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职系统深耕三十四年的万忠华校长
本刊记者：《职业教育法》4月20日修订通过，将于5月1日起施行，结合实践您如何看待这次变化？
万忠华：中国的两类高中教育，对学生的培养目标非常清晰，普通高中的学生，未来将会进入研究型、应用型大学，成为科学家、研究员。职业高中的学生，未来将就读技术型大学，成为技能型人才。
实际上，《职业教育法》的修订，是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一观点的再次强调。
在过去，普通教育是主要的教育模式，职业教育充当补充角色，
甚至多数人认为职业教育是兜底的，容纳无法进入普高学习的学生。
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要求，《职业教育法》的修订，目的是加速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人才培养环节落地，为产业转型升级打下基础。
本刊记者：您提到要培养有国际视野的职教学生，您考察过国外的职教，可否谈谈这方面的观察和思考？
万忠华：我曾去日本与德国，发现要想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重视程度，需要从国家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奠定基础。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没有高下之分，这也是我们修法的目的。
但当下社会认同感的缺失，还是一个需要长期改变的过程。这源自职业教育培养出的高技术人才在岗位待遇、社会地位，与普通教育培养出的大学生有明显差异，这是社会价值取向导致的。事实上，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开始转变。
近年来一直强调产业转型升级，是很好的契机，转型升级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技术的更新，这需要理论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通力协作，倒逼大家去思考，重视。
此外，德国和日本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还体现在企业会依法承担
自己的教育责任。学生跟岗实习，企业中师傅的教授，能让学生学到最先进的技术，而不是藏着掖着。政府会给予这些企业税收优惠。德国双元制的成功，我认为便是基于这些基本制度的保障。
我国之前的职业教育大环境，让学校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企业没有义务承担教导学生的责任，他们会在缺人时欢迎实习学生，在生产闲置时则关上大门。其实这也不能怪企业，毕竟学生实习会生产出废件，对企业而言，指派师傅指导，要额外支付人力成本，废件也会增加成本。
此次《职业教育法》的修订，明确指出未来的任何岗位都应持证上岗。这一举措让企业主动找到学校进行合作，企业与学校的合作不仅能保障企业未来的合规生产，也能为学生提供更多实操的机会。
大环境已培植出职业教育茁壮发展的新土壤，我们要把握住机会。
本刊记者：基于职教大背景，您提出文化立校，强调工匠精神。在您成长过程中，有接触过民间的匠人吗？他们有没有带给您一些教育上的启发？
万忠华：小时候听长辈说过一句话：“有一技在身，就能走遍天下。”在中国传统理念里，一门技术就是养家糊口的保障。类似的，还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幼年时，我就发现身边的匠人很受尊重，例如木匠，在木器上雕花、制作精美的家具，他们在大规模工业化之前，体现出的价值是无法被替代的。
但是，在“学而优则仕”的大风潮下，工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现在产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元，技术与理论的价值同样重要。例如航天工业技术的发展，有大量科学家做研究与演算，但也需要工匠在技术层面去操作、打磨，科学家与工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型人才，不再是 “低人一等”的人，他们能在生活中、岗位上体现自己的价值，绽放自己的光芒。职教人应该有自信，有自觉。
本刊记者：您非常强调职业教育要“开门办学”，可否结合实践谈一谈。
万忠华：其实无论是教师的成长还是学生的发展，都不能仅仅停留在校园内。国外的职业教育，把先进设备首先放在学校供学生学习、操作，学生在校就能掌握最前沿的技术。我们目前的实训室，陈列的还多是被行业、企业淘汰的旧设备，这样怎么能培养出满足企业诉求的工匠呢？
所以，我始终坚信职业教育要做到“开门办学”，将行业专家、大国工匠请进来，学生和教师要走出去，学习前沿的技术与操作。而且，“开门办学”面对的不仅是国内市场、环境，更要打开与国际接轨的大门。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是成都市国际化窗口学校，目前我们已经开设了日文国际班，前来授课的不乏从日本请来的高技术专业教师，今年下半年第一批留学生也将远赴日本，进入应用型大学深造。其实，开门，最重要还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也是我们重新去处理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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