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届初中毕业生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颇为尴尬、悲催的一代：小学刚毕业便赶上动乱、造反、夺权、武斗······直到1969年春天，“复课闹革命”才回归中学。刚刚入冬，就在“备战疏散”的舆论声中被宣布“毕业”，满打满算，不过8个月时间，如果再抛掉放假一个月以及各种节假日，也就是不足200天。
我那时是宁夏银川二中的69届学生，按照当时的编制，年级叫连，班叫排，因为同时存在小学66、67、68三个毕业年级，我所在的初3（丙）班就被称作“一连三排”。在8个月的时间里，文化课基本没有上，主要干了三件事：耍嘴皮子、练胳膊练腿、参加劳动。
所谓耍嘴皮子就是不停地参加“天天读”、学“两报一刊”社论，表忠心。所谓练胳膊练腿就是围绕着要和老毛子打仗这个主题上军体课。而真正把我们的精力全部耗尽的是参加劳动，说白了就是到乡下干农活！
粗略地算了一下，在此期间，我们就“学”了 4、5次“农”，每次10天半个月，从春耕秋收、施肥上粪、插秧除草、脱坯烧砖全都干遍了，一样也没有拉下，等于是当了半个农民，历经酸甜苦辣，给人留下诸多晦涩的记忆。
五·一前夕，学校突然宣布让我们去驻校工宣队橡胶厂农场“学农”劳动两周。眼下，春耕季节到了，农场正愁没有劳动力，不知道谁给当官的出了个歪点子：放着二中一千多个学生娃娃不楞怂使岂不是怪事吗？下雨打娃娃，闲着也是个闲着！这个主意出的好，就这么定了！
去就去吧，换换空气也好。于是就自带铺盖坐着卡车一路晃到了距银川火车站不远处的沙城子。去后才发现，遇到的第一件头疼事就是“怎么睡”的问题。
菜地旁边有一排破旧的土坯房，作为我们的宿舍。进门沿北墙不是炕而是一排床——严格的讲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床，因为它不是床板，而是一个个木头框架，空心的，里面用横八竖四几根铁丝编织起来形成网络状，权当是床板，大家戏谑的称它是“钢丝床”。那阵子整个国家穷，即便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娃娃外出劳动顶多也就只带一条褥子，薄的像死面饼子似的，条件差的兴许连褥子都没有，连铺带盖就一条被子，衣服裤子脱下就是枕头。
就可以想象睡在这种“钢丝床”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更加糟糕的是由于反复被人睡过，铁丝早已被压凹了，像口锅，睡在上面，时不时的会使人派生出一种并非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筛子上的感觉！情不自禁的就想起了一句银川街头的老汉教训年轻人时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早知道尿炕，你还睡筛子哪？！”于是，同学们也只能接受现实，互道一声：“今天晚上不怕尿炕啦！”哈哈大笑，聊以自慰。
塞外春来迟，小麦已经播下，男同学被分派在麦地里撒粪，看着农场员工们有节拍的走着梅花弹簧步撒粪，非常潇洒和浪漫，颇有些朝鲜人民军走正步的味道，惹的我们也急吼吼的，等到我们也干上时才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每人脖子下面挂一个簸箕，装满沤了一冬天的粪肥，抓起一把一扬手，往往是粪要么撒在同学身上，招来骂声；要么落在了脚底下，全钻到了鞋里。更惨的是遇上迎面刮风，一把粪全部被刮进了你的眼睛、鼻孔和嘴里，又臭又腥，恶心的就地呕吐不止，而其他人却幸灾乐祸的哈哈大笑不已：“请你吃'米田共’！”你只好狼狈不堪的摸到小渠沟边上，用渠水洗一把脸，没准突然一只癞呱呱窜入你的手心，把人还隔应的不行！
