉行高压统治。一方面，奥匈帝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与者，在大战中无数的生命殒落，人们的生命前所未有的脆弱，这使人们的精神受到巨大冲击，生命的稳定感和安全感被破坏了。另一方面，内部的强权高压统治，与所有专制制度一样，强调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已经觉醒的个体的人，在强大的政权机器面前感到渺小无比，生命的尊严遭到践踏，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束缚，精神和肉体遭到摧残。
总之，焦虑的社会、失衡的童年、失落的民族民族情感，加之在专制国家中卑微的尊严，所有这一切，合力造就了神秘莫测、充满矛盾，但又无比伟大的卡夫卡与卡夫卡的思想。
而要说卡夫卡，我们自然要从他的作品开始着手。与卡夫卡的名气相比，卡夫卡的作品数量着实与他的名气不在一个层次之上，不过作品多少并不是伟大的要素之一，就像节目的长短并不是衡量一个节目的好坏一样，短照样可以满足我们。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主要有《判决》、《火夫》、《变形记》、《在流放地》、《观察》、《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与祈祷者的对话》、《与醉汉的对话》、《巨响》、《桶骑士》与《万里长城建筑时》。长篇小说主要有《美国》、《审判》与《城堡》。虽然很少，但我相信绝大部分绝大部分人，唯一看过的可能就是《变形记》，因为这被选入了高中语文教材。当然了，我也相信看过中的绝大部分人也已经忘差不多了，不过没关系，即便内容记不清了，你也一定对《变形记》中那种神秘的色彩印象深刻。当然了，最好再看完本期节目后，大家可以找来卡夫卡的几篇文章读一读，因为和小姐姐小妹妹们，聊点文艺的话题，那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一个充满文艺细菌的你，小姐姐小妹妹如何能够抵抗呢？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先来分析卡夫卡作品的文学性。作为现代主义的奠基者之一，卡夫卡被称为“现代主义之父”。卡夫卡的犹太血统、不幸的童年、狭窄的视野，赋予了他深刻的思想，同时也影响着他的作品，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风格，拥有着独特的艺术观和审美观。虽然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卡夫卡无所适从，甚至不能从家庭中独立出去。但卡夫卡的作品不一样，他的作品不从属于任何主义。不过，他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在后现代主义中，还是可找到他的作品的影子。同时，卡夫卡的作品又具有不确定性，延展性很强，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卡夫卡”。
卡夫卡写作是把他的哲学意蕴渗入到了作品之中，而他独特的叙事风格，正好完美地体现了他的意图，同时，也加重了作品的深邃，两者相得益彰。卡夫卡是把文学创作与人生体验密切结合于一体的少数作家中的一个。可以说，卡夫卡从来没有把文学当作文学来做，而是把它当作自己体验人生、思考人生的表达方式。这是卡夫卡小说独特的魅力，与卡夫卡独特的艺术观和审美观密切相关。卡夫卡的文学成就主要是通过自己不断探索的创作实践取得的，他没有,也不想建立什么理论体系,甚至于连一篇像样的有关论文也没有写过。但从他的日记、书信、札记和谈话中，我们可以零零散散地见到他的一些想法,虽不系统,但其基本倾向是明显的。那就是弃摹写，重表现。他反对传统的艺术法则，摒弃写实主义的方法，主张通过“自我”来再造世界。他把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从客观转向主观，从外部转向内心，把创作当作一种内在的需要。也就是说，卡夫卡不把创作看做纯美学的事，而看作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燃烧的过程。用卡夫卡自己的话说是：一切出于我表达个人内心生活的愿望。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就像歌里唱到的那样：我心中有个太阳，我心中有个月亮，我眼前有一片红花绿草，我听到小鸽子的歌唱。正源于此，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一气呵成的，也赋予了作品极大的感染力。
前面我们说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家庭因素与社会环境，造成了他与社会、与他人的多层隔绝，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而社会的腐败、奥匈帝国的强暴专制、政治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双重困扰、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经济的衰败，这一切更加深了敏感抑郁的卡夫卡内心的苦闷。于是，时时萦绕着卡夫卡的，是他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这些感受无疑也成为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
从卡夫卡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无论主人公如何抗争努力，强大无形的外来力量，都始终控制着一切，使你身不由已地伴随着恐惧与不安，最终归于灭亡。在渗透着叛逆思想，倔强地表现了不甘放弃希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式艺术内涵。所以，卡夫卡将巴尔扎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
事实上，卡夫卡追随过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的特点是，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自然主义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并企图以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卡夫卡也受过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高尔基等作品的影响，并对其十分赞赏。但卡夫卡的卓越成就主要不是因袭前者，再去描绘丑恶的客观生活内容，而是逃避现实世界，追求纯粹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慰藉，表现客观世界在个人内心心理所引起的反映。而那种陌生孤独、忧郁痛苦以及个性消失、人性异化的感受，正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所以美国诗人奥登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的话，那么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卡夫卡。