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劲松
拙作《蔡京四辅国》说：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崇宁五年（1106 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长竟天”。这本是自然现象，彗星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有时临近地球。但是，心术不正者却借此大做文章，攻击变法，胡说什么蔡京变法触犯天庭，不改不行。“帝以言者，毁党碑，凡所建置一切罢之”，并且免去蔡京宰相之职。所谓党碑，指的是元佑党碑。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 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因为这事发生在元佑年间，所以时人称司马光为代表的一伙人为元佑党人。蔡京上台执政时，为了继续推行新法，排除变法助力，就把他们称为奸党，并且还把他们名字一一刻在一块大石板上，后来立在开封城文德门，上还有蔡京的亲笔提词。这样的做法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令人叫绝的，它的出现多多少少反映了当时改革者的决心。今后谁胆敢反对变法，谁就要像元佑党人那样名字被刻在石头上示众，遗臭万年。彗星出现后，宋徽宗轻信谎言，罢了蔡京的官，摧毁了党碑等建置，这说明和宋仁宗、宋神宗亲政相比，宋徽宗显得逊色，立场不坚定，态度不端正。
次年即大观元年（1107 年），宋徽宗又起用蔡京辅国，复拜左仆射。后以南丹纳土，拜太尉；受入宝，拜太师。这是蔡京第二次辅国，时年 61 岁。之所以又让蔡京上台，继续领导变法，是因为对宋朝来说，不变法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而蔡京却是个不可多得的改革家。（《兴化军史稿》第154页）
——以上这些看法后来改变了。这是因为后来我是把蔡京和宋徽宗作为一对组合来对待，摧毁了党碑等建置，应该是他俩共同的决策。蔡京任相开始于1102年，1106年毁了党碑，这是一件好事。这说明当初建立，是为了打开宋朝政治新局面。那样做仅仅是为了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团结大多数。这是因为高太后当时复辟，支持者应该不止是碑上那些人，可谓是全国性的，最少几千上万人，甚至于连莆田郡守县令都卷入了。这才是问题的严重性。
拙作《蔡京与司马光》说：蔡京与司马光有一段交情，长期以来是是非非说不清。
有个网友读了笔者拙作《宋钦宗改辕易辙与蔡京之死》以后，评论说：“蔡京中进士，是在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当时王安石实行变法，蔡京力主新法，非常得王安石的赏识。后来王安石失势，司马光旧党当政，蔡京马上见风使舵，五天之内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司马光非常感动，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意思是说，假如天下人都像你这样奉法，那我什么干不成啊？哲宗皇帝继位以后，比较倾向于新法，所以又用章惇一党行新法，蔡京马上又把旧法废掉了。十年之间，蔡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个人的政治操守由此可见一斑。”
这位网友的论述让我大吃一惊。治史贵在“述而不作”，即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下结论，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恰如其分。历史实际首先要尊重，否则，那就是无的放矢，非犯错误不可。2002年底，笔者在《湄洲日报》发表了拙作《蔡京和王安石变法》，文中说：“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 年，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蔡京这个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成了被打击的主要对象。《重刊兴化府志》说，司马光秉政，复差役法，为期五日，迫蔡京等完成。京独如约，悉
改畿县差役，无一违者。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已而，台谏言京挟邪坏法，出知成德军……蔡京办事雷厉风行，连保守派首领司马光也不得不折服，当面称赞，但在反对派面前，这个兴化之子却无立锥之地，终被逐出京城，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明明历史记载仅仅说蔡京执行差役法一事，而这位网友却是“司马光旧党当政，蔡京马上见风使舵，五天之内就把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变成了蔡京是那时王安石变法的废除者，蔡京有这样的权力吗？我真不知他的这个依据从何而来？
