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晓洁
<<新周刊>>第362期
（邓晓芒，学者，被称为“国内研究康德第一人”）
“很多人说现代社会因为诱惑太多，所以人们坐不下来，我倒是觉得不一定是诱惑太多，主要是兴趣太少。我不是个圣人，很多诱惑在跟前，我也想要，但是有更想要的东西。”
有人说，邓晓芒和易中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20多年前，两人一起在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美学，合著的《走出美学的迷惘》（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中，邓晓芒是第一作者。20多年后，易中天已成“学术超男”，出版了十六卷本的《易中天文集》，邓晓芒则一头扎进自己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中，在康德与黑格尔的世界里走到了人迹罕见之处。
对照易中天的入世，邓晓芒显得像一个隐士。这中间有性格原因，“他擅长的那一面，恰好是我缺乏的”，但邓晓芒确实更愿意站在世俗背后发言：“搞哲学的人，不要太多站到聚光灯下去发表这发表那，有时候我实在看不过了，就写几篇时评的文章，但那只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我还是想做一些更本质性的工作。”
中国学术界盛行的观念是：判断一种理论是否“有用”，标准是看它能不能马上用到现实中，经济效益立竿见影得到实现。“我们活的这一辈子，只是历史上的一瞬间，很快就成过眼烟云。为当下的利益寝食难安，那是不值得的，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到更永恒的事情上去，也许并非立刻就能判断出价值。”世俗观念中的“无用”哲学对邓晓芒来说，不再是冷门的研究对象，俨然已成一种生活方式：“哲学不是学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它是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刚开始也许很痛苦，因为进不去，但如果你悟到了某些东西，就会很享受，你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以前那些生命都白活了。”
中国人最讲实用，其实最不实用
说邓晓芒是中国研究康德最牛逼的人也不为过，有人称他是“国内研究康德第一人”。如果有兴趣去看一看豆瓣上的“康德小组”，你会看到这个小组里置顶帖的第一位是：本组禁止吹捧邓晓芒。
当邓晓芒试着用康德的动机论来分析现代社会过分追求“有用的事”，一切就好解释得多：“人类最初目的当然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人作为动物的本能所要求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当你像动物一样去追求利益，在这个社会中是追求不到的。你追求，别人也在追求，你想的东西，恰好也是别人要的，你跟别人就会产生冲突。如果不超越你的目的，那人类就只有同归于尽，就互相厮杀，人跟人之间就像狼一样。”
功利主义作为康德哲学的对立理论，邓晓芒却觉得人们普遍存在着误解：“康德提出的是，每个人都要按照道德律去办事，这其中掺杂不得一点功利主义。但他也认为，这种情况只是一种理想，现实的人都是很功利的，都是很虚伪的。现实社会要达到道德理想，必须要经过漫长的进化，逐渐觉醒，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能否认功利主义。”康德对功利主义最终选择了容忍态度：功利主义是进入到理想社会的必经之路，它最开始可能是虚伪的，但随着历史、文化和教养的提升，就会演变成一种自然习惯。
“有用”当然是人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在哲学家看来：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的行为有目的性。某种程度上，邓晓芒甚至认同实用主义：“老百姓再不相信那些虚的东西，回到了人的原始本能，相信功利，相信金钱，相信能够到手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方面我倒觉得是一个进步。”但问题在于，这种进步的起点极低，人们对行为目的中的“有用”历来理解得太单一，束缚在物质层面上。“中国人最讲实用，其实最不实用。实用主义实际上是最不实用的，促进人类发展的，都是那些看起来没用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和生活方式，都是在吃饱了没事干以后，突发奇想的稀奇古怪念头。”