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插一句话了，我们都知道马尔克斯、卡夫卡、昆德拉等等，都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的大作家，但另一方面，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读他们的作品，着实没感觉到什么荡涤心灵的震撼。其实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姿势水平不够，其根源正在于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现在我们读卡夫卡，有时候会不明所以，但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的话，面对纷繁的世事变迁与无力的个人抗争，此时如果你读到卡夫卡的小说，该会获得多么大的心灵共鸣。所以，任何作品都无法脱离时代去讨论。另一方面，毕竟我们现在还too young，当我们有一天经过了世事蹉跎后，也许也会对这些作品有更加深彻的感悟。其实这就和看球是一样的，以我们看来，我们丝毫不会觉得乔丹当年晃到抑或是推倒拉塞尔后，投中那记完成第二个三连冠的准绝杀的两分球有什么精彩的，但如果我们回到20年前，当时的芝加哥公牛是众矢之的，犹他爵士志在必得，乔丹顶着高烧与巨大的压力，如果那场比赛拿不下，抢七大战的胜负天平，也许真的会倾斜向爵士队，但乔丹做到了，所以那一球才成为了那个时代，以及整个NBA历史上的难以磨灭的印记。所以，文学作品也是同样的道理，脱离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仅仅是文学上高度，都不能称为伟大。说到这儿我不禁想到，为什么鲁迅的作品，至今读起来，依然震撼人心呢？
好了，不多说了。总之，卡夫卡的个人经历，使得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其间充斥的是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当然了，凡是都要辩证看待，忧郁中，其实也透露着不少卡夫卡式的黑色幽默，也许这正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冷眼嘲讽。后世的批评家们，往往过分强调卡夫卡作品阴暗的一面，但却忽视了其明朗、风趣的地方。其实，据卡夫卡一生的挚友捷克作家马克斯-勃罗德回忆，卡夫卡喜欢在朋友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读到得意的段落时会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来。
勃罗德
和很多大师级人物一样，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孤独地奋斗着。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作品引起了世界的震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经久不衰的“卡夫卡”热。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比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都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鼻祖。萨特、加缪、昆德拉等伟大作家，更是受到了卡夫卡极其深远的影响。
具体来说，卡夫卡的小说在艺术特点上，与19世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明显不同。他的小说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基本上没有发展变化，也缺乏现实主义作家极为重视的环境描写。卡夫卡平铺直叙地在讲述一个内容严肃的故事，语调平淡而冷峻，很难碰到绘声绘色的描述。而且卡夫卡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故事本身和人物的遭遇往往虚虚实实，飘忽不定。总之，卡夫卡的小说有三个“不讲求”，分别是不讲求故事的明晰性，不讲求人物性格的典型性，不讲求环境描写的具体性。卡夫卡的小说一般不交代具体的地点，没有确切的时间，也不说明具体的社会背景。所有这些特点都是源自小说内容的寓意性，卡夫卡的小说是寓言小说，不求社会生活画面的丰富多彩，但求深刻的哲理和寓意包蕴其中。在卡夫卡的感受中，世界是荒诞的、可怖的、令人痛苦和绝望的。世界上的一切都被一种力量巨大的权威所覆盖。这个权威高高在上，神秘莫测。它使人感到压抑和窒息，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卡夫卡小说中那种滞重、淡漠和沉闷的气氛，和这样的一个世界正相对应。为了更好地显示小说的哲理内涵，更深刻地表现世界的不可理喻，他卡夫卡惯于采用以下几种艺术表现手段。
第一种手段是象征。
象征是卡夫卡使用得最多、也是最成功的手法之一。卡夫卡常使用象征形象来表达他对社会关系的理解，这种象征是“卡夫卡式”的，它传达的意蕴既非不可理喻、晦涩难懂，又非意旨鲜明、一目了然，从而给人以一种神秘的印象。在卡夫卡创造的非现实的世界中，人和物尽管被描绘得细腻而平常，但都是抽象化的，或者说是 “物质化” 的抽象概念，失去了固有的本质，成为某种隐喻象征。比如在小说《审判》中，主人公约瑟夫-K的被捕、企图申诉，以及案件的起因与内幕，始终都是笼罩在云雾之中。那个法庭更是带有神秘色彩，它的存在模模糊糊，仿佛设在阁楼上，但它却有无限的权力，能决定人的生死命运。这无疑象征着一种与人类为敌的异己力量。再比如小说《城堡》中那个时隐时现、神秘莫测的城堡，对村民来说，是一直萦绕在脑际的权力巨魔，它就是专制政权官僚机器的象征。城堡就在眼前，但就是走不到那里。这象征着专制统治者与普通人民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有人认为《城堡》里的衙门与《审判》里的法庭，都是奥匈帝国国家机器的写照，是对官僚制度的讽刺。其实，这种解释并不符合卡夫卡创作的本意。事实上，这些形象只不过是奥匈帝国的现实提供给卡夫卡的“外在标记”而已，仅仅是一定的象征物。卡夫卡要做的，是企图从中挖掘人生状态的普遍意义，而完全无意于描绘具体的社会现象。
确实，象征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在现实主义作家那里，其外在标记和内在含义，也就是喻体和喻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象征的外在标记是从现实中提炼的完整的艺术形象。除了某种寓意之外，还可以独立地揭示某种现实。但卡夫卡则与现实主义作家不同，对于他来说，外在标记仅仅是某种符号，本身并没有意义。所以，跟许多“象征派”作家一样，卡夫卡常常泯灭了象征中的外在标记与内在含义之间的辩证关系，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比如说，他想要表现人的孤独感，就不会直接描写这种情绪及其种种表现，而是改变主人公的形体，使他与外界完全隔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变形记》，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以后，遭到家人的厌恶，被所有人唾弃，最后悲惨死去。卡夫卡通过使人变形，就斩断了他与社会、家庭的一切联系，更突出地表现了人的孤独感。所以，这个甲虫人只能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象征性符号，象征着一种可怕的孤独。另外，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以后，具有一系列特殊的生活习惯，比如随地拉屎等等，这一切跟象征的内容毫无关系，只是给人造成一种虚假的“真实感”，是一些“日常生活的附属物”，不仅不表示什么，反而模糊了象征的内容，更使它含混不清。
