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纲解纽

​　　诸子百家兴于春秋，盛于战国，合起来便是周朝的下半场——东周。自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〇年）到六国尽灭（前二二一年）这几百年间，夏、商、西周二千多年来的贵族世袭封建政治逐渐动摇衰废，代之以秦、汉以迄明、清又二千多年的君主世袭专制、郡县中央集权，然后进入民主共和的现代。生于春秋后期的孔子（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所耳闻目睹的大动乱、大转型，就是“王纲解纽”。

　　所谓“王纲”，就是王朝的纲纪：西周建政，行封建、立宗法、社会藉以维持、人心因而安顿的礼乐文化。所谓“解纽”，就是这种种的纽带组织，崩坏松弛，于是社会动乱不息，人心普遍难安——怎么办？

　　作为开启诸子时代的第一人，孔子主张：正名辨分，安定秩序，恢复与振扬西周建政的礼乐文化。

　　政治礼文的设计者、示范者，是孔子梦寐敬佩的姬旦——周公。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孔子所属鲁国的始祖。他伐商、东征，制礼作乐，建立和稳定西周王朝，不过，最值得想慕钦崇，还在于克制政治人物必然强烈的权力欲望，而遵守自己所参与制定、于是也应当制约于其中的那套秩序规矩。

　　胜利则骄狂，专权则纵滥，人情大都如此。不过，人性也有高贵难得之处，就是：理智清明以自警自制，宅心仁惠以爱众安民。孔子之敬慕周公在此，《论语》之垂教后世也在此。周公所言所行，见于《尚书》中最可信的　　《周书》各篇。不论对周国臣民、友邦之君，抑或殷商遗族，周公都反复叮咛，谆谆告诫，总不外申说小周之能代大殷，都是天命与天意之归于有德；如果承命者也失德，照样会重蹈殷亡之鉴。所以有国者必须勤政爱民、修身立德。这种省勉训诫，代表一种新的时代共识，就是：要保持忧患意识，要知道“天命靡常、有德居之”，别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于是，在周公领导之下，他们就努力以表现人本人文的礼乐制度，代替前朝所特别看重的——甚至可以说“偏重”的——几乎无日不做的宗教献祭。殷商敬祀，周人尚文，时代精神是不同的。

　　殷商即使在盘庚迁都之后，游牧渔　　猎仍然是重要的生产方式，西方的周，国虽未大，土地农耕已较先进。灭商之后，就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进一步以具体严密的政治策略封土建国，来安养同姓亲族，酬庸异姓而立大功的臣属，和为数较少的前代帝王之后，以及原先存在而不得不封的盟友部族。同姓异姓各国间杂而居，以利通婚与制约。爵位军力都有规定。仅次于王的公爵尊而极少，以下侯伯子男四等以侯为尚，所以称为“诸侯”。周王称为天子，有事则诸侯勤王，丧德败政，则天王号召各国共讨。国君之下，卿、大夫立家，各有采邑，提供财赋与武力。贵族最基层的士，则承上级之命以临民为治，若有失职，可遭废黜。广大的庶民，就耕织制作以至简单商业以事贵族，命亦系之。此之谓“封建”。

　　农耕安土定居，宗族乡里家庭组织亦远较游牧稳固。各国之间以至君臣上下，皆异姓为婚以繁衍后代。君长继承，亦不再兼行“兄终弟及”而一律“父死子继”——而且尽量是嫡长子，以安天命而减纷争。嫡庶长幼，因此必须严格分别。嫡长子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其余则是“小宗”，五世亲尽而迁，另开支派，自为大宗，以后再开若干小宗，这样一路广远地繁衍下去。此后三千多年，自天子以至庶民，都是如此。此之谓“宗法”。

　　“宗法”与“封建”两种制度交织，用亲情、血缘、亲疏、利害为基础，制定辈分、等级种种关系，就构成西周建政推行的礼文。一切从个人生命最先的依靠——父母兄弟开始。《论语》首篇次章记有所谓“孝悌”是“仁之本”，次篇孔子引《尚书》记“孝友”即所以“为政”。这样，由家而国而天下，以天子为永远的、最高的地主、最大的族长，领导王朝万邦，人人各安其位，一切井然有序，加上农业生产发展，于是有周初的“成康之治”和稍后的和平安定之世。所以，孔子虽是殷人之后，也称赞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就是说：周以夏商二代为鉴戒，修正、改善、建立了种种文化礼制，于是一切都上了轨道，一切都美好！

        　　可能不美的是世事与人性。世事常变，而人性不改。人性有“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道德自觉的一面，更有“见富贵而争先、见掠夺而恐后”——动物的一面。以“宗法”而论：亲情有厚薄，关系有亲疏，为长上者资以服众的才德势位有高下；以“封建”而论：土地有肥瘠、疆域有大小、人民有众寡，基础本来就已难平。天时不定、地利不均、人力的欲望与智愚勤惰不齐，列国以至卿大夫（其实可说是所有人）之间随着生产的发展，贫富强弱的差距必然越来越大。大到礼法制约不来，既定的秩序便不能维持，大侵小、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种种乱象就越来越多了！《礼记·礼运》篇视

