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一部与中原野战军一部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豫东战役，在寻迹歼灭邱清泉整编第五军不利的情况下，华野出其不意占领开封，执行“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战术，成功诱使敌人从豫南、鄂北抽调兵力驰援。
图|解放军突破襄阳城西门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襄阳、樊城两地国民党军兵力空虚，当时守城部队为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3个川军旅，司令官康泽、副司令长官郭勋祺。考虑到敌人兵力空虚，中原野战军调动第六纵队，配合中原军区所属桐柏、陕南军区主力部队，总计14个团的兵力，发起襄樊战役。
尽管襄樊从地势上来看易守难攻，但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后，以猛虎掏心的战略战术，经过连续几日不断地奋战，成功解放襄樊，歼灭国民党守军2.1万人，生俘康泽、郭勋祺。
1948年7月23日，中央军委收到中原野战军的电报，得知了生俘康泽的消息后，更是高兴异常。周恩来亲自起草了给刘邓的贺电，交由毛主席修改后，下发给中原局、中原军区：
“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阳、樊城、老河口等七座城市，并活捉蒋匪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
对于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康泽、郭勋祺，两人后来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郭勋祺是川中名将，昔年与陈毅是旧交，1935年1月，郭勋祺率川军三个旅与中央红军在土城交手，因为事先情报有误，以至于土城一战红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1935年5月百丈关战役，郭勋祺又率部与红四方面军交手，迫使红四方面军放弃战略目标后撤。
就是这样一个难缠的敌人，襄樊战役被我军俘虏后，却受到了很好的优待，刘伯承在听说他被俘后，特地派专人将他护送到了河南中原军区政治部，郭勋祺后来接受了回川策反国民党军起义的任务，建国后担任了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厅副厅长等等职务。
图|毛主席
对康泽，毛主席一开始听闻其被俘后，专门电令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司令部：
“将康泽送回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脚镣押送。”
1956年4月，毛主席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了康泽：
“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
康泽为何会受到如此特殊的“待遇”呢？这就要从其本身经历说起。
康泽本身是黄埔三期毕业，在大多数国民党军将领中，他的起步并不算太显眼，至少就论黄埔资历而言，在他前面还有两期老大哥在。
尽管康泽资历浅，但进步却很快，就连杜聿明、胡宗南这些黄埔一期的大哥都比不上。
康泽在黄埔求学期间，就对校长蒋介石格外忠诚，他参加了右派学生组织的“孙文主义协会”，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学生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为敌，也正因为受到了蒋介石赏识，康泽后来被他派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有一件小事特别值得一提。
一次中国留学生聚会上，康泽偶遇了邵力子（国民党元老，曾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当时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未婚妻傅学文，傅学文是中共早期党员，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当时正筹备回国后同邵力子结婚。
当时康泽好奇地问了一句：
“你为什么要同邵力子结婚？”
傅学文思想进步，本就是个女中豪杰，对蒋介石日益反动的言行举动十分不满，对康泽也毫不防备，脱口而出：
“我就是准备借邵力子的关系，回国去刺杀蒋介石。”
康泽趁着酒意让傅学文把这句话写在纸条上，傅学文也不疑有他，坦然写下了想要刺杀蒋介石的豪言壮语，康泽表面上不漏声色，等到回国以后，就把字条交给了蒋介石。
大概也是通过这件事，让蒋介石看到了康泽的忠诚，1927年10月，康泽回国后，蒋介石便调他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1928年5月，又调康泽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
康泽这一时期升迁特别快，事实上前后也不过就一年光景，康泽肩膀上就佩上了将星。
1936年，32岁的康泽晋升陆军中将，一下子成为国民党军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之所以他能在短短六七年里攀升如此迅猛，是因为康泽是国民党军特务系统的创始人。
图|康泽