那些倡导“无用”观念的哲学家，又能提供怎样的借鉴意义？老庄的“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兴许值得一说。“老庄的无为，不是说你真的要去达到一个更高的目的，而是大自然会实现它本来自然的规律，实现它的作为。如果你意识到一切都是无用的，那么你就有大用。什么样的大用呢？你就心气平和，你就驱除烦恼，你就长命百岁，你就一生都干干净净，你没做任何亏心事，就能达到一种快乐的境界，逍遥的境界——这就是大用。”
人人都羡慕这种状态，邓晓芒却认为：现代社会中，这种境界是不够的。“从整个民族的发展来说，那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些化外之人，你逃到大自然中去，你就心境平和了，你就淡定了？淡定创造不出什么东西来的。现代社会发展，要求要有创造性、要有创新性。我坚决反对逃世、隐藏起来避世。人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你跑到大自然中去哪里实现呢？而且也不可能。现代社会哪有那样的大自然？你跑到南极去都不行。”
“如果我不去做的话，就没人去做了”
与世俗保持合理的距离感，对邓晓芒来说，最好的平衡点是在珞珈山下。
从1982年任教起，但凡邓晓芒的讲座，公开课教室必挤个水泄不通。他在武大是个充满传说的存在，“淡泊名利”是被谈论得最多的标签。他的学生曾写道：“他常常边走边和学生探讨学术问题，学生们的论文常被他改得密密麻麻，面目全非，甚至还列出文章中每个句子的出处。有些研究生抱怨：他把我们的论文改了一遍又一遍，但还是发表不出去。这是为什么啊？他是个康德式的人物，只纯粹地做学问，压根没有和出版单位搞关系。当学生身上出现浮躁的学风，这位教授会严厉地批评他们，并有意疏远他们，直到他们再次认真起来。”
从出道之初，邓晓芒似乎就不会拉关系。1987年写成的《灵之舞》，到了1995年才出版，后来的《人之境》，也搁置了5年多。那些年的状态，邓晓芒安心在珞珈山下做教书匠，每天上课、做学问、爬格子，他从来不着急：既然是这个时代需要的思想，肯定是让天下人都会知道的。
直到现在，邓晓芒也很抗拒那些需要他抛头露面的事情，讲学、开会、接受采访，能回避的他都要躲闪。“我并不想要那些表面的成功，各人有各人的志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公众所关注的人物。”在邓晓芒的理想中，如果有人在看过他的书以后，觉得说出了从来没人说过的话，这就是最大的成功。“很多人说现代社会因为诱惑太多，所以人们坐不下来，我倒是觉得不一定是诱惑太多吧，主要是兴趣太少。我不是个圣人，很多诱惑在跟前，我也想要，但是有更想要的东西。我着迷于某一件事情，我把它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事业来干，这就会造成我现在这样子，好像对很多东西都没什么需要，没什么要求。其实不是的，我的兴趣很广泛，但是有一个最强烈的兴趣，而且越来越强烈，就是要把我现在做的这个学目做出来。”
2009年，因为家庭原因，62岁的邓晓芒离开工作了27年的武汉大学，转投华中科技大学。有人哀叹：“武汉大学学生是不幸的，他们终于失去一个在路上为他们擎灯的人。”但在邓晓芒看来，只要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到哪里都差不多：“武大的环境非常适合做学问，倒不是说武大对我有多么好，而是因为武大不管我，我们这些搞西哲的人是不被看好的，我们也乐得这样，只要你不来干涉我就好了。现在呢？华中科技大学是个工科学校，它管不着我，我也是爱怎么搞就怎么搞。”
现在，邓晓芒在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的听众不多，一个班上只有四五十人，一周只讲一上午的课。这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每周一次课，只能讲三四页，就这几页的东西，我一个星期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里面，其他时间就很少了，干其他事情就很少了。”邓晓芒计划用5年把黑格尔讲完，他有野心：“现在黑格尔是没人理的，是冷门，但我觉得经过我解释后，黑格尔可能要恢复他的生机。”讲完黑格尔，邓晓芒想把自己的哲学系统整理出来，结集成几部著作。“如果我不去做的话，就没人去做了。”
如果说哲学是冷门的，邓晓芒没有异议：“哲学本来就应该备受冷落，不是说人人都要来关心哲学——那对哲学不是个好事。哲学顶多就是几个朋友待在一间屋子里相互讨论，甚至讨论都没有，就是你一个人冥思苦想做出来的。”但哲学却并不是“无用”的：“哲学有什么用？哲学用在思想上。在思想上它是有大用的，它可以训练你的思维，它可以提高你的境界。”在这个哲学教授的眼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然，对某些人来说，是一个干事情的时代，是一个发财的时代，是一个赚钱的时代。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反思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