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033年）建立起来的姬姓诸侯国，称霸于春秋时期（公元前636年），曾先后出现四位霸主，属于春秋四强国之一。在制霸中原期间，晋国东联齐国，西阻秦国，南抵楚国，御夷狄于外，施仁德于内，扶保天子，显赫一时，然而却于春秋末年（约公元前403年），为三大异姓卿大夫分而灭之，实令人唏嘘。究其灭亡原因，复杂而繁多，小编认为晋国的灭亡与西周宗法制的嬗变脱不开关系，因此今天试以宗法制的角度，来解读晋国兴亡。
“宗法制”这三个字并非来自西周，而是后世宋儒注经时所给予的名称，周人用其实而未赋其名，其实际内容脱胎于周公所作之《周礼》。《周礼》是周公一生的政治与智慧结晶，是他为西周王朝编写的一套严密的行政管理体系，西周初年皆以此作为执政标准。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宗法制”属于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天子为巩固王权，而分封同姓为诸侯，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监督、管控各地民众。基于此类政治需要，而建立了一种维系政权稳定，保证其有序传承的制度——宗法制。
小编认为宗法制包含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为氏族血缘、一为政治功能，这二者缺一不可，相互依存。其中氏族血缘所起到的作用是联结与传承，而政治功能则是在血缘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并保障氏族血缘传承以及政权的稳定性。
因此，西周初年的政权体制是宗族统领（宗统）与君主统领（君统）合一的，换言之，宗族长即为国家的领袖。
由于宗统在政权方面的重要性，其在族长的继任问题上必不可存在丝毫风险，故而依托于宗法制，又延展出相应的嫡长子继承制，即只有正室所生之子才能继承其父之位，其余儿子无权继承。其余儿子，称之“别子”。别子需另立为祖，其所生之嫡长子可继承其位，称为“大宗”，而所生之庶子不可继承，称之为“小宗”。
《礼记·大传》：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
以周天子的姬姓家族为例，周天子可以看作是姬姓宗族的大家长，他的嫡长子有权继承他的位置，而他的其他儿子，则无权继承其位，需要分封为诸侯，以实现“以藩屏周”的目的。那么嫡长子则为“大宗”。其余的诸侯则相对周天子来说，是“小宗”。
又因其余诸子已被分封为诸侯，也就是“别子为祖”，在诸侯国中，嫡长子则又成为了“大宗”，诸侯的庶子则为“小宗”。诸侯庶子一般会被封为卿大夫，其位依旧由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而卿大夫之庶子则为士，士之位由士的嫡长子继承，士之庶子则为平民。以此构建了西周初年的社会结构与等级制度。
从以上的传承规则来看，无论处于何等阶级，大宗始终作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享有绝对的天然优势与权利，而小宗则处于天然的劣势地位。
正如《诗经·大雅·板篇》中提到：
“大邦维屏，大宗维翰。”
这句话中的“大邦”“大宗”分指诸侯与大宗，但归根到底都在说明大宗的重要性与超然地位。
我们不难看出这套体制过于理想化，忽略了人在其中的作用，加之西周并非大一统政权，各个诸侯国之间相对独立，国中内政即便是天子也无权干涉，因此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因人心的异变、社会的发展变革以及各诸侯国情的限制，走向了新的方向。其中晋国，周天子的同姓诸侯，就发生剧烈的蜕变。
下面将以晋国为例，具体剖析宗法制的流变。
1.宗法传承——叔虞立国
西周初年，周王朝在周公、召公的治理之下，处于一个相对鼎盛的时期，因此其所制定的礼法，被自上而下的贯彻着。
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按照宗法规定，需被分封至其他地方，以藩屏周，后周成王将其分封到了唐地，故而称为“唐叔虞”。后来被叔虞的儿子燮，改国号为“晋”，于是晋国由此而生，姬燮是为“晋侯”。
关于这次分封，历史上还有一个“桐叶封弟”事件，当时周成王举着一片叶子，说要用它来分封叔虞。原本是一句戏言，但未想到被史官听到了，史官以“天子无戏言”的理由，要求对叔虞进行分封，恰此时唐国的叛乱刚刚平定，于是周成王将唐地封给了叔虞，成就了一段佳话。
《史记·晋世家》：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根据这段资料来看，西周初年，宗法制运行地还算顺利，传承有序。
2.宗法制惨遭破坏——小宗代大宗
晋国立国之后，始终延续着宗法制中嫡长子继承的要求，并顺利地传承了数代，直到晋穆侯、晋文侯、晋昭侯的时期，在宗法传承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晋穆侯有两子，长子仇，少子成师。依据周礼，公子仇应称为“大宗”，公子成师一脉应称为“小宗”。并且按照嫡长子继承的传统，理应是长子仇即位，但穆侯死后，晋国内部发生政变，穆侯的弟弟殇叔叛乱，驱逐了公子仇，并自立为君，后公子仇在国人的帮助下驱逐殇叔而复位，史称“晋文侯”。