而且历史实际尊重了，论述一旦错了也易于改正。例如上面那段论述，笔者那时采用流行性说法，称司马光是“保守派首领”，那是错误的。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王安石变法以后出现的历史巨着，这恰好说明他和王安石不是死对头，而是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最终俩人各自梦想成真，一个是改革家，一个是历史学家。司马光任宰相，当着高太后等人的面表扬蔡京，说明他“君子坦荡荡”，办事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他对蔡京不但没有成见，而且还有着用人的念头。与此同时也说明，蔡京没有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所以受到尊重。作为当代人，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自然更为深刻，他对蔡京的称赞，显示出他想为王安石“补台”的雄心壮志。但是，在高太后那里却通不过，蔡京等后来被赶出京城。
所以，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的不是司马光，而是高太后。要是高太后有宋神宗那样的雄心壮志，支持司马光为王安石变法补台，要人给人，要物给物，那么，在宋朝政治舞台上，一定还有
司马光的精彩表演。司马光后来没有当几个月就死去了，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不得志气愤而死。所以，蔡京与司马光的这一段交情，很能说明问题，帮助我们澄清了那些是是非非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莆田晚报》2013-11-05，《莆田文化网》发表于2013-11-05，到2022-11-28阅读量达78793人次）
所以，立碑就等于出了安民告示，首恶必办，其它不予追究。四年以后，彗星出现，人们议论纷纷，他俩目的已经达到，国家拨乱反正，出现大治局面，就来个顺水推舟，毁了元佑党碑，给他们重新安排官职，并没有一棍子打死。这样做，寛厚待人，使人感到皇恩浩荡，有着认真吸取教训，重新做人的愿望。这说明尽管那些人影响极恶劣，处理时还是给出路的，让他们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这样做有益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体现出宋朝有着重视人才、爱护人才特色，富有政治上批判从严，组织上处理从寛意识。这就是说，建碑的出发点本来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并没有想把他们一棍子打死。与此同时，这样做得人心，肯定感动了许多人，特别是那些人亲戚朋友。这说明到宋徽宗时，中国政治思想史有了新的起点。这是值得我们今天予以肯定的。
至于那些元佑党人以后的转变，这却是大任务，只能请网友众公协力，一一找一下。有的人死不改悔，那是不奇怪的，例如程颐，他是理学家祖师爷，他的做法是在解释四书时歪曲孔子等人思想。拙作《龚茂良之死说明了什么？》是以前写的，说的就是这方面问题。今天找出来了，附于后面。
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研究宋史，蔡京是重点之一。我曾经花许多精力去研究。例如建和毁党碑，意义都重大，这是我的新认识。历史研究就像公安机关办案一样，代表着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一定要认认真真去做。因为我们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工作者，所以我们研究成果与前人相比是大有不同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谨小慎微，一发现出差错，就要及时改正，是我们治史成功的一条经验。
附：拙作《龚茂良之死说明了什么？》
龚茂良，宋兴化军莆田县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宋孝宗初年进京参政议政，官至宰相，后来因为“五年不说恢复”即恢复对中原的统治被罢官，贬至英州，“父子卒于贬所”。冤案平反后， “上曰：'茂良本无罪。’遂复资政殿学士，谥庄敏。”为此，《宋史》 的《龚茂良传》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首先，龚茂良之死说明，孔子遇到了乔装打扮的敌人，这是在宋朝中期改革（1030-1125）开始以后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所以要乔装打扮，是因为在那时，孔子赢得了全国大多数人的尊重，他们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就打起尊孔的旗号，以假乱真，利用谈学习心得体会，或者解释孔子等人言论的机会，改造本意，为自己服务。例如理学出现后，程颐兄弟俩打着教书育人的旗号，编写教材，借题发挥，乱加解释，把《论语》等搞得面目全非。后人要是不能摆脱他们的思想，那就会是非颠倒，认识不了宋史，以为宋朝真的“积贫积弱”，是个不争气的王朝。这是我从朱熹《四书集注》中发现的。
