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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势出新民国书法,开创风气!

尚势出新的民国时期书法

作者:王朝宾

民国时期(1911—1949)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期,军阀割据,战争频繁,特别是日本的侵华战争使生产遭受到极大破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在战争的间隙和远离战场的后方,也曾出现相对的稳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大中城市,民族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成为这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

【一】
民国时期的书法承清末碑学之余绪,纵势为尚,变古为新,南北兼收,碑帖并重,走上了自觉的发展阶段。其中行草书继宋、明之后,在经历了帖学和碑学的曲折道路,得到迅速发展;章草书沉寂一千余年之后再放光彩;钟鼎、石鼓文为专家学者所注目,正书推重韵度,各呈异趣;隶书和小篆沿清末之余波,走上程式化的末路。

蔡元培《行书七言联》


清中、晚期,碑学大兴。入民国后,学人多不规于矩矱森严的楷法,行书书写便捷,应用广泛,抒情达意,世人好之,故民国书家多长于行书,纳碑版笔势于行草书之中,体势为之一变。
草书清代几成绝响,碑学诸家,其工在篆隶,至清末废科举,兴新学,书法已无仕途之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出,追古之风更炽,于正体、篆、隶之外,复究章草,以期别开新境,因而章草能于民国时期得到复兴,或宗皇象、索靖,或法二王,别具新韵;或以二爨为基,另构新体;或以新发现之汉晋简牍为用,推陈出新,故民国时期章草大家辈出。

▼康有为《行书语摘轴》


清乾嘉之际,训诂考据之风兴起,至清末民初,金石学大盛,考经证史,钟鼎盘彝上的款识和石鼓猎碣上的文字用笔精严,结体端庄雍容,行款布局流畅自然,气势雄伟磅礴,深得自然之妙,《毛公鼎》、《散氏盘》、《石鼓文》等被书家所青睐,故民国书家多善写钟鼎古籀,以金石气相标榜,开拓了书法艺术的新领域。

白蕉《隶书用清所尚五言联》


另外,随着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的发现、收集、发掘,考释一时蔚然成风,这古老的文字给书法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来楚生《隶书养成准备七言联》


隶书、小篆在清代后期得到高度发展,至民国已成强弩之末,日渐衰微。

【二】
民国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是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徐悲鸿《行书四言》纸本


光绪末年,废科举、兴学校,在新的教育体制中,书法与绘画同样成为专门的艺术学科,书法教育开始改变千余年来单一的师徒授受为现代的学校教育,这一转变的出现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变革意义。

白蕉《行书蹈德正身八言联》


清末民初,金石考古之学迅速发展,大量金文的著录、甲骨文的发现和汉晋简牍的出土,为书法开辟了新的领域,特别是书写钟鼎、石鼓和甲骨文的学者异军突起,打破了清代碑学、帖学两家分治的格局,许多碑学书家和帖学书家亦并治大篆,研讨古文字,并从前人无从见到的汉晋墨迹中得到启发,不仅改变了书法家队伍的结构,而且改善了书法家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艺术结构,丰富了书法家的艺术语言,推动了书法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向高层次的发展。

现代先进的照相印刷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在民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古代法帖珍本、碑刻墨迹、汉晋简牍以及当代著名书家的作品大量影印出版,使过去秘藏的名迹得以公之于世,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其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艺苑真赏社、文明书局、有正书局等聘用国外技术人员,以先进的珂 版精印,传真程度很高。坊间印行的石印本更多,流布之广为前所未有,对书法艺术的普及和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又如《故宫周刊》、《艺林旬刊》、《湖社月刊》,以及(标准)草书社所出《草书月刊》、余绍宋主编的《金石书画》等书刊的出版;吴昌硕、于右任、沈尹默等书法家个人作品的展览和出版,大大促进了书法艺术的交流。

▼吴昌硕《篆书三言联》


吴昌硕《行书五言诗》轴


随着民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商品观念的增强,也促进了书法作品商品化的发展,书法作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在人们的头脑里已不足为奇,书法家订润鬻书成为理所当然。义写义卖以助国民革命、赈济灾民,则受到社会的尊敬。书法家以书养书,以鬻书为业者亦不在少数,打破了封建社会中官僚们对书法艺术的垄断,促进了书法在民间的发展。社会对书法作品需求量的增加,书法和书法艺术风格流派的竞争随之俱增,刺激着书法艺术的繁荣和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书法工具材料的生产和技艺的改进。仅以浙江吴兴善琏镇的湖笔生产为例,据费在山先生的统计,善琏镇本地的湖笔生产在1929年达到鼎盛,全镇有三百多户人家从事毛笔的生产,由此即可以看出当时书法普及和发展的水平。

