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小说的独白体
西泠
赫塔·米勒是谁？在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无人关心这个问题。和许多诺奖的热门人选（比如奥兹、比如昆德拉）相比，她的名声从未显扬，其传播不超过德国和罗马尼亚这方小小区域。而获奖之后呢，她的履历上被写着：“1953年8月17日出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尼特基多夫，她的作品政治性很强。”于是，又似乎先入为主地把文学和政治牵扯了起来。
其实，细读米勒的书，首先感觉她是一位很丰富的作家。这种丰富并非如海明威式的丛林冒险、兰波的异域流连，拜伦的希腊梦幻；不，米勒不曾享有过这等自由。作为五十年代的德裔罗马尼亚公民，她经历了二次大战、纳粹、集中营、冷战、齐奥赛斯库的集权统治等事件，而其中的每一个字眼都标注着贫穷和恐怖，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不寒而栗。这些在记忆中沉淀和淤积起来的故事层层叠叠，细密而深沉，它们纵横的经纬贯穿赫塔·米勒的一生，使她总有太多的东西要写和表达。更确切的说，它们不是故事，而首先是人生。
但米勒同时又很简单，她所有的视角都集中于那块被迫害的土地——罗马尼亚，或者集中于一个主题：极权统治的迫害以及被迫害中的人们。无论在她的小说集《赤足的二月》还是散文作品《饥饿与丝绸》中，荒芜、深邃、阴沉的生活都是叙述主体。这就导致她的文字和她本人很深的压抑感。罗马尼亚作家米希亚·丁内斯库曾说：“如果四十年都没有独立报纸的存在，那语言和思维习惯是不可能在短短数周发生变化的。这就像如果人们给土著居民送去一个电视机，打开只能听到‘咕咕’的布谷鸟叫声，那土著居民也只能学会这种‘咕咕’的叫声。”米勒的语言散发着重见天日的“土著味”，读她的作品，常有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这尤为显著的表现于她的短篇小说。写小说，大部分人关注的是情节、技巧、乃至读者的喜闻乐见。二十世纪小说的显著发展，便与这种技巧的程式化关系莫大。比如魔幻现实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句“许多年以前”，便把镜头由远拉近，从近退远，让时空转换跳跃于翻云覆雨的股掌间；卡夫卡往往单刀直入，看似无章法，其实是成竹在胸了然于目；米兰.昆德拉融哲学于小说，也是另辟蹊径独探幽谷；至于意识流时空体，更是伍尔芙乔伊斯福克纳等前辈诸人用滥了的。一路下来，发展到后现代的拼贴戏仿，其实只是小说技巧无可无不可的顺延而已。也就是说，大部分作家都致力于技巧的创新和阅读的愉悦，而赫塔·米勒却完全与之背道而驰。
米勒虽然受过乔伊斯福克纳等人的影响，但她的小说却从不刻意设置人物铺陈情节。以至于要将她的一些文字归为短篇小说，你或许会稍感踌躇。它有人物，却少故事，往往是一个人的一生缩短成几个片段，像一枚小小的邮票，偶然的舶来，让你撇上一眼，其词语是奇异的，气氛是阴沉的，笔调是诡谲的，而那一眼的流溢又往往是惊心动魄的。她笔下的事物总是处于漂浮的无名状态。一种无根基性。你感觉那是在做梦，但却恰恰是现实；你试图解读形象，而那不过是牵线的木偶；这种独特的描述风格，我愿意称之为独白。它是一个人面对一壁高墙的昵语，是作者曾经历过的封闭世界的返照，更是一种思想统治之后无可避免的化石遗留。
在昔日的罗马尼亚，空间是逼仄的，生存是窘迫甚至惊悚的，人与人之间更是无法信任的。赫塔·米勒的母亲曾在集中营中饱尝饥饿达五年，而她本人则因不愿告密而受到秘密警察的监控、审讯、暴打、丢失工作并无家可归。对于极权主义的极限生存境遇，马内阿、昆德拉和索尔仁尼琴等不少作家都曾予以描绘，但赫塔·米勒的描写与之完全不同。一方面，她的怨恨深入骨髓，犹如孟姜女哭长城一般化为钢筋般的抗争力量，但另一方面，她又很少写悲伤，至少不是那种直接抒情式的发泄式的悲伤。截然不同于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澎湃激荡的记录式文体，她更追求文学的形而上层面和文字本身的诗性。诺贝尔文学奖对其的授奖词便是：她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
正因为这样，赫塔·米勒难得的横跨了文学的个人领域和公共意义。赫塔·米勒似乎未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她只负责记录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所生存的一切。“我写，故我在”。她笔下的生活、她的悲伤与仇怨全部是个体式的，如此，她才能写得这么无所遮拦、痛快淋漓、而又如此含蓄简练、充满诗性。但她的反思却是属于公众的，记录了真实的生命在极权主义下受到的异化和戕害。而那些真实的细节，本身就是对以思想的名义行暴政之实的统治者最好的控诉。亚里士多德曾认为：诗歌比历史更真实，“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当真实的历史渐遭遗忘之际，小说却能唤起我们对遗忘的抵制，这或许便是赫塔.米勒持续写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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