麦芽陆续出土了，但有的地方是“瘌痢头”，就得抓紧补种。我们就趁机使坏，本来应该均匀撒一把麦种的地方挖一个坑，倒进2斤麦种，早干完早收工。为什么？因为气不顺：吃的太差！
一个“大革文化命”居然把“自古信是米粮川”的塞上古城搞到了没有大米白面吃的地步！粗粮占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其中又以玉米面最多。玉米面的传统做法就是吃窝窝头，问题是光吃这玩意儿也不是个办法，赶上那年头全国上下激情难耐，动不动就爱发明什么“新生事物”，于是乎便有人将玉米面做成“发糕”吃，后来又想出压成面条状用笼蒸着吃的“好办法”——其实是个馊的不能再馊的烂杆主意，因这种所谓的“面条”形似自行车辐条、又硬又长、难以下咽，感觉就是在吃草料，咽到肚里往死里胀，一不留神就臭屁不断，着实是让人狼狈不堪、痛苦之极，因而被民间称之为“钢丝面”，借用老银川一句歇后语来形容，就是“麻子敲门——坑人到家了！”
有天中午，我和同学“狗X锁子”（未来的宁夏文广传媒集团的高级记者）没吃饱，想溜到菜地里偷柿子，碰上做饭老汉说是让我们帮个忙：从马车上往厨房卸几袋子玉米粉做晚上要吃的“钢丝面”。有心不干又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弄的我俩浑身上下一片金黄，仿佛是就地穿上了新军装，到也和“要准备打仗”的大气候相吻合。
趁此机会我俩也想看看“钢丝面”究竟是咋做出来的。不看不知道，一看逗得笑：老伙夫站在一台马鸿逵时期遗留下来的手摇式压面机旁边，指挥两个搭帮的胖婆姨用开水烫一大盆玉米面，形成疙瘩状后，慢慢放进压面机进口处，一个壮小伙子艰难的摇着齿轮转动机器，团面开始形成凝固状态，几经挤压，越来越形成整体状，不停的换档，最终达到理想的厚度，然后把整板的面皮放入切割刀口里，再用力摇转，千万根面条就源源不断的涌出。
这时，最搞笑的事情出现了：那两个肥硕硕的老母子各自手拿一把偌大的破芭蕉扇，像伺候她们先人似的冲着热气腾腾的面条使劲扇着风、吹着气，稍停片刻，面条就有可能发生“肠粘连”现象，上笼就蒸不透。就这样，干干、歇歇，再干、再歇，直到把所有的面压完，像粉条似的一串串的挂在绳子上，不大工夫就被风吹的硬绑绑的，接着用剪刀剪成一截一截的放进蒸笼里，这才大功告成！再看那几位男女老少，个个累的吴牛喘月，顾不了其他，恰给我们创造了可乘之机，顺了几个黑面馒头就颠······
劳动回来仅仅一个月，新一轮的“学农”又开始了，到东郊一个人民公社帮助社员插稻秧。
我等三、四个人吃住在一个姓马的农民家里，当然，必须是贫下中农家庭，这可是个立场原则问题！那是计划经济时代，下乡学农是“上课”，吃饭也要交钱和粮票，由市上统一协调教育和农业两家，再落实到人民公社：按照一批多少人头把粮食拨了下来，学生住在谁家，公社就按照每人每天一斤的标准把粮食发给这家农民，但是实际上贫下中农家庭并不欢迎我们，本来日子就过的紧巴，再加上学生娃娃正长身体特能吃，所以分配到谁家谁家嫌麻烦，心里是叫苦不迭，嘴上又不敢说，只能强作欢笑，假装按分量给学生做饭，实际上能克扣就克扣，让你吃不饱也饿不死。而那些“地主富农”家庭到是非常欢迎学生娃娃，因为学生入住，或多或少可以改善一下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环境，只是这样的机会微乎其微，几乎没有。