例如，在《论语》里，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意思是说，孔子告诉学生，要尊重和关心平民百姓，凡是老百姓说得正确，或者做得好，那就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做；相反，凡是说错了，或者做错了，就要及时纠正，把理由一一告诉他们，让他们心中有数。这是孔子亲民爱民的言论。
但是，《四书集注》却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三暮四之术，岂圣人之心乎？’”在这里，程氏兄弟两人把孔子的亲民爱民言论歪曲为“愚民政策“，何其毒也！
又例如，《论语》的《里仁》篇说：“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君子精通尧舜禹之道，农工商民精通生财之道，二者各司其职，缺一不可。
但是，在《四书集注》中，朱熹却说：“喻，犹晓也。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所以笃好。’杨氏曰：'君子有舍身而取义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肯舍生取义哉？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小人反是。’”三人注释都没有到位。这是因为孔夫子这句话是对学生说的，要求他们正确认识社会分工，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要亲民爱民，不要瞧不起劳动人民。但是，程氏兄弟却是相反，借题发挥，散布瞧不起劳动人民言论。
孔子的话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读了令人赞叹不已。 例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 短短的一句十二个字，就把古今学者不同的心态和盘托出， 十分形象。“为己”，私也；“为人”，公也。一字之差，性 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孔子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孔子创办私学，广招学生，图的是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拿自己的学识去为人民服务 的行列中去，使中国早些时候结束诸侯纷争的局面，重现国家的政治统一。据传说，孔子的学生有三千人，贤人七 十二，有着显着的教学效果。这也是孔子拿自己的学识去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见证。
但是，《四书章句集注》 说：“程子曰：'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 也。’”笔峰一转，“为人”变成是哗众取宠的了，你说可笑 不可笑？！又说：“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 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愚案，圣贤论学者用 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这就 是说，到了后来，特别是宋代，孔子的论学观点不为许多人所接受，程颐兄弟公然“修正”，自以为是，谈得津津有味。 在他们看来，“为人”不如“为己”，而且有根有据，“今之 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例如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许 多学者惨遭迫害，甚至于掉了脑袋，也确有其事。但是却不能以此得出“为人”不如“为己”的结论，因为讲究社 会效益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以上诸例说明，宋朝人好读书，但是在新的形势下，程颐兄弟跟随高太后反对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教书育人者，他们创立理学，编写了教材，广为传播。由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程颐的教材怀有不可告人目的。对他俩来说，为《论语》、《孟子》等注释，那仅仅是小儿科；读孔、读孟都没有到位，完完全全是别有用心的。从中可以看出，龚茂良之死正是一个政治受害者。
