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6日下午，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在司令员王近山的率领下，向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的司令部发起攻击。霎时间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和炸药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国民党守军完全崩溃了。
经过激烈战斗后，司令部大院里的国民党军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战斗宣告结束。紧接着，解放军开始搜捕康泽。王近山命令各部：“一定要抓到康泽！”
众多部队，在康泽司令部杨家祠堂内，一遍又一遍，翻腾了一个下午，最后在坑道底层的死尸堆里，抓住了装死躲在那里的国民党中常委、特务头子康泽。
指战员们闻讯都围了上来，看到他那草绿色美式将军服上，涂满了鲜血和污泥，头上、脸上、脚上也都涂抹了污泥和死人身上的血。涂抹的痕迹十分明显，看得出康泽为了装死很费一番心血，出尽了洋相。
在西柏坡的中央领导们接到活捉康泽的报告后，由周恩来亲自起草，毛主席修改，给中原局、中原军区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发了一份贺电。电报中提到，“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
中央军委随后又专门给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发电报指示：“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
康泽究竟是何许人也？从中央毛主席到中野刘邓首长，都对他如此关注呢？康泽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蒋介石身边一条最凶恶的猎犬，戴笠在他面前都要畏惧三分。在未来的功德林，曾统率近百万大军的杜聿明，不过是国民党普通中央委员，而康泽被俘前是国民党中常委，所有战犯中最高级别。
康泽究竟有多大能耐，能一举升到国民党中常委的核心地位，这对于大多数国民党人来说，要算一个不解之谜。论出身，康泽并不是什么世家子弟，甚至不是浙江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四川山沟里吃红苕长大的。”论资历，他也仅仅是黄埔三期学生。
最初能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康泽凭借的是其“坚定”的立场。早在黄埔三期，他就是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以百倍的仇视，与左派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抗衡。得到蒋介石赏识后，康泽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康泽与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谷正鼎为同期同学，他们气味相投，想要在政治联合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们看到，在中山大学有几百名国民党党员，就想着把这些人结成派系，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
贺衷寒被推选为这些人的头头，康泽次之。国民党的派系文化，可真是深入人心。由于学校不支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也不批准，他们闹腾了一阵就结束了。即便如此，这些善于钻营的人，日后都成为蒋介石法西斯组织的骨干分子。
贺衷寒
据康泽自述，在苏联留学期间，有一次同学聚餐。席间，有人问傅学文为什么要与邵力子结婚，傅回答说：“我准备借邵力子的关系，回国以后刺杀蒋介石。”康泽坐在角落，假装没听见傅学文的话，请傅将刚刚的话写在纸条上递给他看。这张纸条经过康泽的手，转到了蒋介石的手里。
回国后，康泽即被蒋介石委派出任中央党务学校训导员。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康泽被调到总司令部任侍从参谋，成天鞍前马后，唯命是从。
有人说，康泽之所以受重用，是因为蒋介石迷信“人相术”，经常仿效曾国藩对部属面相的审视，裁断忠奸，他特别对异形面相感兴趣，因此康泽的“豹子头”和戴笠的“马面”以及曾扩情的“猪形”都被器重。
康泽在面貌上，的确有出众之处。他一对巨眼，两道剑眉，本来应该生出一派豪气，可是偏偏长在了一副圆形的脸盘上。每当他抬起头时，就令人想起饿狼下山觅食的样子。但让康泽大红大紫的，还是复兴处的成立。
复兴社是蒋介石最重要的一支特务系统，声称以“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为政治纲领，却又单独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作为宣传口号。康泽后来在功德林坦承，复兴社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到蒋介石腹中托胎的产儿，所谓“政治纲领”完全是骗人的幌子，而宣传口号才是它真正的灵魂。
早在复兴社成立之前，康泽就利用一个叫杨周熙的黄埔六期学生编写了一本书，书名为《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后来康泽改名为《三民主义的复兴运动》)，创议用希特勒式的仪礼崇拜“领袖”蒋中正。经过大肆宣传形成了一种时髦风尚。复兴社成立后，凡集会或谈话，甚至打电话时，只要一提到“领袖”、“委员长”、“蒋中正”、“蒋介石”等名词时，必须肃立和碰响鞋跟(原定伸直右臂高呼领袖万岁，后取消)。
后来，复兴社派出了几批人赴德国、意大利去朝圣取经，学习法西斯的秘诀。这时候的康泽俨然是蒋介石的灵魂了。他迈着狗熊般的慢步，昂然地伸直凸出的“豹子头”，睥睨左右，装腔作势地扮演着接班人的样子。
复兴社又分为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的“特务处”系统。戴笠的“特务处”后来发展成为军统，恶名昭著，而康泽的“别动队”所欠下的血债，丝毫不遑多让。