不难发现，此时的晋国在宗法传承方面已经出现了松动，但好在晋文侯拨乱反正，重新回归到了宗法制道路上来。
然而，晋文侯死后，其子晋昭侯即位，遂将成师，也就是他的叔叔分封到了曲沃，史称“曲沃桓叔”。
按照宗法制，昭侯并没有做错，理应分封其为卿大夫。但从城池规模来说，桓叔的封地曲沃要比当时的晋国都城翼城要大，这给桓叔后来的反叛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之桓叔在曲沃那里，深受国人拥戴，用心经营，进而渐渐壮大，已然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渐渐威胁君权。
随后不久，以晋国大臣潘父叛乱，杀死了国君昭侯为开端，桓叔的曲沃小宗集团，开始了与翼城大宗集团的拉锯战。这场拉锯战旷日持久，历经桓叔、庄伯、武公三代人之功，共历六十七年之久，终于在曲沃第三代人武公的领导下，完成了小宗代大宗的这件事，史称“曲沃代翼”。
《史记·晋世家》：
“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灭晋也，凡六十七岁，而卒代晋为诸侯。”
单从双方实力来看，曲沃小宗明显占据优势地位，之所以需要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小编认为更多在于曲沃小宗违背了当时的礼制。
小宗无权利成为国君，这件事在当时的晋国国人来看，是理所当然之事。所以，即便曲沃小宗杀死了国君，也得不到国人的支持，这也是他们多次被国人攻击的原因所在。
除此之外，作为同宗的周王室对此事也没有完全置之不理，而是两次发兵攻打了曲沃集团。一方面是出于血统方面的援助，毕竟同出一脉，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宗法的维护，因为此例一开，就代表着周王朝的体制无法再对天下诸侯起作用了，天下必然会陷入纷争之中。
然而，曲沃武公在吸取了先前的教训后，最后用宝物贿赂周王室，使其最终放弃了原则，官方承认了武公的合法地位，武公继承了侯爵之位。
此事之后，周王朝以宗法制维护稳定的方针，已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说明只要具备实力，就可以打破只有大宗才有权继承诸侯之位的枷锁。同时，晋国本身的嫡长子继承传统也受到波及。
3.斩断血缘——晋国无公室
公室的存在与延续，是以宗法制治理国家的象征。公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代表着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恰恰是维系宗法制稳定的因素之一。虽然曲沃小宗代替大宗，坐上了国君之位，但若能保证血缘不断，公室繁衍，宗法制依旧可以延续。通俗地讲，晋国上下依旧姓姬。
然而，晋献公担心诸如“小宗代大宗”的事情再次发生，担心除他之外的曲沃其他公室成员，肆意发展，威胁君权，故而在谋士士蒍的建议下，挥下了屠刀。晋献公时期，桓、庄的后人被悉数杀尽，原本大宗的公室也早已死在曲沃代翼的争斗之中了。
这时的晋国，只留下了晋献公这一脉。
《左传·庄公二十五年》：
“晋士蒍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
可是，此事并没有完结，晋献公执政后期，迷恋宠妃骊姬，欲立其子奚齐为君，进而在骊姬的鼓动下逼死了嫡长子申生。申生死后，骊姬为保奚齐上位，又驱逐了其他庶子，比如重耳、夷吾等。自此之后，除重耳、夷吾有回国的历史记载外，其他的公室并无回国的记载。
《国语·晋语二》：
“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焉。始为令，国无公族焉。”
因为晋献公的两大举措，使得晋国公室的血缘脉络近乎斩断，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宗法制走向了毁灭，嫡长子继承制也渐渐被立贤不立长的思想取代，双轨并行，不再是一家独大。
4.宗统的变异与没落——六卿崛起
传统意义上的宗统，以诸侯国君为源头，以血缘为纽带，以嫡庶来区分等级高低以及继承与否，并以管理宗族方式对国家进行管理。因为无论如何传承，其重要的位置皆被同宗之人所垄断。
可是，晋国情况较为特殊，因公室惨遭驱逐、屠杀，诸侯之下的位置只得由其他异姓族人承继。
到了晋文公重耳即位之时，晋国因骊姬之乱，走向混乱与衰败，因此重耳不得不寻找有才能之人，补充空缺，稳定朝局。因此，六卿制应运而生。
其实，早在其父晋献公时，就已有许多异姓族人身居要职，辅佐国君，参知政事。只是到了晋文公时，才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
正因六卿制的建立，许多异姓大夫相继崛起，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赵、魏、韩、智、中行、范六家。这些人主要帮助国君处理国家政务、领兵打仗、外部交涉等，具有一定的实权。
然而，他们与君主的关系，不再是血缘亲人关系，而是转向了君臣关系。