　　为比乱世好得多的“小康”之治，也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本来也是出于自然而保障于法律、视之为当然的“私”；那个时代，又远远未想到由长期血的教训而培育成功的“民主宪政”这个迄今为止最好的想法和办法，又怎能防范、制裁、消弭由另一部分人性而来的、更强烈、更原始的贪求与争夺呢？

　　周康王之后，昭王经略南方不返，可能是被当地人沉舟而谋杀之于江上吧。穆王远游四方，留下不少神话，跟着厉王无道，监谤以压制舆情，结果发生民变而被逐。周召二公共和行政之后，宣王号称中兴，周室威德仍然未足服人，继任者幽王又无道，废申后而宠褒姒，烽火戏诸侯，结果被申侯与犬戎联攻，诸侯不至，于是死于骊山之下，镐京残破，平王东迁洛邑，开始了东周。

　　这时，列国因兼并而疆域日大、数目渐减，周则直辖王畿相形见绌、成势更堕。其始，郑国勤王有功，庄公初成小霸，即竟与桓王战而射之中肩，已视同诸侯。到楚兴于南，甚至北上而问鼎轻重，有志取代。齐桓公应时而起，用管仲之策，官山府海，以渔盐农矿充裕国力，以尊王攘夷令诸侯，首为盟主以开霸政。死后内乱，国势稍衰，宋襄公欲继之而败。跟着，晋以北方之强，文公北并群狄，东阻秦穆，南败强楚，霸业为春秋之最。其后楚亦败晋而称霸，两强缠斗，互有胜负，众国依违其间，郑的处境尤难，赖有名相子产贤能，内政外交，扬声国际。宋向戎以战频民苦，倡“弭兵”之议，而干戈终不能息。这就是孔子青少年时的世局。到稍后吴越争雄，就已是春秋末期了。

　　《春秋》本当时列国编年史之通称，孔子据鲁史所记编为教本，于是亦成所记上起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至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的时代之称。司马迁《史记·自序》承《淮南子》、董仲舒等说在此期间，诸侯各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时世之动荡、百姓之痛苦可知。周初封国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吕氏春秋·观世》），到春秋晚期，大小诸侯减到一百以下。后来再到战国，只剩七雄，事态的必然发展，明显地趋向统一，孟子就清楚肯定地如此说（《孟子·梁惠王上》）。不过，他想不到最后竟然统一于最残暴善战的秦，更无论在他之前百余年、想保持秩序不再坏下去的孔子了！

　　为时代、为人类而焦心苦虑的人，也不只孔子。卫大夫石劝谏庄公：“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六顺”；“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六逆”；如果“去顺而放逆，招祸必速”（《左传·隐公二年》）。结果是：“弗听”——不信邪！忠言逆耳、明知故犯的人，为数又岂少呢！

　　逆而不顺，从个人到国家都必然战争。战争靠臣下出力卖命，自然论功行赏。到赏不胜赏、“尾大不掉”，功高权重势大者控制了财富与人民，臣下就必然由“震主”而“代主”了。春秋与战国之间，震动当时的天下大事：“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实在是理有固然、事有必至。在此之前，孔子所深深慨叹：“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可说是历史的总结，也是历史的预警。

　　以当时的鲁国而论，政权实操于“三桓”，亦称“三家”（不是后来分晋的那三家）。鲁桓公除嫡长子继为君主外，又有仲庆父、叔牙、季友三子，下开“仲孙”（又称“孟孙”）、“叔孙”、“季孙”三家，自宣公九年（前六〇〇年）起，轮流为执政之卿，其中季孙一族（简称“季氏”）为时最久，势力最大。但三桓实权，又渐下移于家臣之手。层层上逼，逼得号称一国之君的鲁侯形同傀儡，寝食不安，时时恐慌被害，也刻刻伺机回击，于是情况日劣，两败俱伤，其他各国情况亦似。只有秦用商鞅变法，中央集权（“强公室”），削减私家武力（“杜私门”），卒之尽灭六国，废封建而行郡县，这更是孔子所梦想不及了。到这时，经过一传以至若干传弟子的补充增订，作为孔子言行记录的《论语》，也已编成了。

　　《论语》是首创的民间私修之书，正如孔子是最超卓的私人办学之始。如前所说，夏商西周以来学术，本属王官专守、贵族所习；到封建崩坏，一批又一批贵族流落民间，他们之中的有学有志者，出其所能以自养，甚至培训后起，于是学术就渐渐流入民间了。没有人可以查考谁是如此作为的第一人，不过，最先开风气、最有超卓成就、最广受敬爱、久被尊崇的，肯定是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