《变形记》
第二种手段是荒诞。这主要是指那些表现在情节与人物行为上，出现的违反常情与理性的情况。这里有“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荒诞因素占有重要地位。《变形记》中人忽然变成甲虫，《致科学院的报告》中猿变成了人，《审判》中K被荒诞地逮捕，又被荒诞地处死，《城堡》中的主人公无论如何也进不了城堡，以及《判决》中父亲判决儿子自溺和儿子执行判决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荒诞手法。所有这些诞妄不经的事，都来源于“世界是荒诞的”这一基本信条。
第三种手段是“逆说”。荒诞性虽是卡夫卡的艺术特色之一，但他并未止于荒诞。如果再进一步考察，我们便会发现，卡夫卡运用的其实是一种“逆说”或“反论”的手法。他所叙述的事情初看起来是荒诞不经和自相矛盾的，但细想一下就会看到其中包含着某种真实性。也就是说，表面上是“非”，实际上却是“是”，也就是“似非而是”。在卡夫卡的创作中，用这种手法所写的内容大量存在。比如小说《审判》中第九章《在教堂里》的“在法的门前”那一段就是明显的例子。某日，来了个乡下人，要求进法的门里去。但卫士说现在不能允许。乡下人又问，等一等是否可以。卫士说：有可能。但乡下人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年又一年，直到人老，生命垂危之际，他问卫士：既然所有的人都向往法，为何这许多年却未见有任何人来要求进去呢?卫士吼道：这道门是专门为你设下的。在这段故事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描写，比如卫士拿小凳给乡下人坐，和他拉家常，收他的礼物，但就是不放他进去。乡下人老了，却发现了卫士大衣毛领中有跳蚤，等等这些。乡下人等了一生，直至生命的结束，荒谬之至。但仔细琢磨起来，故事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一个不正义的社会，普通农民要想沐浴法律之光，是难上加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卡夫卡习惯运用的产生似非而是效果的逆说法。
第四种手段是独特的讽刺。卡夫卡的讽刺主要产生于对现实荒诞性的揭示。他的主人公为了正义或辨明真情而奔走，但经常是陷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困境。他越是挣扎，就越陷得深，甚至最后送命了事，比如《审判》中的约瑟夫-K的结局，这里面就蕴含着讽刺。卡夫卡小说中的讽刺意味往往与苦涩的幽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乡村医生》中的医生，本来是出诊治病的，却陷入了荒诞的境地。最后上了年纪的医生，赤裸着身子，冒着严寒，坐着从猪圈中钻出的魔马拉的车，在茫茫的大地上到处游荡。当然了，上面提到的《审判》中乡下人想进入法的门而不可得的故事，更带有明显的讽刺性。
2007年改编自《乡村医生》的日本动画
第五种手段是平淡、拙朴、凝重和冷漠的叙述风格。卡夫卡写的经常是一个在扑朔迷离的氛围中展开的荒诞故事，有时给人一种神秘和阴沉恐怖的感觉。写这种内容，作家当然不可能使用简练明快的语言。卡夫卡小说的语言风格特点是：平淡中透着冷漠，拙朴中透着凝重。这种语言风格与作品内容的朴素无华最相适应，但更重要的，这是卡夫卡作为作家的独特风格。当然，这种风格的形成同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感悟有关。现实生活的残忍，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卡夫卡是体会至深的。这位陷入深深痛苦与困惑之中的作家，在创作他的寓言性小说时，表现出的这种语言风格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除了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之外，卡夫卡对于故事叙述的视角也是十分讲究的。可以说，独特的视角，也赋予了卡夫卡小说独特的叙事风格。卡夫卡不管采取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都有其艺术的延展性，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更好的传达了卡夫卡所表达的寓意。这部分内容比较枯燥，我也不是文学评论工作者，我们就简单说一下。
当卡夫卡的小说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时，一般来说夹杂着对往事的叙述，也就是叙述者“我” 在经历某事件时，又在回忆过去，这种叙述具有很强的个人特色。比如在小说《一条狗的研究 》中，“作者”与主人公“我”是与故事同质的身份。“我”是孤独的、痛苦的，离群索居、寂寞孤独，只是做着我的毫无指望，但对我来说不可或缺的小小研究。叙述者以第一称的视角，以个人化的角度，深入“我”的内心，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讲述“我”的耳闻目睹以及复杂的内心世界。“我”在回忆年轻时期时,“叙述者”就有两种眼光交替，一个是作为叙述者的“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个是作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两种视角的交替，传神地描绘出了“我”现在的心境和“我”的成长。这种比较视角更能一目了然的使读者进入“我”的内心，从而了解“我”。在小说《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卡夫卡以“我”的视角道出了当我被人类逮捕后，在模仿人类中寻找着出路，在逐步的进化中获得了人性，但同时失去了自由。同样的，“我”以猴子的角度出发，也就是以个人化的角度，讲述着自己亲自经历的事，渗入了“我”的主观思想，但“我”的视角的局限，又造成了一种客观真实的效果。可以说，卡夫卡小说采取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将读者直接引入了叙述着“我”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这样读者就可以更自然地、更直接地接触人物细致、复杂的内心世界活动。