六卿制的确立，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动力，为国家机器注入了新鲜血液，晋国上下焕发了全新的生机。晋国也因这些新鲜血液，渐渐走向强大。比如晋楚的城濮之战，其出谋划策、领兵打仗者则出自异姓卿大夫，如下面这段话就是狐偃向晋文公提出的伐楚战略。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同样地，原有的宗法制走向了变异与没落。
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的血缘联系被彻底地斩断了，因此从整体上也由原先的宗统、君统合一，走向了分裂。
这种分裂，代表着君臣关系发生了变化，原先是“君臣 亲人”，现在变为“君臣”的单一关系，也就是说，在晋国，以管理宗族的理念与方法来管理国家，已经不再适用了，宗统走向了彻底的没落。对待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无论是国家体制，还是君臣的相处之道，都应随之发生转变。整个晋国需要寻找全新的治国理念，建立全新的制度，来管理晋国，以防止其倾覆。
可是，晋国在晋文公之后的历任国君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仅将目光局限于眼前，仅以人治的方式管控权力，缺少了应有的政治敏锐度，致使晋国这辆高速行驶的马车逐渐失控。
5.宗统远离，君统未立——卿族霸权，三家分晋
宗统的远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可是新的制度——行之有效的君权集中制却未被建立起来，正在两种制度转换的过程之中，代表新兴力量的卿大夫阶级正式登上了晋国政坛。
晋国国君由于过度放任了卿大夫们的发展。这些新晋崛起的卿大夫，他们依旧按照世卿世禄的原则，让自己的后代承袭其位，以保证自身宗族有序发展。按照分封制原则，他们获得相应的封地、食邑，并以此为根基，发展壮大。不到数十年的时间，他们就发展成为了可以与国君抗衡的卿族势力集团。
晋文公之后，六卿的势力则慢慢变强，国君势力相对减弱，此消彼长。
直到赵盾执政之时，卿族势力已具有左右朝局，废立君主的能力了。比如赵盾可以凭借威权，违背国君意愿，行废立太子之事。
《史记·晋世家》：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则固，事长则顺，奉爱则孝，结旧好则安。”
当然，凡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卿族与国君间的交锋始终在进行。一般来说，国君能力强，如晋文公那般知人善任，就可轻而易举地驾驭强臣，抑制卿族势力超越国君，并在其中掌握一个平衡点，而有的国君相对昏庸，卿族则会直接威胁到国君的人身安全。比如晋灵公时期，灵公奢侈、昏庸，而赵盾很得民心，后来赵盾的族弟赵穿在桃园杀死了灵公。
《史记·晋世家》：
“盾昆弟将军赵穿袭杀灵公於桃园而迎赵盾。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弑易。”
晋国后期，基本处于国君与卿族争权的状态。只是这种争权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君受制于卿族的局面，而且愈演愈烈。晋国末期，卿族已基本不听任国君号令，开始相互攻伐了。经过长期混战，最后晋国国土上只有赵、魏、韩三个强大卿族，他们占据着晋国绝大多数土地，而国君只有曲沃、绛两座城池。卿族势力空前壮大，国君权力极度萎缩。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分封赵、魏、韩三家的卿大夫为诸侯。最终晋国被三家所取代。
晋国的灭亡，向当时的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可以通过自身实力的壮大，撼动并毁灭森严的等级制度。自此之后，卿大夫的社会阶级地位上移，而周天子、诸侯的阶级地位下移，上下易位，卿大夫、士阶级成为了历史的主角。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下，维系周朝数百年稳定的周礼必然随之崩塌，而作为周礼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法制也走向了毁灭。
旧制度的灭亡，必然会促使新制度的诞生，而从旧到新的过程，需要经过深刻变革，这也是战国时期赵、魏、韩三家皆进行过变法的原因所在，魏国的李悝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赵国的赵武灵王骑射。他们急需要寻找到一种新的制度，来管控自己的国家，以免步晋国之后尘。直到秦国进行商鞅变法，他们所要寻找的制度，才真正被确立并发挥政治作用。而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君主集中制，以君统彻底代替宗统，管控国家。
随着秦国国力不断壮大，六国最终为秦所灭，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君统作为治国之法门，创立了大一统王朝，而原有的宗法制中的政治功能极度弱化，仅保留了维系血缘的功能，最终逐渐隐匿于历史的尘封之下。
参考书籍：《史记》《国语》《左传》《礼记》《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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