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什么”是一个刻意研究出来的问题，本质是个伪命题。伪命题多了，书家不但徒劳无功、事倍功半，更容易作茧自缚、画地为牢。书法始终是“写的是什么”，尚未入门，写的一塌糊涂，有了功力写的很精神、很到位，进入艺术状态，写的是自己一时的兴致，感悟到的思想，乃至写法度、写性情、写学问、写修养。“无意于佳乃佳”表明书写需要一种自然状态，事实上，当代人在书写内容的选择上已经非常刻意。选择性太多本身是一个问题，功利附加目的使得选择性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考虑怎样吸引人的注意，无法摆脱功利诱惑。“写什么”是当代书家处于茫然状态的一个例证。对于这类不属本体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搁置一边，在老师的指导下，抱紧一本碑帖不放，勤奋临池，注重技艺与修养同步，暮然回首，豁然开朗。如今的功利性不断扩张，习字之初就背负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书家不在于走得快，而在于持久。过于幼稚或早熟，都很难成功。书法的融通是书家生命的圆融，过程性是必然性，即时性是偶然性，相互作用，抱残守缺，无所适从。
书法是写字，一个字接一个字，有了内容，但又不仅仅是写字，有了意境，有了想象，有了生命，有了书法该有的一切，顺其自然、渐入佳境。因“写什么”发愁和为“吃什么”烦恼有相似之处，一般来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能吃什么就吃什么，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有时要注意“不能偏食”，不想吃的也要吃，“生病了要吃药”。因为人生和人本身的种种局限性，想吃也未必能吃到，可以吃也要适可而止。食不果腹之时，人生就是一碗面，锦衣玉食之际，很可能吃出了高血压和糖尿病。世间万物道理相通。书家面对众多的碑帖加以选择，一是个人喜欢的，与选朋友是一个道理，无法交流，很难进入状态；二是个人所必须的，在某一方面需要加强，好比忠言逆耳的诤友不可缺。王铎的成功在于一生坚持吃着“二王”的法帖，“书不宗晋，终入野道”，同时又敏锐地把握了时代潮流。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时刻在变。同样的问题，因为不同的环境，需要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法，不外两点：永恒不变的原则，因时而化的灵活思维。
书家“写什么”一度有少数人时常挂在嘴边。这一问题实际上尚未涉及书法本体，不过是个人修养、功力欠缺的原因。书法功到自然成。书法家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以用经济学上的“短板理论”来解释。当然，书写内容的选择确实能够从一个侧面体现书家的知识面宽窄与审美喜好、水准等等。“写什么”说到本质，不过是一个伪命题而已。书家要针对“写的是什么”，进行更高层面上思考。
相对古人来说，今人“不是问题的问题”日渐增多。信息匮乏之时，津津乐道仅有的谈资，身处信息的海洋，新闻迅速成旧闻，什么都乏味。就好比吃喝频繁，变得无所适从，一切和目的有很大关系，吃饭可以是美食，可以是品味人生，可以是完成任务，可以是人情交际，可以是礼尚往来。与人自身的定位也有极大关系，人要惜福，懂得敬畏，珍惜所拥有的，适可而止，掌握好“度”。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但不管技术如何进步，维持人生存的仍是米面水油，人的生老病死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本质不变，主要是心理状态与理解角度的调整，是对个人的选择能力和定力的考验，最终还是要回到注重修养的老话题上来。
为什么现在有的书家会为写什么内容而发愁？一是所见甚少，不知如何选择，学问浅薄。二是因为应对展览而出现“程式化”的应酬，缺少有感而发、自然书写的体验，希望不断引起他人关注但又做不到，烦恼滋生。应对的主要办法是大量类似《书家必携》的小册子出现，饮鸩止渴，更加懒得去读书，看一句抄一句的情况比比皆是。苏东坡、黄山谷从来不会为写什么而发愁，有灵感时写自己的诗文，无灵感时写他人的诗文。