老马家一条传统的通炕，能睡十好几个人，4个娃娃，男女各半，从1至10岁不等，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省电不点灯，老两口睡南头，我们睡北头，当中隔着娃娃，脱的精赤条条。地下摆着一个特大号尿罐，骚气哄哄的，全家人晚上都往里尿，一晚上就能尿上满满一罐，天亮后端出去浇到自留地里。一开始这样的氛围让我们很不习惯，辗转反侧，看着房梁上的椽子，咋都睡不着，直到后半夜才迷糊着。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我们爬了起来稀里糊涂吃了一碗粘饭腌老韭菜，老师一吹哨子就把我们带到地里。此地位于汉渠边，一眼望去，到处都是水浇地，被一行行柳树隔开，烟笼氤氲，蚊虫乱飞，蛙声不断。
老师和队长商量了一下，让男生下到水里学习插秧，派女生在岸上运秧和解秧。有经验的老农将从专门设立的育秧田里铲起的秧苗板块交给一部分女生抱了过来，每一方秧苗板块有一平方尺大小，上面密密麻麻长满了秧苗。农民告诉我们：自古以来插秧走的是“网格化”路数，每一棵秧苗的前后左右的距离大约都在一拃之间，太密了不透风会出穗不齐，影响质量；太稀疏了又浪费土地资源，影响产量。插秧者要左手抓着一大把秧苗，右手一次抓出一两根、最多三根苗插入泥水里，多了少了都不行。边说边进行示范，我们就跟着学，其实这活并没有多少技术性，试了几把也就可以了。但是也有人故意捣乱，把十几根秧苗栽在一起，气的队长像驴似的撂撅子，我们幸灾乐祸地偷着笑。
可是，一阵工夫就不对劲了——五黄六月，天下火，地喷火，身上像背了口炒菜的锅，夸张的说就连稻田里的水都是烫的，一脚踩下去，屎撅子、卫生纸、避孕套什么的乱翻，青蛙和癞呱呱到处蹿，动辄还踩着玻璃渣子，脚底便是一道血口子，立即又招来蚂蝗，蜇的人跳蹦子！这也就罢了，关键是弯腰的罪不好受，秧没有插上几根人的腰就连酸带涨像要断了似的，没有多大工夫，满头满脸的臭汗从脖颈和脊背梁顺着尻壕往下淌，直到此时此刻，你才懂得原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竟是这般情景！
因为触景生情，有人便说起小学四年级时学过的一篇课文：“口唱山歌手插秧，汗珠滴尽谷满仓；牛出力来牛吃草，东家吃米我吃糠！”大家都说记得，写的太逼真了。还有人说后面似乎还有一首，谁记得？我说是不是“泥瓦匠住草房，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喝淡汤，种庄稼的吃米糠，编凉席的睡光床，当奶妈的卖儿郎，挖煤哥儿家里像冰窖，淘金老汉一辈子穷的慌，精鸡巴打的炕面子响！”大家都说“对对对，就是这首！”有人说：“原来我还以为是'卖盐的喝蛋汤’——天天都喝鸡蛋汤，还怪好的！”
突然有人质疑：不对吧？最后那句“精鸡巴打的炕面子响”好像没有，但也有人说有——既押韵合辙又是排比句，还争辩起来。末了，一位父亲是自治区出版局领导的同学用勿庸质疑的口吻说：“不是有没有，而是肯定没有！下流话咋可能写到国家正式出版发行的课本里哪？！”我只好承认：“这句是我编的”，所有的人都把矛头对准我：“打这个小流氓！”用手掌击水，呲的我浑身湿露露的，赶紧逃上田埂。
7月初水稻秧苗长到尺把高，又来到南郊某个生产队帮忙薅稻秧，统一住地窝子，吃大铁锅煮调和饭。
生产队长早已经给各排划分好了水田，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各个排的同学站在各自的田头，脱掉鞋子挽起裤腿，等待下水——且慢，管理员还要再三叮瞩一遍“揪什么草”的问题：要揪的必须是稗子、又叫冰草。这玩意这不仅和稻苗长的差不多，而且混杂在一起，不好辨认，但是仔细看也有明显不同——稻苗叶子是扁的，而是稗子叶是三绫形状的，说着随手揪了两根稗子和秧苗让大家仔细分辨。同学们就围了上去大概看了看，心里也就有数了。然后，按照要求人与人间隔一米五左右站开下田薅草。
薅稻秧的罪也不好受，就和插稻秧一模一样，用不着细说了。不过也可以投机取巧、苦中作乐，找自己爱干的活计——抓青蛙！