1932年，康泽与他的黄埔同学贺衷寒、滕杰、肖赞育、邓文仪打着中国革命复兴运动的招牌，组建了复兴社。而复兴社就是后来军统的前身。
算起来，复兴社一开始只是力行社一个外围组织，力行社一开始是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毕业的政治干部为骨干组建起来的组织，社长由蒋介石亲人，成员最多时有七八十人，而复兴社是依托于力行社成员基础上建起来的，作为外围青年群众组织，负责具体的行动。
复兴社与力行社不同，他有很详细的组织架构，社长同样由蒋介石兼任，但复兴社从组建之初，就有了特务组织的雏形，复兴社成立的目的，就是推行对领袖蒋介石的绝对崇拜，帮助蒋介石掌控嫡系部队军官的思想情况，因为复兴社本身是模仿意大利黑衫军和纳粹德国褐衫军，均穿蓝衣黄裤，故又称“蓝衣社”。
复兴社骨干成员号称十三太保，分别是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
以上十三人是蒋介石钦定的组织干事，拥有很大的权力。
不过，在以上13人中，每个人的命运各有不同，这里不过多赘述，复兴社根据他主要的活动，后来分为三个派系，贺衷寒系的“政训”系统；康泽系的“别动队”系统；戴笠系的特务处系统。
尽管康泽很不愿意承认他的别动队是属于特务组织，但基本上干的都是特务勾当。
1933年10月，康泽在庐山成立国民党南昌行营别动总队，是依托于蒋介石在南昌开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训练班，该训练班当时收拢的大多数都是自黄埔毕业后，因各方面原因失业的学生，康泽将这群人组织起来后，编为别动总队，用于战地工作。
图|中央苏区区域图
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后，康泽积极贯彻这一策略，主要的任务就是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实行对中央苏区的清剿工作，他采取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训练壮丁的形势，搜寻参加红军的亲眷，疯狂加以迫害，从1933年到1935年，在前后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原中央苏区的干部群众遭到康泽别动总队大肆屠戮，人口锐减。
蒋介石对康泽在中央苏区的“整肃”非常满意。
1934年年底，蒋介石意图将四川纳入控制中，派贺国光率领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康泽任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兼别动总队队长。
康泽入川后，积极奉行蒋介石的命令，将别动总队派驻四川、贵州、西康等地，以血腥手段推行蒋介石的统治政策，遂宁百姓不堪康泽压迫，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康泽竟下令直接开枪镇压，当场便打死了百余人。
尽管康泽骨子里的贪婪蒋介石心知肚明，但他同时也很清楚，康泽对他很忠诚，而且也是一把锋利的刀，所以对他也格外的回护。康泽地位扶摇直上，不仅担任了复兴社总社书记，还担任了“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后来更是扶摇直上，当选为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
“三青团”是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为了同中共争夺青年人才发起成立的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三青团在抗战初期确实起到了吸引青年人才的目的，尤其是在抗日救国统一口号的号召之下，但蒋介石后来为加强管理，将复兴社与三青团合并，导致了“三青团”最终堕落到与中统、军统特务组织同流合污。
图|别动总队
有人向蒋介石反应康泽资历浅，不足以担纲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的重任，蒋介石考虑让胡宗南来接替，但只任职不到岗，职务由康泽代理，下令前，蒋介石特意征询康泽意见：
“你和胡宗南的关系怎样？”
康泽回答：
“我和胡宗南关系很好。”
蒋介石心里很高兴，当即拍着康泽的肩膀告诉他：
“好！让胡宗南当组织处长，但他只挂名不到职，由你代理这个处长。”
尽管康泽一步步受到蒋介石提拔，但他的政治生涯很快就到头了。
1947年11月，蒋介石下令任命康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
图|王宏坤在襄樊战役前做战前动员
康泽常年在文官职位上，从来没打过仗，蒋介石忽然做出这样的安排，并非是无的放矢，一来是因为手下将领中确实再没亲信可以用，二来康泽这个安排，也是蒋介石刻意为之。之前在同蒋经国争夺三青团的控制权时，康泽触怒了蒋介石，尽管康泽仍然一如既往地忠心于蒋介石，但蒋介石已经不打算再重用康泽了。
考虑到第十五绥靖区所属部队大部分都是川军，康泽特别恳请派川军名将郭勋祺来担任副司令官。
可康泽既用郭勋祺，又不完全信任他，自己又不通军事，在我中野大军猛攻之下，康泽躲在城中，不时地向各处求援，白崇禧原本答应派一个师过来解围，但直至襄樊战役结束，这个师也不见踪影，康泽打电报向蒋介石求援，结果蒋介石只回复了一句话：
“襄阳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如兵力不足，可放弃城外据点固守待援。”
然而康泽放弃了外围阵地后，左等右等也不见来援兵，康泽躲在城中每天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咒骂蒋介石无情无义。
图|刘伯承、邓小平