相比于第一人称，卡夫卡的作品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较多，而第三人称的叙事较其他人称的叙事要更具有客观性。当叙述者以第三称讲述时，他不再是一个与故事同质的戏剧化的人称，不再具有个人化的特征，这样他的观察角度就有可能不局限在某个人的观察范围之内，而是成为上帝式的全知全能的角度。在小说《变形记》 中，卡夫卡通过穿插进的不同人物的视角，将格里高尔的处境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这样便加重了文章的寓意，也就是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不论是亲人之间还是朋友之间，赤裸裸的都是金钱关系，有钱就拥有了一切，没钱就没有生存能力，就会遭到社会的遗弃，人与人之间的淡漠与隔阂竟然也会凌驾于亲情之上。小说《美国》通过卡尔在美国的经历，呈现给读者美国的不可接近。小说《审判》则通过约瑟夫-K让读者进入了当时的法院真相，感受到了法院的荒唐。总之，卡夫卡以他者的眼光讲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以他者的思想替代着自己不能直白的感受。不管是谁的视角，都传达出了卡夫卡所要表达的一种捉摸不透的幻境，以及一幅人物内心骚动不安的画面。
好，以上我们便从文学的角度说完了卡夫卡小说艺术特点。当然了，毋庸置疑的是，仅仅是高超的文学技巧，是不足以让卡夫卡登上神坛的。而卡夫卡之所以成为卡夫卡，正在于他的所有作品，所共同传达给我们的深刻内涵，以及其引起的广泛而强烈的共鸣。而这内涵便是，在特殊时代下，异化的人群与他们绝望的生存。
前面我们说了，卡夫卡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的世界。卡夫卡对这种异化有切肤之痛，这使得异化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主题。卡夫卡在小说中所敞开的异化世界是一个令人恐慌、不安而绝望的世界。他通过令人窒息的富于力度的语言，触及到了新的真实，把人类生存环境的悲剧性展示在世人面前。虽然他的小说与现实相差甚远，是虚拟的、极端的，但正由于此，他却把平和的现实撕开，展示出它狰狞的一面。卡夫卡告诉人们，人类的生存是悲惨的、绝望的、充满异化的，而毁灭则是无意义的、不可抗拒的。
在这样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我们面对的是危机四伏的生存。作为生物，生存是一切活动的基础，是第一位的。但是，卡夫卡以他怪诞的小说放大了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生存时时受到威胁，这种威胁来自每一个角落，甚至来自主体内心，而死亡则随时随地吞噬着人们，在朝不保夕的恐慌状态下，人们无法享受生命，更无法实现自我。在小说 《在流放地》中，勤务兵因为值勤时睡着了，没有在每小时打钟的时候向上尉的门口敬礼被判处死，但他却连辩护的机会也没有。在《判决》中，乔治-本德曼因为父亲的判决而投河自尽。在小说《审判》中，约瑟夫-K不知为何被捕了，四处求告申辩无门，在一年后的一个夜晚，被两个穿大衣的人带到城郊一个荒凉的采石场像一条狗一样被处死了。在小说《地洞》中，主人公“我”辛苦建立了庞大的地洞以躲避天敌的侵袭，寻求生命的安全感，这里有完美的伪装，有完善的防御设施，有四通八达的通道，有充足的食物，有随时可以逃生的出口。但即便如此，死亡的阴影也从未离去。由于那些“我”从未见过的、甚至传说都无法描述的生物，“我”一直生活在对死亡的恐慌中，并在恐慌的驱使下徒劳地将食物反复疏散又集中，对地洞不停地改造，听到一点风吹草动就恐慌万分，它虽然暂时还活着，却永远无法享受生命。这种生存的焦灼感、忧患感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比比皆是，表现了一战后西方人普遍的安全感的缺失。
卡夫卡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比如古希腊，人的发展是自然的、多元的，关注于人本身的。而当社会日趋复杂，物质日渐丰富时，人受到外界的挤压，逐渐失去了人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尤其是在工业革命后，社会分工更趋细化，“物的世界”空前丰富，而“人的世界”更趋狭小。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异化便不可避免的成为工业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卡夫卡不是一个社会学家，而是一个小说家，他在小说世界里，以人类扭曲的生存形象，表现了对“人的异化”的观察和忧虑，以及对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所有关系的抨击。
这种异化首先是物质对人的异化。具体来说，人的本性本在于他是什么，而不是他有什么。但是，人类创造了物质，却被他所创造的东西异化，成为了物质所折磨、所否定的东西。比如说，在小说《地洞》中，地洞本为保护“我”而存在，“我”拥有地洞。但是，为了守护地洞，“我”却沦为地洞的附属，以地洞为生活的中心不停地奔波，“我”依赖于地洞，要是长时间离开地洞，我会感到受惩罚似的难以忍受。于是，为了地洞的安全，我不停的改造地洞，在地洞里到处巡视，听到一点点可能破坏地洞宁静的声音，便发疯一般四处探寻，为了确信地洞入口的安全，“我”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在洞口的附近观察，甚至在地洞面临威胁的时候，为了我的地洞着想，不顾一切地朝他的喉咙扑过去。地洞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已属于它了。卡夫卡借此告诉人们，金钱是物质世界的最高代表，它使人能买到任何东西，善与恶、亲情与爱情都可以买到，人的价值可以以金钱标价，拥有金钱越多，人的外化生命就越大，而人的异化便越多。比如在小说《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是一位旅行推销员，为了偿还父亲欠老板的债，为了赡养父母抚育妹妹，他以不寻常的热情投入工作，长年累月到处奔波，低劣的伙食，没有朋友，起早贪黑，一切都为了将那些亮晃晃、圆滚滚的银币放在家人的面前，可以说他是成功的，他得到了银币，得到了家人的爱戴，他的外化的生命得到了表现。但他的自我却在日渐萎缩，只剩下仅有的一项，那就是做木工活儿。而工作不是他自身的要求，只是对他本人的压迫和否定，在这种强制劳动中，他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他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受到摧残，他已沦为金钱的奴隶。但是，当一天早晨醒来时，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失去了上班挣钱的资格，没有了金钱的支撑，他的价值瞬间贬为零，进而变为负数，连他深爱着的父母和一向亲近的妹妹，都把他视为可恶的累赘，以憎恨的目光把他视为怪物，粗暴地对待他，格里高尔终于在伤痛与饥饿中死去了，但此时，他的家人却感觉到了“新鲜空气中的一丝暖意”，三个人轻松地到效外闲逛，并憧憬着摆脱“负担”后的美好生活。
