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支与化妆：始于妓女的化妆运动

美国的妓女不仅揭穿了维多利亚时期认为女性没有性需求的谎言，也否定了女人不可能保护自己免遭身体暴力的普遍看法。在几乎所有有关鸨母的传记中，都至少记载了一则传主用武器保护自己免受男性攻击的故事。杰西·黑曼的口袋里随时放着一把枪。“我紧贴顾客，但更紧贴我的枪”，她经常这样说，“它能帮我搞定很多麻烦。”银矿之城弗吉尼亚城的女皇、人称“凯德”的卡洛琳·汤姆森，在其丈夫威胁要杀死她的时候，她拿出手枪指着他的脑袋令其不敢动弹，直到警察到来。绰号“大鼻子凯特”的霍洛尼在15岁的时候，用斧头把柄将试图强奸她的男子打晕。后来，霍洛尼到圣路易斯“下海”，因为射杀了杀害她师傅（一名老鸨）的男子而声名大噪。埃莉诺拉·杜蒙特在西部游荡的时候因杀死了许多男人而出名，有一次，她不仅救了自己的命，还挽救了蒙大拿州密苏里河上的一座城市。当时，一艘爆发天花的汽船想在这座城市停靠下客，杜蒙特用自己的小手枪瞄准船长，连开两枪，子弹打在距离船长脚边几英寸的甲板上。“第二枪是为了证明第一枪不是走火”，她说道，“如果你不掉头，下一颗子弹就直接打爆你的脑袋”。听到这里，船长转动船舵，加速向下游驶去。

今天的女权主义者和对“美容术”持批评态度的人往往认为，女性追求时尚和化妆品，是对男性欲望的臣服，是重肤浅、轻内在的表现，是顺从、自恋的手段，是一种自我压迫的形式。以上种种批评并不新鲜，而且当初提出这些批评的，也不是女性。那些喜欢道德说教的英国人，在17世纪最早开始对化妆品发难。清教徒教士托马斯·图克在1616年的《论反对化妆和擦脂抹粉》中就提出警告，化妆品是由“魔鬼带来”，使女人崇拜自己。允许女人通过化妆重新修整自己冒犯了自然法则：“虽然是上帝的造物，是上帝造出来的女人，她又是自己的创造者，如同画画一般。”图克劝告那些希望获得尊重的女人：“化妆这件事还是留给妓女们去做，她们才是最适合的，通过那种肮脏的手法她们才会出名、才会引人注意。”在近代早期的英国，与后来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一样，化妆是娼妇们的伎俩。“对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历史学家凯西·佩斯写道，“化妆的女人就像是妓女擦胭脂涂眼影，来表明身份、不要脸地兜揽生意”。在19世纪，“报纸、传单和歌曲都是把化妆与妓女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种代名词”。化妆代表着“美学意义上的卖淫”。

妓女是美国历史上最早一批身着亮丽色彩服装的女性，红色曾经是皮肉生意采用的颜色。纳撒尼尔·霍桑的作品《我的亲戚莫利纳少校》中的主人公，认出街上的那位“眼神轻佻”的女士是妓女，正是通过她的“红裙子”。乔治·G.福斯特在《煤气灯下的纽约》中描述1850年的街头生活，说到有两位女士一眼就能断定她们是妓女，因为她们戴着奢华的珠宝，穿着“非常时髦的”裙子，红色的大披巾“亮瞎人的眼睛”。在内勒·拉森1928年的小说《流沙》中，一位身着红裙子的女性在一次教堂的奋兴布道会上，被大家视为堕落的女人：

看到她紧身的红裙子以及露在外面的胳膊和脖子，坐在她左侧面冲着一边的男子一阵战栗。在她面前跳舞的那个女人，不满地皱起眉。她尖声高叫：“淫荡的女人。来信耶稣，你这个可怜的迷途荡妇！”

到20世纪初，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离开农村，来到不断膨胀的城市，享受城里的自由，佩斯注意到，“她们吸收了这种声名不佳的下流作派”。

佩斯发现1909年到1929年之间，“美国的香水和化妆品生产商的数量几乎翻番，产品的价值成长了10倍，从1420万美元到了近1.41亿美元。”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估计，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人每年花费7亿美元购买化妆品和美容服务。最早一批吸收妓女时尚风格的良家妇女，位于经济天平的两端：百货商店的营业员、工厂女工，以及上流社会名流。在新建的城市舞厅里，“职业女性”占据多数，她们大胆地抹胭脂、涂粉、擦口红，这“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习惯”。当时有许多报纸都注意到了，那些最有钱的女性也接受了妓女的装扮。1890年《纽约世界报》报道，“社交界的女性现在也开始化妆”，甚至那些“非常高级的小圈子里的女性”也是如此。在经过了把化妆视为禁忌的阶段之后，“上流社会抛弃了传统和权威，随心所欲地乱穿衣。”根据佩斯的研究，到20世纪10年代，“在舞厅，已经很难从着装款式和风格上区分良家妇女和妓女”。1917年，在纽约的某舞厅，一名服务生告诉风纪调查员：“今天妇女的穿着，让她们看来起都像是妓女。”