具体过程与之前曾写过去的《人蛙之战》大同小异，就不细说了，剥洗完毕晚上在野地生火放点盐烤着吃。而且很快我就发现不止是男生同学在抓，女生也敢抓，但她们有时会出现纰漏：一位女生错把一只大蟾蜍当作青蛙抓了，好心劝她扔掉，她大概以为我想诳她到手的猎物，脸子一吊说：“少耍流氓！”把我气齁了“你真是肉眼凡胎——这不是青蛙是个癞呱呱！”她赌气说“癞呱呱我也吃！”我也不高兴的回了一句：“好心当作驴肝肺——天底下哪有吃癞蛤蟆的？”
谁知许多年以后，我在广东还真的见到了用癞蛤蟆做成的一味菜，好像是叫作“椒盐戏蠄蚷”，我说这玩意儿有“癞”哪，不能吃，东家却说“癞腺”已经被摘除，蛊着让我吃，我只好打着哈哈说：谢谢啦，我没这个口福——过敏，如果吃了，晚上回家衣服一脱床上打个滚立马就会变成大蟾蜍，连蹦带跳，呱呱乱叫，不仅祸害家人，而且满楼的居民都不得安宁！对方笑翻了：老郝，你真幽默——当然，这又是后话了，点到为止。
好不容易把活干完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挺起腰来，但且慢——不早不晚，生产队长嘴里叼着个烟屁股，贼兮兮地溜了过来，说是要验收。验收的方法很是奇特：他随手掰下来好几根柳树条子，三把两下拧成几个近似被叫作“呼拉圈”的玩意，站在田边上信手一扔，扔哪是哪，然后走到跟前察看被“呼拉圈”套住的这一坨坨稻秧和稗子的比例。
赶巧了这个圈子里一根草也没有，就通过验收，得了便宜走人。反之别处都干净的很，偏偏圈子里有一、两根草，那这一天就算是白干了，必须从头再来，谁说都不给面子。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命令刚才负责在这一行距劳作的同学再走一遍。我就被逮住过一回，尽管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但也得返工。只能暗骂一声“老贼，逮住机会我把你家娃娃扔到井里！”
回到学校，气还没有缓过来，麦收又开始了，我们即被拉到郊县一个公社割麦子。继续吃住在农民家里。每人发一把镰刀，下到麦地里由农民教给你怎样下手割这玩意儿。别以为谁都会割，镰刀早已磨的贼快，弄不好麦子还没有碰上就先把脚丫子割了，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农民说，不但要有“狠”劲，还要有“巧”劲，也快也慢、又稳又凶，二者缺一不可。边说边示范，我们就跟着学，但是没有割多久便有点割不动了——腰酸的不行，另外蚊子叮的也受不了，就坐到地头缓缓再干，趁机抽根烟，又解乏又趋蚊子。9分钱一包的“双鱼”牌的，与其说是烟，不如说是马粪更贴切，把人呛的淌眼泪！
麦子一经割倒后，一天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进入下一个环节——打场，通俗的说就是脱粒，因为夏天随时可能下雨，成熟的麦粒已经被烈日晒的透干，万一让雨浇了就会迅速发酵长芽，碾成面粉就是燃牙面，非常难吃。所以有经验的老农民那几天反复强调“龙口夺食”、“龙口夺食”，撵着我们像驴一样干活，把成捆的麦子扛到场上，到了打麦机旁，女同学负责往机器上传递，男同学则分为几拨轮流上阵，站到脱粒机前的木头架子上，电闸一推，脱粒机立马发出可怕的唬啸声，24小时不停的运转着，我们就抓住麦秸把有穗的那一头塞进机器里，几秒钟的工夫，麦粒就没了，然后扔掉麦秸，抓起一束重新再来。
这活干起来是痛快，但就是太脏！那时大家都缺乏环保意识，也没有口罩，顶多屏住呼吸罢了，可总不能一口气不喘吧？只要一喘，立马大批肉眼看不见的灰尘就被吸进了肺里，咳嗽两声也就算了，好在年轻无知，收了工之后跳到秦渠里扎上几个猛子，把鼻子里的脏东西擤出来啥事没有！紧接着大家就开始盘算晚上吃啥？