其次是社会对人的异化。人结成整体的社会后，社会给个体的人以安全感，但社会力量又在有形无形中制约着人，人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显得渺小无力，微不足道，个性尽失，这就是社会对人的异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分工更加日益细化，社会管理机构更趋庞大、复杂。在越发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单个的人更显得无比渺小，甚至成为微不足道的存在，“机构”成为了人的所有者和支配者，沉迷于其中的人对“机构”奉以宗教般的崇拜，处于它的淫威下的被它压得粉碎。比如在小说《在流放地》中，勤务兵在不负责任的官僚手中如猪狗般任人宰割，由于对上级不够尊敬而获罪，被判在经过十二个小时的折磨后痛苦地死去。身为统治机构一员的军官则以宗教的热情将机构奉为“十全十美”的，并将其作为上帝般顶礼膜拜。但是军官其实同样的深受社会的异化，在本质上，军官与勤务兵并没有什么两样。新任的司令官带来了新的机构，军官在新机构面前无所适从，终于被排除于新机构之外，一切对抗都无济于事，最终成为旧机构的殉葬品。小说《城堡》中，城堡作为权力的象征远不可及，但其权威却又无处不在，在K刚刚进入村子时，他便受到城堡的盘问，他的一切行动都在城堡的控制之下。两个城堡派来的助手如影随形般跟在他的左右。城堡以它的庞大复杂和神秘得到了人们的崇拜，它的一切决定都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无比正确的。K想进入城堡始终不能如愿，连面见办公厅主任克拉姆老爷都无法做到，他采取各种手段以获得在村子的定居权，却始终得不到批准，在强大的城堡统治下的一个小村子里，K就像一颗尘埃作着无谓的挣扎。小说《审判》中，个体的人即使是无辜的人，但一旦被法律机器卷进诉讼中，就终身无法摆脱，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它就坚信这个被告有罪，如果要消除这种信念，那真是困难万分，粮食商人布洛克为自己的案子申诉了五年，中间换了几个律师，但递到法院去的抗辩书全部变成了一堆废纸，他被弄得倾家荡产，本人也有些神经质；约瑟夫-K本来坚信自己的清白，但在复杂的法律诉讼过程中处处碰壁，精神上受到巨大压力并逐渐扭曲，虽然并不清楚自己犯了什么罪，负罪感却越来越强烈，最后竟真的相信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顺从地被两个陌生人处死了。
第三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在与自然界的长期对抗中，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自然而然地结合为集体，相互信赖，相互依存，集体社会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人类的群体性，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亲情，它构成了人们之间最为重要的联系纽带。但是，本应相依为命的家人却站在了对立的两边。在小说《判决》中，乔治与他的父亲每天在公司见面，一起用餐，晚上坐在共同的起坐室里各看各的报纸，却从没有也无法进行沟通，因隔膜而失去了亲情，甚至反目成仇。在内心中乔治全心全意地爱着父亲，尽心打理父亲开创的产业，关心父亲的身体，为父亲内衣上的污渍感到内疚，决定把父亲接到自己的新居去，尽心伺候年迈的父亲。但实际上，他却几个月都从未走进父亲的房间。强横的父亲则把他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对他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认为乔治要欺瞒他，“把他打垮”，“骑在他头上”。父亲任意贬低辱骂着乔治，把他说成是恶毒透顶的人，他拉拢乔治的朋友，诋毁他的女友，搜罗他的客户名单，最终因一件小事而判决他投水自尽。在这场亲人之间斗争中，乔治在父权的压迫下，失去了亲情，失去了自我，进而失去了生命。而他的父亲也把自己投入了孤独、猜忌与仇恨的深渊。从《判决》中，我们不难看出卡夫卡家庭生活的影子，卡夫卡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对自己家庭中父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这正是《判决》中矛盾冲突的现实版本。如果说《判决》中亲情的变异属于莫名的无奈，那么《变形记》中在外界压力下，亲情变为憎恶，则更显出悲凉的色彩。《变形记》中格里高尔深爱着他的父母和妹妹，他的家人也都感激着他，但当家庭的经济陷入困境后，亲人变成了累赘，亲情变成了憎恶，连一向最与他亲近的妹妹都坚持要将他弄走。格里高尔外形兽化了，但他的内心还充满人类的感情，即使在遭到的家人的嫌弃后，他还“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与之相比，他的父母和妹妹虽然依然保持着人类的外形，他们的内心却己魔化，《变形记》以格里高尔外形的兽化与其家人内心的魔化相对比，突出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即使是亲人之间的异化的可怕。
最后是个人自我的异化。失去自我本是由于外在世界的压迫，真实的自我应是向往自然，向往个性的飞扬的，然而，人们往往在异化过程中主动地摒弃自我，从而陷入异化而不可自知，甚至还洋洋得意的境地。在《致科学院的报告》中，“我”本是在黄金海岸自由自在的人猿，不慎落入猎人手中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笼子低得我站不直，而且又窄得我坐不下去。因此，我只得弯着膝盖跪着，身子无时无刻不在颤抖”。在外界的压迫下，“我”为摆脱牢笼，找出一条出路，那就是树立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变成人。“我”自觉地在燃烧的烟斗和鞭子的指导下，与训练“我”的人一起为消灭人猿的本性而斗争，最终“我”成功了，受到公众关注和欢迎，过上了人类的生活，“我”有“我”的经纪人，每晚都有演出，经常出席各种宴会、科学界的招待会和社会集会。但是，“我”的进化过程又何尝不是一个异化过程，“我”本应在丛林中与同伴一起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却完全迷失了人猿的本性，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虚伪地迎来送往，忍受着内心孤独，但“我”却已从心理上抛弃了人猿，鄙视人猿，一看到家中那头半驯服的小母猩猩的半开化野兽的凶光就无法忍受。“我”归根到底不是人类，因为当深夜回家后，“我”重新像一只人猿一样从母猩猩那里得到安慰，但“我”又已经不是人猿，那么“我”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面对人的异化，卡夫卡笔下的人物也做了诸多斗争，不过那只能是徒劳无功的挣扎，人们最终还是不能摆脱悲惨的命运。《城堡》中的K曾经以为可以在小事上获得胜利，为此他不停地尝试，最终却一败涂地，只在临死前得到一个已没有实际意义的准许。在小说《在法的门前》中，那位乡下人一辈子等在法的门前，他不时地向守门人请求，向他送礼物，想得到进门的许可，却直到死去都不能如愿。《审判》中的约瑟夫-K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四处奔走，想尽办法，却都无济于事。在反抗的火焰逐渐熄灭时，毁灭随之来临，这种毁灭不是解脱，更不是升华，它只是无意义的毁灭。《判决》中的乔治投水自尽了，连落水声都没有人听到，同时，依旧有一长串车子流水似地驶过了那座桥。《在流放地》中的军官以一种宗教的殉道的激情选择了自我处决，在其主体意识中，死是神圣的殉道，但客观现实却是，他的死激不起半点波澜，这种主体意识与实际情况的差异更突出了其灭亡的无意义及可悲。
