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邓拓受命主持《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同时，继续兼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
新中国刚刚成立，这时，正处在历史的大转变中，百废待举。面对波澜壮阔而又错综复杂的局面，《人民日报》的任务是艰巨的。它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迅速反映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反映各条战线上伟大的群众斗争，指导恢复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办报经验的邓拓，首先抓了办报的方针问题。他认为：“要办好报纸，必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鼓励报社工作人员到第一线去，到全国各地担任地方记者，同时又从各省市选拔一批水平较高的干部，担任特约通讯员。随着各地通讯网的建立，《人民日报》通讯员由原来200来人增加到万人以上。大量的读者来信，也使报纸增加了人民群众的声音。
据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回忆：那时，邓拓住在煤渣胡同人民日报社宿舍后院的夹道里，三间平房几乎见不到阳光。后来，报社腾出了房子，几次请他搬家，他还是不搬，说：“叫别的同志住吧！这比农村打游击好得多。我经常上夜班，没有阳光也不要紧!”一次，他的老领导、老战友聂荣臻前来看他，见他住得如此简陋，关切地说:“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呀?”邓拓说：“这里安静，我做夜班，对睡觉有好处。”
就在这样没有阳光的屋子里，邓拓日日夜夜笔走龙蛇，撰写文章，修改稿件，签发每天报纸的大样。有时累病了，每天送到他身边的报纸清样、稿件，几乎盖满了他的床被。爱人丁一岚见他这样瘦弱还在忘我地工作，心疼地说:“老邓呀，你要休息呀!老这样干，怎么得了?”邓拓说：“我是任务在身嘛!”
那时，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包括工厂工人在内，总共只有366人，编辑部连同图书资料人员在内共112人。人少工作多，困难确实很大，但在邓拓以身作则带动下，大家意气风发，都有一股拼命精神。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报纸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全国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报纸的总发行量，1949年底为9万份，1952年就增加到48万份，1953年又增加到55万份。
旧中国的改造，新中国的建设，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三反”“五反”、抗美援朝、教育文化的改革和建设，任务十分繁重。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报纸作好宣传解释，使党的方针政策尽快和群众见面，动员千百万群众自觉地参加。因此，邓拓特别重视《人民日报》的言论，尤其是社论的写作。《人民日报》的评论工作比较薄弱。1949年，报纸发表的社论每月平均不到8篇。邓拓到人民日报社后，把评论工作作为重点来抓。他不仅自己动手，而且提倡编辑部大家动手写社论，由他精心帮助修改。从此，报上的社论多起来了。到1952年，全年仅社论就发表了208篇，其中邓拓自己写了19篇。这些社论，准确有力地宣传解释了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地评论了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阐明了党和政府的根本立场和方针，对推动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对侵略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发挥了作用。
邓拓才思敏捷，战争年代游击办报的环境锻炼了他，社论写作常常倚马可待。有些社论时间性很强，例如朝鲜停战谈判期间，有时候晚上八九点钟才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通知，需要赶写社论配合第二天发表的重要新闻。遇到这种情况，邓拓就亲自动手。这时候，他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立刻拿起稿纸坐到校对科去，他写一页，发排一页，校对一页，清样一出来，他仔细看过以后，马上送总理审阅。那些年，他亲自撰写的社论约有60多篇，其中关于朝鲜战争的社论就有16篇之多。
1953年是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6月，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在农村开展，到1955年6月，全国达2/3的农户参加了各类互助合作组织。在农村出现合作化高潮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子也加快了。1956年1月，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首先在北京出现，并迅速扩展到全国。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宣告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胜利完成。
面对伟大的胜利，不少党的领导同志看到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偏差，提出要反对急躁冒进，警惕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1956年6月，刘少奇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布置中央宣传部起草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文章经邓拓修改后，排出清样，送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再次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从这三个字上，邓拓意识到毛泽东对这篇社论不满意，他特地在定稿上写了“全文明日见报，改排新五号字”，想以较小的字体发表，以减轻其分量。但是，社论在6月20日发表以后仍然多次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这篇社论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通篇分析说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社论列举了急躁冒进的种种表现，并指出它产生的原因：“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情绪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社论还进一步分析了急躁情绪产生的思想根源，指出“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并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但是，随着“路线斗争”的升级，社论中提出的正确思想不但没有得到采纳，相反，它所批评的急躁冒进倾向却在全国范围急剧地蔓延、发展。这篇社论，也结邓拓带来巨大的不幸。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说“这是政治问题”，“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接着，他批评《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形式上两面反，实际上是“反冒进”，有原则性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提出：“革命就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免，要分清是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工作中左一点、右一点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方针、方向如何。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决不要提。”
《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喉舌，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同党中央呼吸相关。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主席的要求而苦恼。尽管受到严厉的批评，心中不无委屈，但他一向是把党的利益视作高于一切的，从不同任何人私下议论。此后，他更加小心谨慎地工作，避免发生错误。他每天值夜班，看报纸的清样，撰写重要社论，制定编辑部的宣传计划、报道方针，白天还要参加各种会议，取得中央的指示精神……一年到头几乎不得休息。每次送中央审查的稿件，退回后他都仔细地核对，一字一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认真校正。即使是夜班凌晨回到家里，他脑子里仍然想着报纸。往往躺在床上，不能入睡，想起稿件中有哪句话、哪个字用得不恰当，他又立即起床往报社打电话，让改过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了办好党中央的机关报，邓拓确实做到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极端负责和忠诚。
