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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用儒家的手，搬起王家的石头，砸了汉家的脚】
文/朱东（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原易》作者）
摘自《东鹤书院三字经精讲深解100讲》53讲
西汉传到孝平帝的时候，被王莽篡夺了政权。但是，我们要明白，在这个问题上，孝平帝仅仅是个当事人，却并不是责任人。真正要为汉家天下的倾覆承担责任的，是孝平帝的爷爷，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刘奭（shì）。
《汉书·元帝纪》中记录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当时还是太子的汉元帝，见宣帝多用文法吏，用法律管束臣下，就劝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可谓一针见血的既道明了汉家的制度，也点明了元帝的错误。
因为，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尊之儒并不是孔子创建的原始儒学，而是经过董仲舒改造之后的“董氏儒学”。
其改造方法，就是通过加入“天命论”，使本来仅仅是一种侧重于伦理学说的儒学，拥有了一定的宗教色彩和功能，进而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而“天命论”作为一种学说，为了保证它的完整性——能够自圆其说，就必然是一把双刃剑，既通过用“天意”附会儒学的理论，来强调君主的权威性，要求人民无条件的服从君主，又用“天意”来要挟君主，宣扬上天对君主的约束与监督。
所以，“独尊儒术”的提出，就在新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实现了上下君民之间的相对平衡。宣帝当然明白，要用这套“懂事的”儒学来教化社会，但也要其应用限定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之中，而不能将其用于现实的政务管理之中，针对现实的政务，用的其实是法家的思想。
形象的说，是用法家来治短，用儒家来治长。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当前的稳定，又能保证长远的发展；既能保证皇权的威严，又保证社会的道德。
一旦专用儒术，虽然可能从理论上存在一个美好的未来，和足够高尚的道德，但是当前的稳定，与皇帝的权威都将无从保障了。没有始何来终？没有本何来末？其结果，必然是在对美好的憧憬中，走向混乱和覆灭。用《大学》的话讲这就叫——“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可惜，这些都是汉元帝所没有理解的。原因可能很多，除了他个人的智力水平之外，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这个汉元帝在事实上是汉朝历史上，第一个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的皇帝。因此，他的思想观念，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围绕在他的身边，境界未必很高的儒生们的影响。
于是，在登基之后，摆脱了宣帝管束的汉元帝，就开了他的以“纯任德教”为核心内涵的，充满了道德高尚色彩，洋溢着理想主义气息的新政。
形象的说，元帝就像一个脑子不好使，但又十分用功的学生一样，由于成绩上不去，只好在作业本的整洁程度上下功夫，尽最大可能的在形式上做个好学生。这就导致了他向另一个心理需求的迈进——要做一个符合儒家标准的好皇帝。
在这种心理需求的驱使下，元帝从价值观念，到行为方式，都尽可能模仿儒学的要求，尊崇天命论的指示行事：西汉皇帝，因灾异下“罪己诏”一共28条，元帝一个人就下了10条；因怪异天象而大赦天下的命令一共22条，元帝一人就下了5条。两项都是冠军。
元帝的纯任儒学，显然获得了社会上、朝廷中的儒生的广泛认同，又由于这些人掌握着话语权，控制着社会的舆论导向，因此元帝的“精神”，经过他们的整理与放大之后，形成了两个结果：
第一个，就是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中国好皇帝的标准”。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甚至可以视为是汉元帝的“历史功绩”。因为他解决了一个“好皇帝”的标准问题，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审美观。在客观上，对后世的皇权形成了一定的约束，为君民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奠定了基础。
然而，不幸的是，这一标准直接被用在了对他的后继子孙，也就是在其身后的几位西汉皇帝的评判之上。而这几个皇帝，恰恰是在这个标准之下的典型的坏皇帝。
第二个，就是在事实上，通过导向作用，将全社会的专注焦点，都引向了一种对道德的理想主义追求之中。
我们说，对任何事物的追求，一旦进入了理想主义的状态，那么这种追求本身，就难免不是偏执的；追求的方式，就难免不是形式化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元帝不仅是西汉后期理想主义风潮的始作俑者，甚至还可以将其视为是此后数百年，越演越烈的以文人为主体，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矫揉造作之风的始作俑者。
这种风气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就是，越来越忽视实用实效，而强调形式审美；越来越忽视当前，而沉醉于对未来的憧憬。其本质，就是用未来，来替代现实，甚至是束缚现实。用理想逃避现实，来甚至是透支现实。其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虽然后人往往把王莽简单的定义为一个处心积虑意在篡政的阴谋家。但是客观的说，这其中并不是十分的公平。
准确的说，在很大程度上，王莽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道德快男”，或者更准确的说，就是一个由汉元帝兴起的理想主义风潮，催生出来的“道德快男”。
因为，王莽的父亲早亡，虽然在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的保护下，他可以从叔伯那里得到一定的支持和保护，但是在那个父权鼎盛的时代里，这基本上就意味着，在通常情况下，他已经失去了在家族中的话语权，当然也就是更加失去了在仕途上发展的机遇与空间。
因此，对于王莽来说，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显现出所谓的过人之处。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文治武功王莽都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地方，所以他的唯一过人之处，就是他的行为极其符合儒家的标准。并因此赢得了从家族内部，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元帝的“纯任德教”在社会上树立起来的观念，乃至审美标准上的导向，王莽几乎没有任何的机会来篡夺西汉的政权。
事实上，在经历了元、成、哀前后三代皇帝的荒唐治理之后，在矛盾空前激化的社会中，王莽就理所当然的被朝野视为使“周公在世”，是能够挽危局的不二人选，是天下人的希望所在，自己的身家所系。
所以，在他的身后有一大群来自朝野上下的，盼望由他来替代刘氏家族的西汉，来治理天下追随者，拥护者。
人们之所以，会对王莽后来的种种堪称大逆不道的行为，够被忽略和容忍，原因就在于，这原本就是他们潜意识中的愿望。
所以，形象的说，正是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真诚的纯任德教的汉元帝，用儒家的手，搬起王家的石头，砸了汉家的脚
（来源 东鹤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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