那时正在长身体，干活劳动量又大，在农民家里吃饭也没有什么油水，永远是茄子西红柿连汤面，吃的再多一泡尿就放空了，因此肚子永远处在半饥饿状态之中，晚上躺在炕上，我就情不自禁的想起了张天翼的童话《大林和小林》中的一个情节：咕噜公司的老板四四格跑到大富翁叭哈先生家做客，一口气吃了72头大象、500头牛、30000只公鸡还连声抱怨“没有吃饱”、“没有吃饱”，忍不住满嘴流蛤喇子，我就说他妈的，我一辈子也吃不上这么多的肉，如果现在能让我吃上这么多的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都可以考虑！
“狗X锁子”却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说那如果活的没有质量，又有啥意义哪？他马上改口说道：好，你小伙一条汉子，有本事将来把这句话写出来那才是英雄，你敢吗？我说，等着瞧，迟早我会要写出来的！
最后一次学农是在国庆20周年前夕。说实话，大家都已经相当腻味了，但不去不行，只能磨随驴转。
此次去的地方倒是挺近，就在银川望远桥西侧的一个生产队，出了南门，再走上半截子就到了。男女生分别在一间教室里打地铺——这里有所不规范的小学，因为要备战，学校停止上课，正好给我们腾了地方。吃饭则是以两人为一伍，在一个娃娃被叫做“豁豁嘴”的下中农家里搭伙。
劳动的具体任务是三项：割稻子、收菜、烧砖。全班同学被分成若干小组，有男有女，每个组都插着花各干几天某种活，既不重复也不拉下，在短短的几天里让你把割稻子、收菜、烧砖都干一遍，到是也有点意思。
我所在的那个组前面几天干的活是割稻子，具体的割法与割麦子差不多，也就无须多讲了。如果说一定要找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我觉得似乎更累人，因为腰弯的更低一些，缘由麦秸长的高，稻秸长的低。但由于天气已经进入深秋，太阳失去火辣辣的味道了，总体感受还是能够忍耐住的。稻田的坑坑洼洼里水已经撤干，时不时的还窜出个田鸡、泥鳅什么的，这些碎玩意儿趁着秋高气爽把自己养的肥硕硕的，比夏天要大许多，把女生还吓的一惊一炸的。我为了在她们面前显乎自己的能耐，一镰刀上去就血染水凹，结果适得其反，引起女同学的普遍反感！
之后几天干的是拔白菜和萝卜的活。白菜又分为大白菜和莲花白两种，长在田里，根扎的很瓷实，靠手非但揪不动不说弄不好还把菜帮子和菜叶子给损坏了，农民拿到街上就卖不上好价钱。要用平板铁锹——农民叫“锨”紧贴着地面，用力一铲，就连根断了，然后整齐的码在一边，用小拉车拉走。
拔萝卜也分为2种：胡萝卜、青萝卜和糖萝卜。我们不喜欢拔糖萝卜，因为这玩意儿不能生吃，而胡萝卜、青萝卜则可以吃，特别是胡萝卜尤其对大家的胃口！一开始拔胡萝卜的时候，男生先是不好意思明着吃，老庄户就说:“你们就放开吃吧，看你们能吃多少？”大家兴奋无比，就地操起胡萝卜在袖子上擦一擦，“喀哧——”一口咬下去，又甜又脆，美气完了，最多吃上两根也就吃不动了，才知道啥叫“眼大肚子小”。
最后几天是烧砖。这个生产队有几个砖窑，一年四季不停的在烧砖，卖给国家，可以赚些钱财补贴社员。制砖所需之土是就地取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先是跟着农民和泥，土放多少、水掺多少，不停的搅拌，稀了稠了都不行，直到和的与自家老妈准备蒸馒头的面团一样松软才算好，之后把泥团放到木制的模子里，使劲鼓捣一番，用刮板把多余的泥去掉，用力往地下一扣，三块一组的坯子就形成了，晾上几天，水分蒸发，砖坯干透，就可以放进砖窑里烧了，要整整烧七天七夜，时间必须掐得好好的，少一点多一点都不行——
老庄户介绍说：时间烧不够，砖就烧“母”了，硬度不达标，容易折，盖房不结实；时间过了头，砖又会烧“酥”了，稍微给点压力就变成一包渣子！曾经有一年冬天，本队的一个老汉烧砖烧到最后五分钟时，眼看煤炭不够了，火马上就要熄灭，急中生智，把自己的铺盖扔了进去，到末了还差那么“一尼尼”，老汉啥也顾不上了把衣服和裤子脱下扔了进去，自己精毬赤蛋的玄乎乎冻死！