其次，作为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 年）榜眼，叶适却对宋朝中期发生的社会大变革十分陌生，甚至还称王安石也是“聚敛”者，：“当熙宁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然而其法行而天下以大弊。”在他看来，市易法不行，青苗法也不行，它不是矛头指向高利贷者，而是不明不白放债天下以取利息。究其原因，是因为到了宋朝后期，学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宋朝中期（1030-1125），亲民，爱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许多人共同实践，所以，那个时候会出现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王安石等一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家。到了后期，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家，粉墨登场，他们以否认前人建树为时髦，洋洋得意，不但不会惭愧，而且还不会吃亏，会有许多粉丝。这是十分可怕的怪现象。毛泽东同志有个名言，叫做“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叶适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政治灵魂的人。
有比较，才能鉴别。同样是榜眼，弘治《兴化府志》卷四十六《方天若传》说他 “登绍圣四年（1097 年）进士。其廷对策大意，欲崇复熙、丰之制，谓'元佑大臣当一切诛杀而不诛杀，子弟当禁锢而不禁锢，资产当籍没而不籍没，古今政事无此义理’。时胡安国推明大学，以渐复三代为对，考官定其策第一；宰相章惇以其无诋元佑语，遂以何昌言第一，而方天若次之，置胡安国三。”熙、丰之制，即王安石变法期间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天若的答卷旗帜鲜明，坚 决拥护之，要恢复被元佑大臣废除了的正确制度。与此同时，还主张对他们实行必要的打击，决不能姑息养奸。他答得好，很有水平， 所以获得那科进士第二名，称为榜眼。
但是，宋孝宗时榜眼叶适却是个反对王安石变法者。这说明程颐兄弟教材出来以后，社会效果日益明显，引人注目。作为国家理论权威，叶适竟然疯狂否定熙宁新政，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其三，宋朝进入“朝代尾”的重要标志是理论上不了，束手无策。宋理宗在位一直希望使理学成为正统官学，早在宝庆三年（1227年）就封朱熹为信国公。端平更化后，朱熹和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都先后被入祀孔庙。淳佑元年（1241年），理宗又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噤伯。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排定的入祀孔庙的名单包括：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其中除司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那时这样做，完全是理论上不了的具体表现，宋朝政治危机日益加深。在那时，朱熹要是有自知之明，那他就会感到生不如死，奋斗一生，不是让国家兴旺发达，而是让宋朝束手无策，好像瘫痪，令人触目惊心。
其四，有比较，才能鉴别。在宋朝后期经济文化发展受到理学等学派的干扰和破坏时，但是在北方，金世宗改革却和宋朝铜钱北流息息相关，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心一意谋求中国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141年绍兴和议签订以后，宋金双方开始了以榷场为主要形式的交换活动，金以泗、寿、颖、蔡、唐、邓、风翔府、秦州、巩州、以及密州胶西县等处置场，进行贸易活动管理。
乔幼梅先生在《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中说：“据《大金国志》记载，金国榷场之法与南宋完全一样，即'商人货千以下者，十人为保，留其货之半在场，以其半赴南边榷场贸易。俟得南货回，复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南贾之来’。（《历史研究》1982年第四期）这就是说，把商人分为小商和大商，一百贯以下为小商，十人为保，可以分批到南宋榷场贸易；一百贯以上则是大商，一律不准过界，单等南宋商人前来贸易”。这样做，是为了争取得到更多铜币。
二是规定征税交铜钱。乔幼梅先生说：“襄阳榷场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说明：'每客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百，方听入榷场，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舍之用，并须现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现钱三贯不可，岁月计之，走失现钱何可纪极！’可见，通过课税，金又吸收了大批南宋铜钱。”