鲁迅也不会为写什么发愁，书稿就是平常日课，胡适也不会，日记是每天必须记录的章程，脑子里有思想，肚中有学问，逢山开道、遇河搭桥，能够保持平常心。归根结底，是一种良好习惯的培养。人的习惯既有天生的部分，同时也依赖于后天的塑造。老辈人通常强调注重选择一个值得学习的对象，加以模仿，久之，逐渐养成习惯，成为性格的一部分。好坏习惯的影响极其殊异。很多书家一动笔感觉不好就开始撕宣纸，越撕心理状态越差，应该学会沉住气，写完一件再看或隔天再看，实在没有心情，不在状态就搁笔，乱写不如不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作品。书家要求处处精到，毫无失误，整体上缺少了精气神。千锤百炼的结果是索然寡味，与艺术目标背道而驰。
书法古称翰墨，翰即文，墨是写，文是摆在前面的。一件作品，出现几个错字，确实大煞风景，有云泥之别。写错字当然不对，但要看怎么个错法，是笔误，是疏忽，还是记忆有误。一首古诗词错上几个字，有意篡改，不仅是态度不严谨，学问不到家，而是人格修养的缺陷。不妨以文和墨的标准粗分为四类稍作对比，书文双璧、有文无墨、有技无文、文技皆薄。书法属于落差最大化的艺术形式，既有顶尖的大师，也有一般的爱好者，愈是大家，修养高深，翰墨并举，作品出类拔萃，甚至冠绝古今，比如黄山谷，在诗文、书法两方面具有开拓性。技法不过关，则为下下品，无足称道。有学问而技法不过关，或者技法过关但文化修养不够，二者缺陷很大，很难达到更高境界。
如今日常中使用毛笔的机会少了，常常专门为某个主题写一件作品，思路干涩，觉得无话可写，抄录唐诗宋词并没有错。唐诗宋词流传千年了，比那些蹩脚错误连篇的自作诗强千倍万倍。当代人诗词多半是喊口号和打酱油，本身就不过关，就算抄录一遍，又有何意义？有时写熟诗“白日依山尽”或“远上寒山石径斜”之类，令人生厌，如果笔墨功力过人，能出新意，同样精彩。对大师作品的领略多半是由字及文，欣赏一件王铎的作品，先被书法的神采所吸引，心理崇拜，玩味许久，而后再涉及到内容。现在的书家很多极其浅薄，功力不过关，新意全无，无法吸引人，一眼看穿，没有回味，只有环顾左右而言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在一些旁枝末叶上说三道四，做做表面文章。注重形式装饰正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一句话，作品关注的重心已本末倒置。
书法创作有阶段性和即时性之别，互为作用。阶段性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发展秩序。书法是一个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缓慢渗透的过程，就像人从少年到成年，从无知到有知，有些人生道理必须到一定的阶段才能懂。有时可以借鉴“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办法，在老师的引导下，集中精力锤炼技法，注重修养的同步。文化需要濡养。一个人练了一辈子书法，老了再来“恶补”文化，无法深入堂奥。即时性非常重要，所谓“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在生命的某一时刻，书家突然感觉到“自我”的存在，一种“美”的存在，一种需要表达的存在，往往具有一种创造性。即时性以解除功利目的为前提，个人所有的想法、情绪、心态、修养、技法、年龄达到一种综合程度，凝结而成作品，书法记载了生命的某一时刻。
书法注重自然生发，创造性是无限的，“天高任鸟飞”，关键是自己能飞多高。“写什么”不是书法家所要刻意考虑的问题，真正进入一定的境界，完全是忘我的，根本不会考虑“写什么”。一旦为此所左右，实是为功利目的所困扰。反倒不如追问“书法写的是什么”，写法度、写自我、写性情、写学问、写修养、写感觉，取决于个人状态和境界。一个尚未入门或刚刚入门的爱好者，能说写什么呢？甚至连写字都算不上，描摹成形，亦步亦趋。王羲之写的是性情，是人生，是身处时代所感受到的一切。王铎有很多或临或创的作品，将“二王”法帖相互“串烧”，是一种“无内容”的形式，恰恰是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到了吴昌硕、黄宾虹晚年的境界，写功力、写性情，随心所欲。
弘一法师写的是心境、修养、人生，临终前的一刹那，写的是生死。书法成为个人生命的信仰，一旦在心中涌现出书写的“临界状态”，这种感觉最终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指向原始，生命中最本真的部分，一种是指向未来，作品承载了个人精神生命。虽然发生在当下，却不局限于当下，是“忘我”的，超越功利的局限。如果限定于某个目的、目标，写的就是“功利”，力运千钧也提不起三寸柔毫，无从下笔，时常不禁要问：“写什么好呢？”
薛元明， 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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