在对异化世界进行描述时，卡夫卡是冷静而客观的，其主体意识始终与“中心”保持一定距离，坚守着边缘化的旁观立场。他冷漠地为人们展开了一幅幅残酷甚至血腥的面卷，结合他笔下夸张的场景、怪诞的人物、荒谬的对话，使他的小说的呈现出一种怪诞诡异的创作风格。这使他笔下的异化世界更加夸张变形，也就更给人以震撼。正如卡夫卡所说的，好的小说就当如一把“砸碎我们内心冰海的斧子”，让我们从昏睡中猛然惊醒。
今天的最后，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人公卡夫卡身上来，这就是最后一个话题，卡夫卡的悖论的人生。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卡夫卡式的悖论。这里面我们举出几个卡夫卡的原话。第一句话：我能够像其他人一样游泳。只不过我的记忆力比其他人都好，没有忘记当初不会游泳，然而，由于我没有忘记这个，所以，学会游泳对我毫无裨益，我还是不能游泳。第二句话：以往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提问得不到回答，今天我不能理解，我怎么竟会相信能够提问。但我根本就不曾相信过什么，我只是提问罢了。第三句话：相信进步意味着不相信进步己经发生，这其实不是相信。正常人看来，这都不是人话，但这几句话至少使我们看到，卡夫卡似乎在有意回避任何明确性，而只是把清楚的东西弄模糊，搞得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使思维在矛盾的两极之间，在是与非，可与不可，能与不能之间“滑动”。卡夫卡不谋求判断，也不寻求任何落脚点，使认识始终被裹在梦幻的云雾之中。所以，有人把卡夫卡的故事说成是一种“无法穿透的黑暗”。也有人有更为精彩的描述：始终无法解释的，是卡夫卡的写作艺术。那是一种似乎畅通无阻的穿过原始森林的散步，又好像在一个管理得很好的花园中徜徉；一种做出正在把结打开的姿势，而实际上却把结拉得更紧的努力；一种打开所有可以用得上的灯，却同时把世界推入黑暗中去的力量。也许，正是在通常的思维只能看到空虚的地方，对卡夫卡说来，才是'真正的’是与非可寻之处，而他的悖论式人生，又确切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一切的怀疑。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人生，卡夫卡都抱以最强烈的怀疑，甚至对自身也产生了信任的危机。漂泊不定的无归属感，离群索居的孤独感，如履薄冰的恐惧感，朝不保夕的忧虑感，构成了卡夫卡文学世界的整体氛围，也几乎成了他感知外部世界的心理基础。而这一切正源于卡夫卡心灵深处的无限怀疑精神。
对亲情，卡夫卡是怀疑的。卡夫卡的文章中，很多都暗示了他与其父亲的不和，以及他对这段亲情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前面我们说了，在小说《判决》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判决》正隐喻着卡夫卡同他自己的父亲的紧张关系。作为儿子，面对父亲的专横和乖戾，又恐惧，又不能割断感情上的联系。于是，作为主人公的儿子放弃得到理解和怜悯的愿望，他试图抓住最后的希望，主动照顾父亲，以求弥合两代人之间的感情裂痕，但他的行为却被父亲视为一种谋害，遭到的致命的惩罚，老子的一声“我命令你去死”，竟成了一道最高法官的判决令，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儿子年轻的生命。这也不难看出在卡夫卡的心中，父亲对自己的爱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是会因为一些微小的原因就会崩塌瓦解的傀儡。卡夫卡在不断地渴望得到父亲的爱的同时，也畏惧着看到这段情感的真相，那就是父亲对于他感情的薄弱与虚无。
对于亲情的怀疑，在《变形记》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格利高尔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这个天天为了一家人而东奔西跑的小公务员，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由，但是这又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成为了家人的负担。在天长日久的过程当中，他亲爱的妹妹变得厌恶他，他的父亲为他造成了致命伤，他的母亲希望它能够永远的消失，所有的人都为此感到疲惫不堪。但随着他生命的消失，家中竟然变得轻松的快乐。你也许会说，卡夫卡的思想带我们走进了一种对于亲情的极限境地，这种考验亲情的方式未免太过与尖酸和残酷，毕竟没有谁可以忍受同一个变成甲虫的人一同生活，即便他还拥有这人的情感人的认知。但其实，也正是这种极端的想法，才真正的反映出卡夫卡对于亲情的渴望，甚至达到了因为害怕失去而产生的惊恐。过分的担忧而产生的不信任，正是卡夫卡的症结所在。
对于爱情，卡夫卡同样怀疑。卡夫卡过度敏感和自卑的心理特性，注定了他在爱情方面是失败的。犹太法典上说没有妻子的人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于是这就成为了卡夫卡想要结婚的理由。拥有一个犹太人的信仰卡夫卡一度认为自己可以结婚，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在他的一生中，与四个女性交往甚密，并与其中的三位――菲利斯-鲍尔、格雷特-布洛赫和密伦娜-詹森斯有着频繁的信件往来。后来他说道：写信，不仅是与收件人，也是与写信人自己的灵魂间的一种交流，这种交流产生于所写的信里的字里行间。信里的吻别人永远也收不到，但是却能使灵魂在路上沉醉。但是，卡夫卡的爱情，也仅仅只是依靠信件才能维持的爱情，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根本没有和女人正常相处的能力。卡夫卡根本就没有信心去相信有一个人可以终生伴随他身边，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卡夫卡相恋最久的菲利斯住在柏林，并在那里工作。虽然距离布拉格只要6个小时的火车就到了，但这段距离足以保护卡夫卡。我们有理由相信，就算她住在布拉格，那么他们之间也就不会有恋爱关系。但是在卡夫卡决定要和他结婚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日记这样写道：不，放开我！不，放开我！我不停的沿着街道跑着叫喊着，她一次又一次的抓住我，这个妖妇那带爪的双手一次又一次从我的身旁，或者是从肩头伸过来，抓住我的胸膛。可见，卡夫卡这个胆小的男人，一直希望婚姻可以让他从父亲的阴影下逃脱出来，却从头至尾都不相信爱情。准确地说，在他正竭力地保护着为自己编织的孤独牢笼，不想因为任何人去打破它，从而以他的方式更好的保护自己。
密伦娜
卡夫卡与菲利斯订婚时的合影
对亲情和爱情的怀疑，最终便上升到了对人性的怀疑。卡夫卡曾写道：我们正在毫无希望地没落下去。只要看看窗外，就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人们在向何处去？他们想要什么？我们不再承认事物的形而上的秩序。尽管是一派喧闹，但人人沉默寡言，孤立其身。客观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相互关系已不再发挥作用。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困惑的世界里，所有的东西都象不能出海的帆船上的帆缆，吱吱嘎嘎地响个不停。卡夫卡犀利的抓住当代人在生存过程中的无存在感，以及心灵与价值观的空虚。他在不断对自己进行求索和询问，抒发着对这整个世界的怀疑。
