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作为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尽管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但在其文字记载中仍存在一些疑点和矛盾。
首先，对于秦始皇的生父一事，《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为秦庄襄王，而在《吕不韦列传》中则暗指吕不韦。另外，关于汉惠帝生育问题，《史记》中将其写成无子绝后，而实际上汉惠帝确实有四个儿子。那么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司马迁作为《史记》的主要编纂者，可能在撰写这部伟大的史学巨著时面临了极大的压力和挑战。历史上的权谋、政治斗争以及统治者的权力使得史书的编写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干扰和篡改。如果司马迁坚持真实记录，可能会遭受到严重的报复，甚至身死族灭。
因此，司马迁或许不得已而选择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通过在《史记》中留下一些矛盾与错漏，以表达自己的无奈和对历史真相的关切。
在汉初的除宫之变中，太史公展现了他高超的春秋笔法，以及在面对政治风波时如何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态度。这一场政变发生在吕后逝世后，功臣集团与宗室齐王一脉联手，联合进攻吕家，最终迎立刘邦与薄姬所生之子刘恒为帝，即后来的汉文帝。
在这个过程中，太史公通过叙述历史事件，巧妙地运用春秋笔法，对于刘盈的子嗣问题进行了隐晦而深刻的处理。刘盈本有四子，功臣集团需要决定是否将这些子嗣除去。陈平直截了当地说：“足下非刘氏子，不当立。”这一简洁而有力的表态，直接为屠戮刘盈一脉铺平了道路。
太史公在史记中对于刘盈无后的陈述，采用了朝廷官方的记载：“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巧妙计谋冒用他人之子，甚至杀害了真正的母亲，迫使孝惠子登基。”这表面上是太史公对官方说法的忠实记录，但实际上，他通过这种叙述方式，巧妙地揭示了政治斗争中的虚伪和权谋。
而在对文帝刘恒进宫的那一天，太史公巧妙地使用了“代王”这一称谓，将刘恒置于法理上的天子地位。尽管官方言辞称其为“代王”，但实际上，百官已经奉他为迎天子法架，将他当作法理上的合法皇帝。这种表达方式，以及在后续班固版《汉书》中的修改，都表明太史公对于政变真相的态度和对刘恒的认可。
通过除宫之变的叙述，太史公既在文字上展现了政变的残酷与血腥，又通过春秋笔法的技艺，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政治斗争真相的关切和态度。这种巧妙的叙事手法使得读者在阅读史记时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事件的背后真相。
在《史记》中，太史公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将各个历史事件和人物之间的联系巧妙地串联起来。以《孝文本纪》中的吴王与汉文帝的互动为例，太史公透过简洁的文字，揭示了其中隐藏的权谋和复杂关系。
在文帝赐几杖于吴王的一幕中，太史公轻描淡写地点明文帝的宽容，但通过对吴王列传的详细记载，才真实地呈现了吴王为何敢藐视圣意的原因。原来，吴王之子因棋局输给文帝之子而被害，这种荒谬而残忍的原因成为了吴国对文帝的怨恨。
在文帝逝世后，景帝上位并实施削藩政策，太史公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生动描写和列传的编排，将景帝的行为与早前的事件相连接，呈现出各个诸侯国的不满和反抗。这一系列事件
在七国之乱中，太史公通过皇帝本纪的一句话，推及官员及诸侯的个人列传，再观看其他人的列传，将各个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
例如，在景帝为了请和而杀晁错的情节中，太史公通过对景帝的行为进行批判，展示了权谋和政治阴谋的不同层面。这样的叙事手法使得《史记》不仅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富有文学艺术性的作品。
《史记》通过太史公高超的春秋笔法，将史书的干燥内容转化为生动有趣的叙事，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人物之间的纷争。
而在《史记》中，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录一直以来都是严谨而深刻的，与其他一些历史记载相比，如《晋书》等，更显得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太史公的治史态度和春秋笔法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在《史记》中对秦始皇的生父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边是秦庄襄王，一边是吕不韦。太史公在编纂《史记》时，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历史记载的碎片化和缺失。春秋时期的文献资料不全，因此他在记录秦始皇的出生背景时，不得不依赖于当时流传的各种史料。
由于史料的不完整性，太史公可能面临了选择的困境。他既不愿意无端地将历史记载断章取义，也不愿意因为资料的不足而放弃对历史事件的还原。因此，他选择在不同的传记中分别记录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以示严谨和客观。
在《吕不韦列传》中，太史公通过隐晦的方式提到了吕不韦送赵姬给秦庄襄王的情节，这也许是他在表达一种对于历史真相的暗示。这种春秋笔法，既保留了历史的片段，又在一定程度上让读者能够感知到其中的复杂性和未解之谜。
《史记》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巨著，不仅在于太史公的丰富知识和卓越写作技巧，更在于他在面对历史碎片化和资料缺失的情况下，以极高的学术水平和严密的态度，创作出了一部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历史学意义的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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