所谓“别动队”，仿照的就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在蒋介石大举围剿苏区时，康泽的别动队深入苏区进行反共活动，对红军和革命群众血腥镇压。他们四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至秘密刑讯和杀人，极力摧毁中共的地下组织。在红军撤离后的苏区，他们大搞“连坐”，组织还乡团。
蒋军占领苏区某地后，康泽率领别动队采取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训练壮丁等形式，疯狂迫害红军家属、农村干部和游击队员，用白色恐怖来血洗苏区。从1933年10月到1935年，大批苏区群众被别动队杀害或者判处徒刑，期间别动总队还与红军游击队作战300余次，因此罪行堪称罄竹难书。
康泽搞的这些举措，对红军和人民群众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可以参照徐海东将军的回忆。曾经有一次，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到了黄冈一个叫欧公集的地方。原本兴旺的地方却荒无人烟，他们在山上的一栋茅屋里发现了一个老人，已经疯掉了。再走到山下，大家看到了长长的一堆男女尸体，一共有四百多个。有些地方血有几寸厚，有些妇女身体旁还有紧紧抱着她们的孩子。
红军长征后，江西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某次打死了一名国民党别动队队员。别动队倾巢出动，抓住了一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然后把这位共产党员的心脏挖出来，放在盘中，去祭奠他们的那个弟兄。
1934 年底，蒋介石决心将四川纳入他的统治之下，派贺国光率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任命康泽为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兼别动总队长。康泽将别动队各大队分发到四川、贵州、西康各地，企图通过控制基层政权，监视反蒋势力，为蒋介石控制四川铺平道路。
康泽回四川作威作福，他在遂宁县强迫百姓推行“新生活”发扬所谓尚武精神，激起了百姓的反抗。康泽命别动队开枪镇压，当场打死打伤百余人，造成重大流血惨案。康泽还强令川军及百姓在川军驻防的县城四周修造碉堡防共，引起四川实力派不满。川军师长李家钰曾派人刺杀康泽，未遂。1935 年康泽兼任全国禁烟总监部武汉缉私室主任，乘机搜刮不少钱财。
抗日战争爆发后，康泽更是风光无限，先后兼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1938年，康泽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立法委员等职；1945年5月，康泽当选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然而，不管康泽如何受重用，用心再深，也斗不过蒋介石的儿子。这一点，康泽本人也是清楚的，所以经张治中略加暗示后，他就立即让出了三青团组织处长的宝座，出国考察去了。
康泽于1947年初返国。同年3月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同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年1月，从未带过兵的康泽被委任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镇守襄樊地区。
这是蒋介石的一贯用人方式，襄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他必须用一个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就像他在徐州用了“猪将军”刘峙，在襄阳用了从未带过兵的康泽。为了很好地统辖部队，康泽任命川军将领郭勋祺为副司令官。
1948年7月1日是康泽的44岁生日，他在襄阳古城司令部背后一间大厅里大摆宴席，请樊城一个女名角给他唱“万寿词”的时候，解放军进攻老河口的枪声，宣告襄樊战役的开始。于是，生日盛宴只得草草收了场。
眼看解放军大军压境，康泽一筹莫展，欲作困兽之斗，可又想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国民党方面为鼓舞人心，还大肆宣传说，文武双全的康泽将军戌守，“共匪”畏之如虎，相信此次战役定获全胜。
7月6日，解放军各参战部队按计划完成对襄阳城的合围。王近山司令员从当时的敌我态势出发，下令首先“刀劈三关”———夺取城西屏障琵琶山、真武山和西门外的铁佛寺。战斗打响后，康泽下令施放毒气，使解放军无法前进。当天晚上，樊城居民遭了殃，黄磷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接着大火熊熊，烧红了半边天，许多民房毁于一旦，成了断垣残壁，景象十分凄惨。
鉴于康泽的罪恶行径，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明确指示所属部队：“康泽只能活捉，不能打死！”六纵王近山司令员命令部队：一定要活捉康泽，捉不到康泽不算全胜。
最终，解放军在襄樊战役中歼敌2.1万，活捉了康泽，实现了战役的全胜。新华社襄阳前线记者采写的《康泽就擒记详》的通讯，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有的报纸还冠以“躲入地道装死丑态毕露，躺在地上活像一条死猪”的生动标题。
康泽是蒋介石最欣赏的心腹，他应该成为蒋介石心中内定的“烈士”样板。1948年7月22日，蒋介石授意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第二天，《大公报》以大号字“襄阳之战中康泽殉难，邓文仪在记者招待会宣布”做标题刊发新闻，并作了“详细”报道。
康泽的妻子朱素怀从报上看到这条消息后，伤心至极，哭得死去活来，逢人便说她丈夫如何对党国忠心耿耿，如今成了蒋总统的忠勇烈士。蒋介石也假惺惺地派军务局长俞济时前往“慰问”，还送去10万元金圆券。
被俘后，康泽随着一支由国民党军战俘组成的专门队伍从中原经邯鄲、邢台北上，来到距西柏坡不远的解放军官训练班。在那里，共产党干部把刊载有国民党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在被俘后写的广播稿的《解放日报》递给他，提出了希望他能写一篇类似文章的要求，康泽回答说：“要我无缘无故骂蒋介石，做不到！”
1949年，康泽被押往功德林。在那里，他见到了十分熟悉的同事董益三，黄埔一期的黄维，还有他以前不甚了解、到了解放区始为“同窗”的邱行湘。大家见到了被国民党宣布“成仁”的“烈士”，十分尴尬，又十分吃惊。