三是以短佰吸引铜钱。宋以七十七、七十五为佰，金在大定十年（1170）以七十为佰，后来在与宋人贸易中，六十为佰还为高，往往有以“一二十数当佰者”。这就是说，因为缺乏铜钱，货币升值到了惊人程度。这样，自然而然会吸引宋人前往贸易。
四是压低物价，套购铜钱。宋不缺盐，但是价格高，金则压低价格，向边界地区倾销，大获其利。
金的另一个优势是绢。宋朝中期，青齐河朔是着名的产绢区。一是产量多，号称“河北衣被天下”；二是质量好，与蜀锦并列为头等产品。由于产量多，价格便宜，宋商求之不得，自然而然为之推销。从中可以看到，在宋金并存时期，王安石变法，后继有人。扶植商业，实行农工商并重，通过双方贸易往来，体现出来。
凡此种种说明，金世宗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的，并且收到了效果。例如河北绢，原来是优势，但是宋金战争中，中原地区是重灾区。战争结束后，能够打出品牌优势，是很不容易的。商业，北方也有优势，东京曾经是世界上最为繁荣的城市，就说明了这一点。宋铜钱北流，说明金对南北贸易十分重视，有创业精神，说到做到。继金世宗之后，宋人发动的几次北伐战争都一一失败了，说明金世宗改革是全方位的，并且后继有人。
金世宗虽然是金统治者，但是，他的改革也有利于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吸引铜钱是为了恢复和发展北方对外贸易，并没有灭宋的念头，所以，南方商人也喜欢去北方做生意，为北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这就是说，在今天，研究宋金并存时代历史，如果是站在第三者角度去欣赏，去认识，去评价，那就会有许多新的收获。
凡此种种都说明，龚茂良之死很值得研究。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定要讲认真，把有关的历史事件一一摆在桌子上，认真分析，一丝不苟。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会认识到，王安石变法能否坚持，决定了宋朝中后期兴亡盛衰。例如高宗所以中兴，是因为他于1127年5月称帝，坚持了王安石变法，蔡京的三大恤民政策、茶法和盐法等，都得到了传承，宋金战争（1126-1141）经过了15年漫长岁月以后，迫使金人在绍兴和议上签字，赢得了胜利，为我国南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宋金战争结束以后，坚持两国友好往来，维护经济文化交流，是进步的；挑起两国敌对情绪，甚至发动战争，则是反动的，丧尽天良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历史研究也是这样，拥有几条衡量标准。有了这些衡量标准，历史研究才能顺利继续下去。 （《莆田文化网》发表于2020-9-14，到2022-11-23阅读量达113652人次）
□林劲松
最近，陈金添先生在《不妨给蔡京一点宽容》中说：“近来，有关莆田仙游一些蔡氏后裔拟修复蔡京墓之事，成了网络上热议的话题。有人认为蔡京是奸臣，为他修墓是道德底线的失守，会留下千古骂名。莆田市委、市政府、仙游县委、县政府也明确表示不支持，特别是将蔡京墓修复为旅游景区，表示坚决反对。”（《莆田文化网》2022-11-17）
读了他的大作，我感到奇怪和痛心。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市，宋史研究异军突起，许多人自告奋勇，冲锋陷阵，坚持党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字方针，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成果在三报一刊（湄洲日报、莆田侨乡时报、莆田晚报和枫亭文化）上大量发表，澄清了许多历史事实。除此之外，有些人还有专着，引人注目。我也有美好的回忆，拙作《蔡京与程颐》说：“历史越学习越研究越深刻。蔡京研究就是这样。我于2002年6月退休，从此历史研究由业余转变为专业；11月27日，拙作《蔡京与王安石变法》在《湄洲日报》发表。屈指一算，蔡京专题研究近20篇，不知不觉20年就这样过去了。今天打开电脑，发现这篇旧作还没有发出去，就补充了这么一段。然后让它经风雨，见世面，听听网友们的声音。”（《莆田文化网》2022-4-20，到11-19阅读量达61656人次）——这些成绩来之不易，首先应该归功于我市各级领导，他们依法办事，领导有方。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最近由于一些人不同看法，仙游县又一次发生议论蔡京墓修建的事，我市广大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长期努力，付之一炬，真是令人感到痛心。1949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整整七十三年了，党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字方针还不能全面落实到位，竟然继续让蔡京背黑锅，让莆田受牵连挨骂，你说性质有没有严重？