于右任 《草书七言联 》

沈尹默《行书马骏山开七言联》


民国时期随着艺术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以高等学校和著名书法家为核心的书法团体和艺术流派。北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天津南开大学等学校设有艺术专科,开设书法课,培养书法人才,并组织书法研究会,开展书法艺术的学术研究。以吴昌硕为首的西泠印社、蔡元培为首的研究会、于右任为首的草书社等书法艺术团体,不仅开展书法的研究、资料的搜集,还组织出版。吴昌硕、康有为、李瑞清、于右任、沈曾植、余绍宋、郑孝胥、沈尹默等书家风格流派先后形成,交相辉映,对书坛产生极大影响,推动着民国书法的繁荣。

李瑞清《楷书虚室清歌五言联》


黄宾虹《篆书太史老农七言联》


民国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促进了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书法的发展又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书法史的研究中,沙孟海先生的《近三百年的书学》立论严谨,论述系统公允,站在时代的高度,将自清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帖学、碑学之争及其兴衰作了科学的说明;在技法方面,沈尹默的《五字执笔法》和关于用笔运腕提按的研究,对历代谈论不休的执笔、用笔问题,结合自己的实践作了科学的、详细的解说,是现代高桌高椅条件下,坐姿书写行之有效的方法,已经为多数学书者所接受;在书法美学方面,宗白华、朱光潜以现代艺术理论,从美学的高度揭示书法的艺术规律,对开拓书法艺术的研究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丁文隽的《书法精论》深入浅出地对书法艺术的产生、演变发展、时代风格特点以及学书的方法要领作了阐述。杨守敬的《学书迩言》,马宗霍的《书林藻鉴》,余绍宋的《书画书录题解》,黄宾虹、邓实编纂的《美术丛书》等著述,对历代书家、书迹、书论的评介和不易窥见的书法论著的搜集,不仅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为书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三
民国书家大体分为前后两代,第一代书家大多出生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受到系统的封建文化教育,博通经史,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又受到西学的影响,学术思想已较他们的前辈开明,帖学、碑学功底深厚,入民国后已人书俱老,自成面目。第二代书家大多出生在清光绪年间,其主要艺术活动和成就在民国时期。他们既受到严格的国学教育,又大量吸收西方文化,许多人留学日本,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参与政治变革和新文化运动,几经动乱,社会阅历广,跨度大,思想活跃,治学严谨,其知识结构已较他们的前辈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改善,有较深的传统功力,又具有很大的创造性,他们是民国期间成长起来的书家,对民国书法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后一代书家才是民国书法的真正代表。

▼曾熙《楷书守玄思白五言联》

民国早期的主要书家代表有杨守敬、吴昌硕、陆润庠、沈曾植、曾熙、李瑞清、康有为等,以吴昌硕最为杰出。
▼康有为《行书太白闲云中堂》 


杨守敬精鉴别考证,以金石、书法著称,书工四体,苍润不俗,有金石气。清季从黎庶昌使日本,携大量金石碑版拓本向日人传授中国碑学。

▼杨守敬《山下溪西六言联》


吴昌硕是近代书画篆刻的开派宗师,书法以善写《石鼓文》名天下。凝练苍劲,卓有气骨,正书法钟繇。隶书取意《曹全》、《祀三公山》,以纵势出之,气度恢弘。行草取法黄道周、王铎,运以篆籀笔法,气势豪放。吴昌硕以势为尚,笔挟风雷,对书法时代风尚的开拓,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世影响巨大。
 
▼吴昌硕《集石鼓文五言联》


陆润庠为清同治年间状元,官至东阁大学士。善正书,然千字一面,万字雷同,把馆阁体推向了极致。马宗霍评曰:“凤石(陆润庠字)真书清华朗润,略近欧、虞,然馆阁气重,干禄之书耳。”