他所做的一切使报社的同志深受感动，人们对他更加敬重，更加爱戴。然而，他的辛勤劳作仿佛并不为领导所理解。一次又一次令人难堪的严厉批评和指责使他越来越感到不知所措。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7月，周恩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讲话，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指出:从中国的国内情况看来，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经验看来，从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5月28日和6月19日，刘少奇3次对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发出指示，要求改进新闻宣传，提高我国新闻事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国内的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
为了贯彻党的方针，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邓拓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报纸的改革，力求使《人民日报》更好地宣传党的声音，更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更生动活泼地反映社会生活，使报纸本身也成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园地，成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有力工具。从1956年4月中旬起，邓拓发动报社全体人员检查工作，并广泛征求各方面对报纸的意见。经过编委会认真研究，向党中央提出改进工作的报告。中央批转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报告，认为改进工作的方案是可行的。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致读者》的社论。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从六个版改为八个版。报纸改版后，着重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三个方面改进工作。
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但却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56年秋季，党的八大向全国人民宣布:在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整风。
党的八大和毛泽东的讲话给全国带来了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政治局面。特别是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界，思想空前活跃。由徐铸成任总编辑的上海《文汇报》广开言路，办出特色，深受知识分子欢迎，也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赏。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运动很快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轰轰烈烈地展开。
《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率先刊登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的著名人士在“鸣放”会上的发言。由于得到指示要求“加温再加温”，报纸上出现不少片面、偏激的言论。
面对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邓拓凭着长期办党报的经验，采取了冷静的态度。他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宣传工作的纪律，在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之后，立即向报社工作人员传达，并且拟定了宣传报道计划，还汇报给了党中央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并且，又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让理论部的两位编辑写了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在4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报社有些同志要求《人民日报》也和《文汇报》《光明日报》一样“大鸣大放”。邓拓说:“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都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在整风的最初几天里，邓拓却是按兵未动，等待指示。历史证明，正是由于邓拓这种高度的纪律性和坚定性，在风云变幻中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才使《人民日报》经受住了考验，保护许多同志避免了政治厄运。
然而，邓拓自己却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斥责。1957年4月10日，他接到通知，要《人民日报》全体编委和理论部撰写“双百”方针社论的编辑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去。待他们介绍完毕后，毛泽东就对邓拓和《人民日报》开始了十分严厉的批评：“已经发表的几篇社论没有联系最高国务会议，好像没有这回事。”“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
邓拓想作一些解释和说明，但没有得到允许。毛泽东继续讲：“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所谓百家实为两家，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各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是中间状态。争鸣，即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现在应该'松’。'松’，他们就靠拢了。不能'收’，越收越紧。马克思主义能批评。局部可以批评，全部也可以批评。问题在于准备反驳。”
邓拓想提出一些问题请示，但仍然没有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又接着批评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你们的意见都很一致，都不敢批评邓拓。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邓拓要好好学刘备，刘备会用人。我看你当了皇帝会亡国。你很像文、景、哀、平。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们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
邓拓几次站起来，说自己水平不行，不能适应要求，请求辞职。这使毛泽东更加不高兴。
整风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有极少数人发表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不利的言论，有些带有攻击性质。毛泽东对形势作了十分严重的估计，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6月初，毛泽东指派吴冷西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邓拓任社长。他们的分工是:邓拓主管评论、文艺，吴冷西主管新闻版面。
当社长，实际是靠边站，明升暗降。突然离开多年习惯了的紧张繁忙的工作，成了一个“闲人”，邓拓感到不适应。但对这样的安排他是毫无怨言的，因为他同样不适应那时天天出现在报纸上的政治喧嚷。他一如既往地严于律己，从自己的世界观上找原因，力求符合党的要求，跟上毛泽东的思想，他也做出努力，企图积极投入报社和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但他也在思想感情上感到痛苦，他知道这样做是违心的。
1958年1月，邓拓接到通知参加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又旧事重提，再次批评了邓拓。邓拓忍着，听着，做着记录。从南宁回到家里，他仿佛得了一场大病。夫人丁一岚关切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却什么也没有说，直到他离开人世，丁一岚都不知道埋藏在他心里的这段痛苦。邓拓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遵守着党的纪律。
最后，他决定连社长的职务也辞去，到文艺部去蹲点。有一天，他邀人到潭柘寺去散步。在那弯弯的山间小道上，在那幽深寂静的寺院里，他不无哀怨地表示：“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些书，多写点文章。”他的心情有点凄凉。
1959年2月的一个下午，人民日报社举行了一次不平常的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欢送邓拓去北京市委工作。邓拓在讲话结束时，念了一首律诗，题目是《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他一句一句地念着，神态安详。当念第三句时，他说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他的话依然是那样真挚诚恳，只是语调中略带怅惘。报社的同志们坐在台下静静地聆听着，心绪如麻，感慨万千。谁也不会想到，7年以后，有人在“文革”初批判邓拓的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中引了这首诗，这就成了邓拓“一贯心怀反骨”的罪证。
1966年5月18日，邓拓含冤去世，享年54岁。
来源：《世纪风采》2022年03期，作者叶介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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