在这里值得指出，三人成虎成语说的是街上本来没有虎，要是说有虎的人多了，就会混淆视听，让人上当受骗。在中国历史上，人言可畏，恶语伤人，可谓是无时不有，千奇百怪。蔡京 却是“刀枪不入”，尽管流言蜚语多，他却稳如泰山，巍然不动。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他得到了宋神宗、宋哲宗和宋徽宗的信任。这是宋朝留给后人最为宝贵的一条历史文化遗产。他本来就是忠臣，忠心耿耿为国为民做事情。1125年12月，宋徽宗被乱臣贼子赶下台，要他把帝位禅让给儿子；次年，蔡京被打成“奸臣”，被残酷迫害至死，时年80岁。蔡京于1070得中进士，1126年被乱臣贼子迫害至死，官龄达56年，即半个多世纪！后来，宋高宗为了得人心，亲自为他平反；宋孝宗还拨款在仙游县建造宰相墓，让蔡京魂归故里。
“得人心者得天下”。为蔡京平反、建造坟墓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这说明蔡京死后仍然直接影响宋朝的发展进程。这是因为蔡京做宰相建树多，发明创造多，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太平宰相”。蔡京死了，发明创造还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宋朝还要不要继续发展？宋元明清皇帝们就要好好考虑了。这就像莆田木兰陂建成以后，之所以得到历代郡守县令尊重，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爱护木兰陂，一出问题就及时加固或修建，是因为蔡京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政治地位，宋朝中后期皇帝无不尊重他。上行下效，这是木兰陂寿命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出，有些人想采用三人成虎的办法来丑化蔡京，不仅不能心想事成，反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文化修养差，一下子就暴露无遗。所以小说也好，戏剧也好，任他们怎么丑化蔡京，到头来无不被人骂为“戏子误国”！
所以，最近我市发生的这件令人痛心的事，究其原因是因为有些人不懂得落实党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字方针的重大意义。蔡京旅游景区建立起来，不仅有益于莆田教育事业，而且有益于全国的教育事业。这是因为景区有了，蔡京一生奋斗的事迹介绍应运而生，有了，就可以使那里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如今交通方便，建成以后，可以组织本市各大、中、小学生前来听取有关蔡京建功立业的故事，参观各种各样的图片展览等。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就要用蔡京精神来影响莆田的青少年一代，来影响海内外各国精神文明建设。
所以，要依法治史！认真落实党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字方针是大道理，各行各业都要不折不扣贯彻执行，每句话，每个行动都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违者绳之以法。只有这样，被颠倒了的历史，才会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与此同时，还会彻底改变莆田被人瞧不起的被动局面。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希望各级领导继续坚持依法办事，带领各行各业奋勇前进，把最后一公里走到底，争取更大的胜利。
蔡京与《水浒传》
□陈金添
一部《三国演义》，让曹操当上了千年的白脸奸臣；一部《水浒传》，给蔡京蒙上了千古奇冤。在《水浒传》里，蔡京被指是四大奸之首。凡是重要的场合，他都需出面；凡是重大的决策，他都要参与。蔡京俨然成了镇压宋江起义的总后台和总指挥。
蔡京的开幕式是在第17回。当时，他的“女婿”北京大名府留守梁中书派杨志给他送生辰纲，计11担金珠宝贝，价值10万贯，路经黄泥岗时被吴用等7人用计抢走。梁中书写了一封家书，派人连夜上东京，将此事报与岳父蔡太师知道。蔡京看了家书，大惊道：“这班贼人，甚是胆大！去年将我女婿送来的礼物打劫了去，至今未获；今年又来无礼，如何干罢！”随即押了一纸公文，派了一个府干星夜赶到济州府，要求府尹10日内破案，将盗贼捉拿到手。