有人小声说：“怕是溜B着呢吧？”老庄户立马气愤的说：“谁说溜B？千真万确，我亲眼见过——还有人为了保住一窑砖自己跳进窑里的事情哪，人身上的油比500斤煤还管用。有个电影叫《烈火中永生》，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我心说：“纯粹是鸡尻子串线——胡扯蛋！那部电影说的是重庆地下党的事，与烧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无论是干什么活，都有其基本规律：干累了就坐在地头歇口气再干。这时，男女社员就谝起了闲话，谝着谝着就开起了玩笑，根本不顾忌有学生娃娃在场，想说啥就说啥，满嘴脏话，土的洋的、荤的素的、好听的，难听的，歇后语、俏皮话、格言、谚语、口头禅、下流话等等，一套又一套，应有尽有，美不胜收！
有些话实在是“鲁实”的过了头，把女同学全臊跑了，只剩下男同学支着耳朵听着，我算是大过其瘾，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映在了脑子里、融化在了血液中，在后来几十年里始终难以忘怀。许多文章一写到某个场景时，“贫下中农语言”，憋都憋不住，像火山喷发般的就跃然而出，想改都改不了，索性不改了，由它去吧！有同学说我是个“老庄户作家”，“老庄户”就“老庄户”，也算是一种风格，缘由于中学时代青涩记忆吧！
还是回到吃饭的老话题上吧—-这是吃的最差的一次，把人都快饿疯了，也快气疯了！
我和宋迎同学(若干年后的天津市司法局政研室主任）住的这家一天只吃两顿饭，总是稀饭咸菜，从来没有馍馍。而且饭也只够一人一碗就没有了，饭一吃完，老奶奶就说“娃娃，吃饱了，快挑水去！”一开始我们傻着呢，很快发现，豁豁嘴的爸爸一收工回家总是问“有喝的么？”老奶奶便端出一老碗做米饭时撇出来的米汤给儿子喝。豁豁嘴耍累了回家一进门奶奶同样端出一碗米汤。我忽然反映过来了：既然有米汤就必定有干饭，那么干饭哪去了？有一次我俩假装挑水，没去千米之外的水井，只走了两步就杀了一个回马枪，隔窗看见别全家老少正在热烈地吃着大米干饭炒土豆丝。
那一刻，我俩的肺都要气炸了，也悲哀到了极点，真想冲进去大喊一声：“我们稀罕吃你的饭哪？也不给你挑水！”我俩越说越上劲，坐在毛渠边上，就着西北风一鼓脑的把农民的种种坏毛病全给抖落了出来：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没有追求、自私自利、坑害别人、阴阳怪气、偷鸡摸狗、占小便宜、说下流话、还不讲卫生。一致认为伟大领袖关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论断是何等的英明正确！赌咒发誓：今后再有学农，打死也不来了！
但是——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返校后不久，我们就“被毕业”了，连毕业证都没发，直到来年春天才补发，而且是谁去要就给办，不去要就不给办，导致全班几乎有一半同学没有拿到毕业证，我尚属侥幸者······
转眼功夫69届毕业生已经步入老年，青涩记忆多已褪色，唯有当年干农活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始终不忘，经常出现在睡梦里，醒来后，或多或少地还有那么一丝子失落和惆怅，于是便把它一点一滴地记录了下来。至于有没有意义，任读者评说去吧！
1954年生人，1969年底初中毕业下乡，后进工厂当学徒，1978年秋考入大学，政府机关退休公务员，宁夏作协、美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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