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这十年，按照制式的说法，教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职业教育当然也不例外。如果仅仅从职业学校的数量上来说，的确如此。据有关统计，1965年底，在高中教育阶段，职业性学校在校生占学生总数的52.1%，其中职业高中占54.4%，技工学校占7%，中等专业学校占38.4%。在初中教育阶段，农业初中、职业初中、初级师范等各类职业性学校占学生总数的31.3%。而到1976年，中专、技校、农业中学、职业中学等职业性学校在校生数只占高中阶段总数的1.16%。职业学校基本消亡。非但如此，甚至连“职业教育”这个名称也销声匿迹。
但如果从职业教育的本质上来说，却恰恰相反。这个时期的“职业教育”非但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而是出现了“大繁荣”。为何这样说呢？这是因为这一段时间的教育宗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实行开门办学。所谓开门办学，就是学校直接与工厂、与田野、与社会相连接，让学校办在工厂，办在田野，办在社会；让工厂、田野、社会进入学校。这其实就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通过开门办学，整个教育走向全面的实用主义，走向全面的职业化。几乎所有学校都变成了职业学校。
今天，我们在基础教育进行综合课程、跨学科课程、项目教学等改.革，强调“真实情境”、“任务驱动”，这实际上就是推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然而，这些改革，在十年时期早已是遍地开花了。
例如，当时的中小学对文化基础知识大加缩减，取消了外语，把数学、物理合并为“工业基础”。内容主要讲“三机一泵”，即：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和水泵，以及土地测量。把生物、化学、农业基础合并为“农业基础课”，把基础知识纳入到生产系统中。例如:兰州第五中学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实行“厂办校，两挂钩”。每周两天学习，另外四天，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把原来的17门课合并为五门，即思.想、工业基础、农业基础、文艺和军事体育。这些改.革 ，都是为了服务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的需要，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就是职业教育。从另一方面讲，也就是综合课程和跨学科课程。
在十年的教育革.命中，高等教育的职业化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例如：同济大学曾设想改为“五七公社”，即成为由学校、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三结合组成的统一体。教师、学生、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实行军事编组。学制缩短为三年，第一年以二分之一时间参加建筑工程施工，第二年以三分之二的时间，通过设计实践，学习设计的基本知识，第三年突出重点，加深专业课程学习，继续以部分时间参加生产劳动。（190）上海机床厂创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根据该厂需要，设置磨床专业，招收本厂工人入学。结合该厂的典型产品或科研课题，自行组织课程，自编教材、自选教师，按生产顺序分阶段进行教学。学员脱产学习，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岗位。（193）
从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开始创办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到1976年，全国共创办33374所，在校生148.5万人。七二一大学所实行的典型任务教学、厂带专业、工学结合，是典型的综合课程和任务驱动，其实就是今天所谓的职业大学、应用本科、职业本科所追求的模型。
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如果去除政.治硝烟，教育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充满烟火气的岁月。这实际上是一场实用主义教育的波澜壮阔的实验。
今天，被应试和内卷压得喘不过气的教育，又在进行实用主义的改.革。但如果高考制度没有实质的改变，社会还存在严重的职业分层，这些改革有可能依旧是“换汤不换药”，或者“新瓶装旧酒”。
然而，我们也没必要完全悲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和人类社会正站在一个希望的门槛上。这个希望就是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发展。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将加速去技能化，把更多的人从繁重、单调和不洁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极大地缩小职业地位和声望之间的鸿沟。下一代或者正在成长的一代，将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天赋自由选择自己适合的职业和与之相匹配的教育。
教育将不再为了内卷和生存，而是为了生活和生命本身。
这并不是遥远和浪漫的幻想，而是指日可待的现实。到那时，杜威的名言——所有的教育都是职业教育，将会应验。
“职业教育”，这个曾经给人们带来某种不适的词汇也将随之消失。
而整个教育将会充满烟火和生命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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