卡夫卡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一场群氓的假面舞会。人们都藏起真面，不断掩饰真我，而世界就是一个表象的世界，一个由无数面具堆积起来的迷宫。人类永远无法到达包裹其内的“真理”的殿堂，无论建立、循从怎样的规范，人类终将徒劳地转徙于永恒的骗局里，不断陷入被骗和骗人的境地。于是，卡夫卡对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也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对人性产生怀疑。在小说《舵手》中，卡夫卡发出了寂寞而无奈的感叹。舵手和进行抢劫的陌生人搏斗，但船员们却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这是一种缺少同行者的孤军奋战。他只能发出寂寞的呼喊:这是些什么人啊。他们难道没有思想，白白地活在这个世上吗?这是卡夫卡对人性的怀疑，更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失望。
在异化的世界中，对一切的怀疑，终于导致了卡夫卡不可治愈的心理问题，而这正是他悖论式人生的第二点体现。
卡夫卡拥有比常人更加敏感的心灵和洞察力，他总是睁着他惶恐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就像戴上了放大镜敏锐的感受着这个世界，人性的丑陋和黑暗深深地刺痛了卡夫卡脆弱的心灵，同时也让他成为了这种痛苦的独自承受者。这正是他心理问题的直接诱因。
这种心理问题首先表现在一切可以粉碎自我的障碍。前面我们说了，卡夫卡曾说过: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但在我的手杖柄则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唯一共同的是“一切”。在生活面前，卡夫卡总是陷于深深的存在性不安而难以自拔。在卡夫卡的心中，世界是充满荆棘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顺利的完成。无数的障碍树立在面前，让胆小虚弱的他寸步难行。所以，打开他的作品我们很容易就能够看到这样一些景象。在小说《诏书》中，垂死的皇帝亲自派一个钦差大臣把他的诏书送到目的地。这位大臣捧着死人的圣旨要走出皇宫，但宫殿重重，宫墙叠叠，台阶无数，上上下下，总也走不到出口。出来在路上又遇到巨大的人群，他拼命挤呀，挤呀，挤不到尽头。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也不例外。最初在小说《美国》中，主人公所遇到的障碍还只是阶段性的，但到了小说《审判》中，障碍就频繁多了。到了晚年完成的小说《城堡》中，障碍的“密度”就更大了，几乎每走一步都遇到绊脚石。洋洋二三十万字的一部长篇小说，讲了多少个被“障碍”阻挡的辛酸故事！无怪乎卡夫卡感叹道:我思考的能力有限，但要超越的障碍却无限。这些具有离奇理由的障碍正是卡夫卡自卑心理的一种表现。
卡夫卡的心理问题也表现在无法摆脱的孤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人物身上的孤独，一方面是一种绝对的孤独。这种“绝对”的孤独，主要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分离，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人与自我的分离，以及人与世界的分离。但另一方面，人物又惧怕这种“纯粹”的孤独，渴望与别人融在一起，逃避孤独所带来的痛苦。但是，竭力地逃避孤独，却只能使自己陷入更加剧烈的痛苦，也就是更深层次的孤独之中，而人就处在这种孤独的悖论之中。
事实上，孤独，正是卡夫卡一切恐惧和痛苦的源泉，他深深地体会到孤独的滋味。但同时，卡夫卡也承认，孤独也是他进行创作的最好心境，他迫切希望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渴望绝对的孤独，只想单独地和自己在一起。他在33岁时一封写给情人菲莉斯的信中写道：我知道，小时侯我经常孤独，但那多半是被迫的，很少是自己等来的快乐。而现在我投入孤独的怀抱，一如河水投入大海。不过，在卡夫卡追求孤独的同时，对孤独又深感恐惧，妄图以美满的家庭、婚姻生活来取代孤独，可是他又如何放弃孤独的命运呢？卡夫卡就是生活在这种对孤独的悖论之中。1922年12月1日，身患重病的卡夫卡在给挚友勃罗德的信中写道：我害怕完全的孤独。但从根本上说，须知孤独是我唯一的目的，是对我的巨大诱惑。尽管如此，我仍然惧怕我如此强烈地热爱着的东西。这两种惧怕，象磨盘一样完全把我碾碎了。
晚年的卡夫卡
在作品中，卡夫卡总是刻意描写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的扭曲，深刻地描述这种扭曲造成的人的孤独感、苦闷感、恐惧感。这种孤独感在小说《城堡》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勃罗德对《城堡》这样评述：卡夫卡通过自传体小说的写法，把主人公简单称作K，他的主人公走过了孤独的生活道路，因此正是我们身上的孤独成分，才赋予这部小说以超自然的深度，后者以惊人的明晰性出现在我们眼前。另外，这仍然是一种非常确定的、比较微妙的孤独之感，一种深深地埋藏在我们心中的孤独之感，一种在安静的时刻就会涌上表面的东西。因为卡夫卡的主人公究竟还是一个充满善意的人，他既不追求孤独，也不以此为荣。正好相反，孤独是别人有意加在他身上的；因为就他的愿望来说，他渴望得到的莫过于成为社会的一个有活动力的成员，循规蹈矩，按照惯例与别人合作；他追求一种有用的职业，打算结婚和建立家庭。但是这一切都失败了。人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把K包围起来，使他陷入孤独的那层冰冷的外壁，决不是暂时的现象。
勃罗德的这段话使我们对卡夫卡作品中人物的孤独感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首先，卡夫卡及其笔下人物的孤独感是一种内在心境，是脱离外在性格而独立存在的；另外，这种孤独之感是“深深埋藏在我们心中”，是具有普遍性的，是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必然会经历的。
那么在这样的悲惨世界中，有没有可能逃脱呢？卡夫卡认为，方法是有的，而这就是死亡。所以今天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卡夫卡的死亡意识。卡夫卡曾写道：幻觉中一把宽宽的屠刀快速砍入我的身体，动作机械而且切割均匀，把我削成一块块如剃刀般的薄片，随着刀身的起伏四处飞落。可以说，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卡夫卡都在设想自己的死，为此他细心的设计出了很多精巧的方法。这些方法，在他那充满着大量对便秘和偏头痛的单调抱怨的日记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比如说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我的脖子套上了绳索，被拖着穿过一座房子底楼的窗户，而且好像是被一个不留心的人肆无忌惮的往上拉。穿过了所有的屋顶、家具、墙壁和阁楼，浑身流着血，全身被撕碎了直至上面的屋顶上出现那副空空的套索，它将我刚刚在冲破屋顶瓦片时残余的部分也丢弃了。