蔡京第二次出场是在第63回。当时北京大名府被宋江围困，梁中书派首将王定送家书到东京向岳父求救。蔡京当日请枢密使童贯前来商议：“如今将何计策，用何良将，可退贼兵，以保城郭？”衙门兵马保义使宣赞推荐人称大刀的蒲东巡检关胜熟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若以礼币请他，拜为上将，可以扫清水寨，歼灭狂徒，保国安民。蔡京听罢大喜，就差宣赞为使，前往蒲东，礼请关胜赴京计议。几天后，关胜拜见蔡京。蔡太师道：“梁山泊草寇围困北京城郭，请问良将，愿施妙策，以解其围。”关胜禀道：“久闻草寇占住水洼，惊群动众。今擅离巢穴，自取其祸。若救北京，虚劳人力。乞假精兵数万，先取梁山，后拿贼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顾。”太师听了很高兴，对宣赞说：“此乃围魏救赵之计，正合吾心。”随即唤枢密官，调拨山东、河北精锐军兵一万五千，教郝思文为先锋，宣赞为合后，关胜为领兵指挥使，步军太尉段常接应粮草。犒赏三军，限日下起行，大刀阔斧，杀奔梁山泊来。可是，令蔡京没有想到的是，关胜到梁山后，便投靠宋江了
蔡京第三次出场是在第67回，其时北京城已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被宋江洗劫一空，梁中书夫妇逃了一劫，但家里的老幼都被杀死。京城被杀死者共有5000多人，中伤者不计其数，各部军马总折3万有余。谏议大夫赵鼎奏请皇帝“不若降敕赦罪招安，诏取赴阙，命作良臣，以防边境之害。”蔡京听了大怒，喝叱道：“汝为谏议大夫，反灭朝廷纲纪，猖獗小人，罪合赐死！”赵鼎当下被罢了官爵。于是，蔡京奏请徽宗派凌州的单廷珪和魏定国两位团练使前去梁山泊征讨。然而，这两人也是有去无还，被关胜劝降了。
蔡京第四次出场是在第76回，当时御史大夫崔靖奏请皇帝“差一员大臣直到梁山泊，好言抚谕，招安来降。假此以敌辽兵，公私两便。”天子准奏，并派殿前太尉陈宗善为使，前去梁山泊招安。不知为什么，当时蔡京没有在朝上，这么大的事连当朝宰相都不知道。当他听说此事后，把陈太尉召到新宋门大街太师府里，问说：“听得天子差你到梁山泊招安，特请你来说知：到那里不要失了朝廷纲纪，乱了国家法度。你曾闻论语有云：'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使矣。’”陈太尉道：“宗善尽知，承太师指教。”蔡京又道：“我叫这个干人跟随你去。他省得法度，怕你见不到处，就与你提拔。”这样，宣和三年孟夏四月，蔡太师府张干办和高殿师府李虞候二人随陈太尉到梁山泊招安了。由于这两人指手划脚，出言不逊，激起了梁山好汉的公愤，招安不成，诏书被黑旋风李逵扯得粉碎，陈太尉还挨了拳头。
陈太尉一行回到汴京，向蔡京汇报了此事。蔡京大怒说：“这伙草寇，安敢如此无礼！堂堂宋朝，如何教你这伙横行！”他当即叫请童枢密、高、杨二太尉都来相府，商议军情重事。第二天早朝，蔡京将此事奏请天子，并拿建议招安的御史大夫崔靖问罪。之后奏请“必得枢密院官亲率大军，前去剿归，可以刻日取胜。”天子准奏，随即降下圣旨，赐予金印兵符，拜东厅枢密使童贯为大元帅，任从各处选调军马，前去剿捕梁山泊贼寇。童贯统率10万大军，百员战将，浩浩荡荡开到济州府梁山泊，可是中了宋公明的九宫八卦阵和十面埋伏，被打得落花流水。童贯差点被抓，不敢入济州，引了败残军马四万余人，连夜回东京。
蔡京得知此事后，与童贯、高俅串通一气，向皇帝瞒了童贯兵败的实情。他奏请皇帝说：“昨遣枢密使童贯统率大军，进征梁山泊草寇，近因炎热，军马不伏水土，抑且贼居水洼，非船不行，马步军兵，急不能进，因此权且罢战，各回营寨暂歇。”天子认为“此寇乃是心腹大患，不可不除”。于是改派高俅挂帅，出征剿寇。蔡京便发了10道札付文书，调集10个节度使，每人领军1万，十路军马齐集济州，由高俅直接指挥。但高俅也出师不利，连吃两次败仗，云中节度使韩存保还被俘上山。
蔡京第五次出场是在第79回，原来韩存保被抓上山后，宋江以礼相待，并一再表明“宋江等并无异心，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若蒙朝廷赦罪招安，情愿与国家出力”，同时告诉韩存保，上次朝廷来招安，那两个张干办、李虞候擅作威福，耻辱众将，以致招安不成。韩存保从梁山泊逃回京城后，通过御史大夫郑居忠和尚书余深，向蔡京报告了“宋江无异心，只望朝廷招安。”蔡京道：“前者毁诏谤上，如此无礼，不可招安，只可剿捕。”当他得知前番招安未成的实情后，第二天早朝时，便奏请道君天子再降诏敕，令人招安。蔡京还亲自写成草诏，派使者送到梁山泊。但由于诏书中写“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再次激起了梁山泊好汉的愤怒，花荣竟开箭射死了使者。
第二次招安又不成后，高俅再次调兵遣将，围攻梁山泊，结果又被打得屁滚尿流，自己也成了俘虏。直到宣和四年（1122年）春二月，道君天子改派殿前太尉宿元景去，招安才得以成功，梁山泊好汉归顺朝廷，愿为国家出力。此后，宋江和卢俊义为正副先锋，奉诏破辽，大战幽州，围困燕京，辽国郎主在城里竖起降旗，并派宰相褚坚等15人，带上金银宝贝，彩缯珍珠，前往京师，向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四人及省院诸官行贿，以求在天子面前极力保奏。
蔡京接受贿赂后，果真在天子面前替他们讲话：“臣等众官，俱各计议：自古及今，四夷未尝尽灭。臣等愚意，可存辽国，作北方之屏障。年年进纳岁币，于国有益。合准投降请罪，休兵罢战，诏回军马，以护京师。”他还力许：“令宰相自回，都在我等四人身上。”次日，天子准奏，并令宋江收兵罢战，班师回京。将应有被擒之人，释放还国。原夺城池，仍旧给辽国管领。府库器具，交割辽邦归管。宋江班师回朝后，不久又去征讨河北田虎，平息淮西王庆，活捉江南方腊，剿寇成功，获得天子重礼厚赐，并都受提拔重用，引起了高俅、杨戬的忌妒，一起商议设计用毒酒，先后毒死了卢俊义和宋江。天子得知详情后，当百官面，责骂高俅、杨戬：“败国奸臣、坏寡人天下。”二人俯伏在地，叩头谢罪。蔡京、童贯亦向前奏道：“人之生死，皆由注定。”皇上终被四贼曲为掩饰，不加其罪。这是蔡京最后一次出场，《水浒传》到此也就落幕了。