▼陆润庠《行书四屏》轴 


李瑞清曾官南京两江优级师范监督、江宁提学使,提倡艺术教育,造就艺术人才。入民国后以前清遗老自居,自号清道人。书工四体,取法广泛,喜鼎彝汉碑,博宗六朝,自号北宗,行草得黄山谷神髓,善榜书,气势磅礴奇伟,自成一格,晚岁参以西陲木简,益臻古茂,对民国书坛产生较大影响,其书学由胡小石继承,光而大之。

▼李瑞清《节临礼器碑扇》


曾熙与李瑞清同官京师,同学书法,特工正书,喜石鼓文、汉碑、钟繇、二王,以尽其变,自号南宗。李瑞清评其为“今之蔡中郎也”。沈曾植说他“于书沟通南北,融会方圆,皆能冥悟其所以分合之故。……昔人以洞达二字评中郎书,若俟园(曾熙号)之神明变化,斯可悟于洞达矣”。曾熙取碑帖之长,南、北兼收的书学道路,对民国书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沈曾植以草书著称,融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冶,尤得力于二爨,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曾熙曰:“余评寐叟(沈曾植号)书,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向 评曰:“书学包慎伯,草书尤工,纵横驰骋,有杨少师之妙,自碑学盛行,书家皆究心篆隶,草书鲜有名家,自公出而草法复明,殁后书名更盛。”
▼沈曾植《行书黄庭坚诗》轴


沈曾植《行草七律诗》轴


康有为学问广博,著述甚富。在书法上尊魏卑唐,推行碑学,身体力行。其行书笔势豪健,意度雄深,得《石门铭》之神,自成一体。所著《广艺舟双楫》对碑学在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阐发,成为近代最有影响的碑学专著。

康有为《护世游天五言联轴》


民国第二代书家主要有于右任、王世镗、郑孝胥、叶恭绰、萧蜕 、商衍鎏、罗振玉、谭延闿、丁佛言、李叔同、余绍宋、周树人、谢无量、沈尹默等,以于右任最为杰出。

于右任《草书唐可期诗耕田鼓四屏》


郑孝胥晚年佐清末皇帝溥仪,任伪满洲国总理,成为不齿于人的汉奸。但他的才学和在书法上的成就是人们所公认的,工正、行书,融合碑、帖,纵横取势,雄健豪放,自成一体,对民国书坛影响很大。

郑孝胥《行楷八言联》


叶恭绰、周树人、谢无量、沈尹默皆以行草名世。叶恭绰妙融碑、帖,雄森苍浑,古拙生辣,真气弥漫,以气势胜。周树人以篆隶笔意作行书,动静得宜,超妙入化,正如郭沫若所评:“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书迹,自成风格,熔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谢无量学贯中西,其书取法钟繇、《瘗鹤铭》和六朝造像记,精气内含,沉雄俊逸,以拙为巧,世称“孩儿体”,于右任评曰:“谢无量先生书法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弗如。”沈尹默宗法二王,碑、帖并习,精审笔法,深研书理,开辟了由宋、唐窥究晋人的书学途径,为帖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晚年致力于书法教育,功莫大焉。

叶恭绰《行书黄龙甘露八言联》


萧蜕 通经史,精小学,书工四体,工力深厚,于篆书融大、小二篆,别开生面,昭于前贤。罗振玉、丁佛言皆金石名家,一代学者,甲骨、篆籀各造其极,震动北方书坛。丁辅之、王襄、董作宾等甲骨专家皆以擅长甲骨文著称,以新出之甲骨文作书,为书苑别开一新的书体。

董作宾《集甲骨文轴》


继沈曾植之后,王世镗、余绍宋、靳志、郑诵先等家之章草苍古妍润,皆自成面目。
李叔同书以北碑为宗,超尘绝俗,虚和静穆。商衍鎏、谭延闿、华世奎俱宗颜真卿,各得其宜。

弘一《清凉歌条屏》行书


于右任早年专攻北碑,其书雄强峻伟,朴茂奇拙。中年以后,致力草书的研究,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把历代草书加以排比,去伪存真,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用以推广普及。

于右任《草书七言联》


民国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继清末之后继续发展的时期,历时虽然短暂,却涌现出了一批成就杰出的书法家。他们为我们今天的书法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民国时期这段书法的历史,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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