鉴于康泽在襄樊战役期间，大量焚毁民房顽抗，还使用有毒的黄磷弹，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刘邓首长特别指示：
“康泽只能活捉，不能打死。”
六纵司令员王近山也特别下令：
“一定要活捉康泽，捉不到康泽不能算获得全胜。”
然而意外的是，襄樊战役落幕后，中野指战员从下午搜寻到傍晚，始终没见到康泽的身影，后来在被俘的康泽副官傅起戎的带领下，这才发现了一条地道，几个人弯腰摸索着走进去，在一处深坑中找到了混在死人堆儿里的康泽。
准确地来说，康泽为了此番装死，确实费了一番功夫。他的脸上、手上、脚上都沾满了污泥与血迹，只是时间上可能太仓促，涂抹的痕迹很明显，即便是耳闻周围的战士已经发现了他装死的事实，但他还是不准备站起来，一直到周围杀红了眼的战士说，要把他打死的时候，康泽这才慌忙爬起来喊：
“我投降，我投降。”
整个襄樊战役，共歼敌2.1万人，活捉康泽，可以说是旗开得胜。
有意思的是，襄樊战役落幕以后，蒋介石始终不相信，这个忠诚于他的学生会被俘，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电讯中称“康泽杀身成仁”，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又公开宣布，“康司令官在襄樊作战中业已殉难”，成了“光荣的烈士”，康泽的妻子朱素怀逢人便说自己的丈夫如何如何忠勇为国，蒋介石还派人送去了10万元金圆券。
他们哪里知道，康泽虽然说挨了一炮，但因为是躲在碉堡最里面，只是因为震动擦破点皮，被俘后押送到前线司令部以后，康泽还不住的问：
“贵军有没有医生呢？我这俩膀子会不会给废了啊。”
尽管康泽为人惜命，但这也并不代表他有所悔改，要知道后来康泽到功德林以后，虽然军衔上大家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康泽是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委，整个功德林就他一个人有如此地位，就连王耀武也只是国民党中执委委员，而不是常委。所以康泽常以此为荣，看不起其他人，甚至坚持所谓的“气节”，不肯低头认罪。
另外，康泽常年从事特务工作，喜怒不形于色，他在同僚面前也经常是一脸不苟言笑的表情，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别人，仿佛要把人看穿，人们都骂他是一副“屠夫”面孔，到了功德林以后，康泽也同样是如此，他三天往往只说一两句话，不轻易发表观点，他不像是黄维那样，什么都摆在明面上，但他内心很赞同黄维的话，他觉得黄维替他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尽管康泽确实很想表现的“抗节不屈”，可随着时间推移，他也感受到了我党政策的宽容。
图|康泽
进入功德林以后，大多数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都是身患多种恶疾，康泽也不例外，他有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等等病症，有一次心脏病发作，功德林的管理人员将他送到医院，康泽惊奇的发现，大多数人对他这个“特务头子”非但不憎恶，反而竭尽全力救治，相比之下，自己以前抓住共产党以后采取的凶残手段，让他内心感觉无比羞愧。
后来，功德林还组织战犯到全国各地参观，亲眼看祖国的变化，这让康泽内心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他后来同曾扩情交流时，曾说了一句心里话：
“谁愿吹捧共产党、为共产党说好话呀，但在真理面前，谁又能否定呀！”
康泽思想转变非常快，以至于他后来反而成为那个较早被特赦的人。
1961年年底，康泽病情反复，有关部门同意对他“监外就医”，实际上就是明面上还关着，但实际上相当于将他给放了，1963年4月9日，曾被人认为是最顽固的康泽，却于第四批获得特赦，沈醉专程到他住的旅馆看望祝贺，康泽还激动的老泪纵横，他对沈醉说：
“我自己罪孽深重，想不到能获得特赦，真想不到共产党对自己这么宽宏大量。”
康泽获得特赦后，在政府的安排下，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了文史专员。
一个颇为有意思的事情是，蒋介石后来在一次党务会议上还专门提到了康泽，表扬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
“康同志遭受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他的儿子曾经见到他，其时正是大陆隆冬天气，可是他却是破衣一袭，寒彻骨髓。他对儿子表示：无论刀锯鼎镬，任何威胁利诱手段，都不能磨损他革命的意志……”
图|影视剧中的康泽
后来这件事传到康泽的耳朵里，让他十分气愤，还专门撰文驳斥蒋介石：
我跟蒋介石做事20年，为他效忠了20年，只是在1941年12月为飞机运狗的问题，他当面骂过我一次。这次骂我，是他开始对我讨厌的表现，同时也隐约露出了他心里的打算。……同时我也感到这个人常常前言不符后语。在黄埔军校的一段时间，他表现得多“革命”，以后又转得那么快。对他的言语行踪，简直无法整理。……现在我才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只有一个目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掌握政权，巩固他的统治权和政权的“世袭。
康泽留下了很多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后来在各种报刊、电影、电视引用，蒋介石后来听说了这些，气得大骂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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