纵观《水浒传》120回，没有一处讲到蔡京的好话，而涉及到坏事，没有一事不与蔡京沾边。其九子蔡得章在江州为知府，为官贪滥，作事骄奢；其女婿梁中书在北京大名府当留守，搜刮民财，一次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生辰纲”就有11车、金银宝贝价值10万贯；其门生华州贺太守也是依仗太师的权势作威作福，称霸一方，还强夺民女为妾，将其父刺配远方充军。对同朝位于三公的枢密使童贯、太尉高俅、杨戬，蔡京是不屑一顾，随时可以召来相府；对皇帝派去梁山泊招安的特使太尉陈宗善，蔡京也可以召来府中指手划脚，并派亲信前去监督。凡是种种，这位蔡太师可谓坏事做绝，罄竹难书。广大读者也正是通过《水浒传》认识了蔡京，难怪会对这位太师产生了恶感。
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只有四个字“无中生有”。作为文学作品，夸张虚构，合理想象，无中生有，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遗憾得是，不少读者是把《水浒传》当作真实的历史去认识，这样蔡京留给人们的形象便是无恶不作的奸臣。因此，可以说《水浒传》给蔡京蒙上了千古奇冤。我们不妨看看事实如何？
一、《水浒传》为蔡京多生了一个儿子和女婿。据《蔡氏族谱》和宋史等史书记载，蔡京只生了八个儿子，其子名字都是单人旁部首，长子蔡攸开府仪同三司领枢密院，次子蔡鯈（音tiao）早逝，三子蔡翛（音xiao）礼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季子蔡绦（音tao）徽緧阁待制，着有《铁围山丛谈》，五子蔡鞗（音tiao）驸马都尉、宣和殿待制，着有《北狩行录》，六子蔡，七子蔡修、学士，八子蔡。蔡京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儿子蔡得章，更没有女婿梁中书，自然也谈不上什么送生辰纲诸类事了，纯粹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和罗贯中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
二是宋江起义被《水浒传》过分夸大和渲染。据中国通史等史书介绍，宋江起义是一次规模很小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宣和元年（1119年），当时只有36人聚众在山东东平南部的梁山泊。起义的导火线是宋廷为解决财政困难，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国有”，规定老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贫苦农民与渔民因交不起重税，引发了对朝廷的不满，爆发了起义。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起义军在进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时，即被知州张叔夜率部千余人打败了，宋江等人投降，不久宋江因病去世。
《水浒传》为了增强感染力和扩大影响，极力夸大宋江起义。这支农民起义军成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劲旅，什么围困北京大名府，童贯率领的10万正规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高俅纠集10大军区的兵力不但被打败，自己还成了俘虏。宋江被招安后，又是伐辽国，征田虎、伏王庆，降方腊等等。历史事实从未有过此事，这都是文学创作的需要而虚构，读者们都被施耐庵和罗贯中忽悠了。
三、蔡京与宋江起义没沾边。在《水浒传》中，蔡京处处与宋江起义军过不去，俨然是镇压宋江起义的刽子手。书中描写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宣和二年至宣和四年三月梁山泊被朝廷招安期间，此时蔡京以太师和鲁国公致仕在家，由王黼（音fu）接替他当宰相。直到宣和六年甲辰（1124）12月，蔡京再次为相，五日一赴朝。由于目昏不能视事，第二年四月庚申，蔡京便再次提出退休。因此，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均与蔡京无关。而《水浒传》将蔡京作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显然是无中生有，有失公道的，无形之中误导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以致给蔡京蒙上了千古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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