可见，正是日久天长的压抑和孤独，让卡夫卡寻找出逃脱的法门，而这便是死亡。在充满怀疑与悖论的生活之中，也许，死亡才是达到最后妥协与和解的唯一方式。小说《判决》中的儿子、《审判》中的约瑟夫-K、《城堡》中的K、《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这些主人公都以死亡来结束孤独。他们以死换来世界、家庭的重新和谐，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用死来捍卫自己的孤独，这是享受“孤独”与“恐惧”的最好归宿。死亡象征着抗争的绝望，象征着对孤独的最终肯定。事实上，卡夫卡通过死亡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死亡可以克服精神的物化，克服一切价值的纷繁复杂的疏离和异常，与一切通行的生活和思想形式彻底决裂。同时，通过这种生活和思想形式承担一切罪过和责任，从而获得彻底的解脱。
可以说，卡夫卡的一生都活在他为自己准备的悖论中，就像是一边生活一边为自己编织着牢笼。卡夫卡通过文学展示了自己脑海中一个梦魇般却极度真实的世界，走进这个世界，透过梦魇般地狱的表象，我们却能听到直达人类灵魂底部的呼喊和惊诧。卡夫卡表面上过着平静淡定的生活，内心却从未停止过的惊恐暴躁。他对家庭反叛又依恋，对工作厌倦又敬业，对环境绝望又屈从，对婚姻拒斥又向往，对写作狂热又冷静，对孤独恐惧又不懈追求。在人前他温文而雅，不缺礼数，在人后则过着足不出户，闭门锁屋的生活。他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健康向上，时而害羞的大男孩，而他自己则在孤独中构建着阴森恐怖、隔绝疏离的小说世界。他似乎将自己活生生的撕裂为对立的两半，一半穿着风衣每天穿梭在布拉格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是彬彬有礼的坐在事故保险公司办公室里接待来客的谦谦君子；另一半，则是蜷缩在地洞里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小动物，是迷失在雪夜里，满身疲惫、呼吸急促、绝望、孤独、挣扎在回家路上的乡村医生。一半是平易近人、热爱生命的卡夫卡，一半是时时被梦魇、恐惧包围着的卡夫卡。
这就是卡夫卡，在生命的悖论中无法自拔、不断挣扎的卡夫卡。在生活中，他是最无成就者之一，他终生都生活在布拉格这块方寸之地，作为一个单身汉几乎未曾离开父母的视线而过上一种独立的生活。而作为一名作家，他已经不是在向我们讲述一件件离奇的传说，而是将人性中最最直观的感受及情绪，毫无阻拦的宣泄出来，冲击着我们的灵魂深处，并产生强烈的共鸣。或许这就是这个懦弱男人的可贵之处，也是我们解读他心灵的最快捷的途径。
无论怎样，100年过去了。卡夫卡用尽一生写出的对于生命的不解和彷徨，使他在世界文坛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卡夫卡是与众不同的，他小说中的范畴结构难以重复。虽然说人的才智决无空前绝后之说，但是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却往往是空前绝后的，任何模仿都很容易成为不得真谛的拙劣手笔。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卡夫卡应该属于唐朝诗人李贺一类的鬼才，其奇崛诡秘绝非常人之思路所能及。而造成这一鬼才的原因，恰恰大部分来源于生活：由于太多的理想而加倍痛苦，由于太严肃的思考而越发荒诞。第一次大战的屠戮生灵，奥匈帝国的压抑沉闷，犹太人的命途多舛，以及对厄运的敏感，个人生活的暗淡失意，这一切都构成了卡夫卡荒诞的痛苦文学的现实基础。有人曾说，卡夫卡没什么了不起的，其无非是通过怪诞的文笔来暴得大名。但事实上，如果没有深刻的内涵，怪诞又算得了什么呢？一部作品如果仅凭怪诞两字便能取胜，那么读者不是太容易被愚弄了吗？所以，这样评价卡夫卡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他所有的代表作，无论是长篇的《审判》、《城堡》，还是短篇的《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绝食艺人》等等，都把人逼进一个凄惶迷茫的梦魇世界。似乎悬在半空，既不能着地，又不能起飞。又仿佛在焦虑和绝望中沿着一道没门的墙永远地走下去，但永远也进不了房子。法的大门敞开着，可是纵使你努力一辈子，也休想进去。中国皇帝的圣旨从深宫传出，穿过无数道殿堂庭院，怎么也到不了接旨人的手中。一切都异化得令人窒息，怪诞得不可思议。人退化成虫、猿变成了人、艺人以绝食为生、狗在从事自我探索、精密的杀人机器正在显示其最后的威力、阴森森的法院和城堡以其神秘莫测控制着人们。这些都是何等令人战栗的文学！
卡夫卡以其切身的40年生涯告诉我们，伟大人物不是没有矛盾的。相反，他们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之尖锐往往远甚于常人，正是这些矛盾激烈的对抗和碰撞，激发出了大智大勇的火花。卡夫卡这个有一点弱的天才，一生都活在巨大的悖论当中，无论是当时的社会所造成的还是家庭所给予的，但是正是在这样狭促的环境，却造就了这样一个奇迹般的人物和作品。也许，利刃折射出的锋芒，是智性的灵光，欲使之无比坚强，必先使其为经历所伤。
卡夫卡的一生是不幸的，不知道他视野中的世界，你能赞同多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赞同的，甚至可以说，我全部赞同。我相信，其实你也一样。有些事我们必须要独自承受，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岛，但每个人还是渴望依靠。很多时候，在茫茫人海中，苦苦不得的，是我的回音。我知道，那也是每一个人渴盼的来临。可我的声音，只是无目的地飘着，飘过很多的心，却从未遇到过那种来临。倒是看惯了来往错落的脚印，从冷落的原来，到了依旧冷落的如今。但另一方面，我还想说，世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的奇迹，我们心底里也都住着一个小超人。曾经多少我们以为走不出的日子，再回首，现在都已经成为了回不去的过去。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我相信，永远都会有一班回家的车，也永远有一个最爱你的人。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想要成为什么，我们热爱什么，这才是我们应该主动追逐的事物。过好每一天，对得起自己一天的起早贪黑，不浪费每一份愉悦的心情，开心时大笑，不愉时沉默，不必太在意别人对的看法如何，你只要不辜负自己，这便足矣。愿你可以做一个不被改变的人，一生都可凭一己之力为心爱之事奉上全部努力，保存对生活的热忱与敬畏，仪式感常在，善良也常在。愿你好好生活，用力去爱，即使遇到悲伤挫折，也不要沮丧，因为这世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愿有人珍惜你心里的柔软，也愿你的勇气能多一些，更愿你相信，远方的灯光，总会照亮世界。愿这世人所有的人，路无险阻，日月相伴，星辰为友。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只说一句话：希望你永远不会成为卡夫卡，但至少懂得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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