大多数时候，康泽都是沉默的。甚至在小组学习上，他都是要么不发言，要么很小声的照读报纸，一度让组长邱行湘大为光火，但他依然如故。
但随着时间慢慢推进，康泽面对管理人员体贴入微的照顾、心平气和的说服，思想也慢慢出现了变化。他还是默默无语，但开始埋头伏案，奋笔疾书。康泽获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他以三千多件史料，赢得了功德林“材料库”的美称，他以五尺多高的稿纸显露了人生的崛起。
在战犯管理所和各地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下，康泽和大家一起到北京、天津、沈阳、鞍山、长春、武汉等地进行了参观。
从外地参观回到北京功德林后，三天只说两句话的康泽，向曾经同为复兴社头目的曾扩情说了一句心里话：“谁愿吹捧共产党、为共产党说好话呀，但在真理面前，谁又能否定呀！”
此话一传开，在战犯管理所里简直是石破天惊，这块“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康泽，终于向真理低头了！
1956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1959年9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在建国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战犯的消息。这一新闻的公布，简直像在功德林里投了一颗炸弹，到处都沸腾了。康泽一反常态，跟着欢呼雀跃。他口中念念有词，逢人就握手，也不管对方是谁，这让他多年的高血压病复发了，他立即被送入复兴医院急救。
1961年底，有关部门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让康泽“监外就医”。1963年4月9日，康泽正式被特赦，成为第四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并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对于这样的结果，康泽发出由衷的感叹：“自己的罪孽深重，真想不到共产党对自己这样宽宏大量。”谁也不会想到，连康泽都会被共产党改造成功。
1963年深秋，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其他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在北京的获赦人员及他们的家属。周总理对大家说：“国共两党恩恩怨怨，但是我们毕竟有过两次成功的合作，合力打击过共同的敌人。所以如何看待国家，如何看待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比如说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他们用法西斯的手段对待革命志士，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但是，毛主席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恰恰表扬了过去的特务头子康泽。”
康泽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的讲话，是董益三传达给他的。至于毛主席为什么要表扬他，他更是一头雾水。
董益三频频点头道：“听说我们在功德林期间，毛主席指名点姓要看你的交罪认罪材料。你写复兴社的那篇东西，毛主席看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清早，毛主席还在会上说，康泽交罪交得彻底，认罪认得深刻，改造好一个特务头子的意义，不亚于改造好一个末代皇帝……”
董益三的消息来源是可靠的。因为事隔不久，毛主席关于改造战犯的讲话原文就见诸报端。康泽读到报纸，很快不省人事，被送到协和医院抢救。他的心脏不好。
在康泽被特赦后，蒋介石还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他，“现在我们再从党的基本精神上来检讨，记得在前年党务工作会议里面，我曾经提到康泽同志，在大陆上被俘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天我愿意重复提出来。再说一回，康同志遭受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谢不堪。
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的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熬过的，他的儿子曾经见到他，其时正是大陆隆冬天气，可是他却还是破衣一袭，寒澈骨髓，他对他的儿子表示，无论鼎或刀锯，任何威胁利诱手段都不能磨损到他的革命意志。”
康泽对此十分愤慨，于是发表了一段文字。他说，我跟蒋介石做事二十年，为他效忠了二十年，最后才发现蒋介石是家天下的搞法，才发现他前言不对后语，才发现他表现是多么革命，以后又转得那么快，对蒋介石的言语行踪简直无法整理，看到没有？他是甜言蜜语，好话说尽，使人们死心塌地的为他去卖命，但转瞬之间，蒋介石所表现的全不是他以前说的那样子，就是蒋介石一切为的是掌握政权，巩固他统治和政权的世袭。
不仅如此，康泽还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经历》等回忆文章，大揭蒋介石集团的老底。蒋介石得报后，气得咬牙切齿，大骂康泽。
1967年12月23日，康泽因心脏病等症复发去世，终年63岁。
参考资料
《中国的法西斯──康泽》，立之，炎黄春秋
《康泽被俘前后》，清华，文史天地
《康泽：蒋介石赶造的“烈士样板”》，孟昭庚，名人传记
《蒋介石心腹康泽的跌宕人生》孟昭庚，世纪风采
《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从被俘到特赦》，夏继诚，炎黄春秋
《李德生回忆录》，李德生，解放军出版社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原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黄济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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