始于妓女的化妆运动并非一帆风顺。1912年，一位妇女向《巴尔的摩太阳报》抱怨说，过去“化妆是女人厚颜无耻、不要脸的性格和职业表现”，但“现在，马路上看到令人尊敬的女人和年轻的姑娘们，也时兴化妆出门”。社会改良家、女权主义者莉莲·D.瓦尔德在她1915年的回忆录中说，工人阶层的女孩“着装不够稳重”，加之“她们跳的舞、她们的谈吐和随意的举止，都令人侧目”。1920年，洛杉矶的一位青少年法庭的法官，禁止某不良少女“像过去那样不顾母亲的反对而化妆，比如腮红和眉笔”。1937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年轻女孩会因为涂口红的问题与父母发生冲突。据佩斯说，许多年轻女性把化妆视为获得自由、快乐和掌控自己生活的一种手段：“少女脸上突然出现的腮红和口红，往往伴随着增加薪水自留部分的要求，获得选择男友的自由，以及在休闲活动中享有更大的自主决定权。”

虽然性观念的保守派用了各种办法，但到20世纪中期，妓女们开风气之先的妆容变得不仅为人所尊重，而且司空见惯。大量采纳婊子的时尚始于20世纪10年代，良家妇女们第一次坦然地露出了脖子下方的皮肤。“前所未有地公开展现女性的体形，是这段时期的特征”，历史学家詹姆斯·R. 麦戈文写道。裙子越来越短；袜子向下卷，露出部分腿；裙子的领口越开越低，露出乳沟。1917年的《女士家居杂志》向读者提供的时尚建议就像是几年前从老鸨嘴里说出来的话：“时尚说—晚礼服必须是无袖的……下午穿的礼服裙腰和袖子得是半透明面料的。”女人在公开场合抽烟和喝酒，是过去只有妓女和未被同化的德国女人才会做的事，“现在已经成为了上流社会已婚女性的时髦做派，而且传到了其他的社会阶层”。

20世纪20年代的年轻女孩，那种著名的波浪状短发型，被很多人视为对维多利亚时代女人味的反抗，在那个年代，女人得留长发，还要精巧地盘在头顶。对于许多充满叛逆的年轻女孩来说，维多利亚风格的繁琐和沉重，无论是实际意义还是象征意义上，都是对女性自由活动的束缚。风化史专家发现的证据表明，短发潮流最早是从妓院开始的。从E.J.贝洛克1912年拍的新奥尔良妓女的照片可以看到，其中许多人的发型在后来的二三十年代大为流行。与此类似，1913年费城的一份风化报告记录了一位黑人妓女留着“黑色的短发”。20年后，从妓女身上流传开来的发型风行一时，甚至连第一夫人卢·亨利·胡佛和埃莉诺·罗斯福的官方照片中留的都是短发。

1933年，《时尚》杂志宣布涂口红是“二十世纪的姿态之一”。佩斯发现有证据表明，20世纪30年代，有许多母亲也学着女儿画起了妆，有几位当妈妈的“不理会传统禁忌，青春起来超过了女儿”。社会学家沃尔特·雷克里斯在他1933年对芝加哥卖淫业的研究报告中，对此说得很清楚。直到20世纪10年代，妓女“实际上是一个遭到流放的群体，她们有自己的习惯、着装和时尚”。她们在黑社会里混，“随心所欲地从事良家妇女所不能做的事情”。马路上“化了妆的女士”“都青一色的脸上涂着胭脂、头发漂过、擦着浓郁的香水，这么做都是为了增加性的吸引力”。到了20年代，“这些名声不好的女人不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在外表、举止和居住地点方面与其他女人并无不同……现代女性所从事的各种活动—访问贫民窟、夜生活、夸张的着装、少女在没有长辈陪同下出门、进入商界和体育界—消除了化了妆的淫荡女人与需要被人保护的、面色苍白的淑女之间的外在区别”。

甚至娼妇“羞耻的红色”也成了美国女性有社会地位的象征。心脏病慈善机构“第一夫人的红裙系列”在2005年成立的时候，劳拉·布什代表她的六位前任发表了讲话：

很多人都知道，里根夫人喜欢红颜色。或许，她对红色的酷爱始于当年风度翩翩的罗纳德·里根在洛杉矶一个小酒馆装饰着红色软皮的包厢里向她求婚。美国的第一夫人们在许多场合都爱穿红色。伯德·约翰逊夫人在庆祝80寿辰的时候穿着红色的晚礼服。贝蒂·福特和罗莎琳·卡特也都喜欢红色的衣服。有一次，芭芭拉·布什穿着红色衣服出席国宴—当然，与之相配的是她的珍珠首饰。希拉里·克林顿曾在情人节穿着红色衣服，与这个节日相得益彰。我曾经穿着红衣服在莫斯科去看大剧院芭蕾舞团的演出。我们都在重要场合穿过红色的衣服，现在，我们利用这些衣服来促进女性健康之共同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