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贾宝玉是一个又奇又俗的人物。他脾气的主要特征是叛逆，他的行为“偏僻而乖张”，是古代社会的叛逆者。曹雪芹写给宝玉判词是“情不情”三个字。《红楼梦》全书从自“情可情（秦可卿）”开始，到“情不情（贾宝玉）”结束，从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中来看，“情不情”三字大有特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意味。“情不情”三字是曹雪芹参照“花非花”而来。白居易的“花非花”历来被人们视为不知云，其实就是冬天北方夜间凝结在窗户上的霜花。贾宝玉的经历，正像霜花一样，在人们不经意间，荣华一时，转瞬即逝。
《红楼梦》里的两首词里说，贾宝玉是“草莽”、“愚顽”、“偏僻”、“乖张”、“无能”、“不肖”等等，看来似嘲，其实是赞，因为这些都是借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看的。作者用反面文章把贾宝玉作为一个封建叛逆者的思想、性格概括地揭示了出来。
在曹雪芹的时代，经宋代朱熹集注过的儒家政治教科书《四书》，已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具有莫大的权威性。贾宝玉上学时，贾政就吩咐过“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然而贾宝玉对这些“最要紧的东西”偏偏“怕读”，以至“大半夹生”，“断不能背”。这当然要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草莽”、“愚顽”、“无能”、“不肖”了。但贾宝玉对《西厢记》、《牡丹亭》之
类理学先生所最反对读的书却爱如珍宝；他给大观园题额，为芙蓉女儿写诔文，也显得很有才情。在警幻仙姑的眼中，他是“天分高明，性情颖慧”。可见，思想基础不同，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也不一样。
贾宝玉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仕宦道路，尖锐地讽刺那些热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他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他嘲笑道学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丈夫名节”是“胡闹”，是“沽名钓誉”。贾宝玉这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偏僻”、“乖张”、“大逆不道”的言行，正是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的大胆挑战与批判。而“那管世人诽谤”，则更是对他那种傲岸倔强的叛逆性格的颂扬。
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但他毕竟是一个生长在封建贵族家庭里的“富贵闲人”。他厌恶封建统治阶级的人情世故，不追求功名利禄，却过惯了锦衣玉食的剥削阶级生活。所以，一旦富贵云散，家道败落，也就必然“贫穷难耐凄凉”了。
细究词意，宝玉后来不幸的遭遇，是与他始终不改其“偏僻” 、“乖张”的行为有关的（当然，贾府之败还与王熙凤等人的劣迹有关）。他挨父亲板子那次，贾环告他逼淫母婢，这还不过是“手足耽耽小动唇舌”，然已足使“不肖种种大承笞挞”；一旦真正遭到“世人诽谤”，后来当然要严重得多。袭人曾因宝玉“心迷”黛玉，错向她诉说了“肺腑”之言，而“吓得魄消魂散”，禁不住掉泪暗想：“如此看来，将来难免不才之事，令人可惊可畏……如何处置，方可免此丑祸！”（第三十二回）看来，在曹雪芹笔下，这个所谓“不才之事”和由此招来的“丑祸”确是没有能够避免，因此宝玉才会落到我们在《好了歌注》中已说过的那种“贫穷难耐凄凉”的境地。
宝玉惹出祸来，“累及爹娘”，这才叫做“孽根祸胎”，（第三回脂批：“四字是血泪水盈面，不得已，无可奈何而下，四字是作者痛哭。”）才可以在这首词中用“古今不肖无双”这样重的话。倘若他如续书所写，能接受老学究讲经义的开导和钗、袭的劝谏，终于去读《四书》、学时艺、考科举，改“邪”归“正”，这还能说他是“愚顽”、“偏僻”、“乖张”吗？他在“却尘缘”之前，自己既能高中乡魁，荣受朝封，光耀祖上，又生了个“贵子”继承祖业，“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怎么还能说他是“天下无能第一”呢？该说他“于国于家有望”才是！从封建观点看，如此终于没有“辜负”“天恩祖德”、“师友规训”的回头浪子，岂不正可作为“纨绔与膏梁”效法的榜样吗？可见，续书所写违背了曹雪芹写贾宝玉的原意，不但使我们在理解曹雪芹这两首词时产生矛盾，而且也歪曲了《红楼梦》原来的主题思想。
贾宝玉是《红楼梦》主要中心人物。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他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生得“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促使他背叛了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小说充分描写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长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以男子为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使他因自己生为男子而感到终身遗憾；另一方面，少女们的纯洁美好又使他觉得只有和她们在一起才称心惬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读四书、五经，但家塾的内容和风气是那样的腐朽败坏，那些循着这个教育路线培养的老爷少爷们是那样的庸陋可憎，他对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触做官的父亲，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家长从小把他交给一群奶娘丫鬟。那些围绕着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对待他的丫鬟，才是他的启蒙老师。丫鬟们的深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所遭到的种种不幸也启发着他。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里，她们和那些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在每一点上都形成鲜明的对照：聪明和愚蠢，纯真和腐朽，洁净和污浊，天真和虚伪，善良和邪恶，美好和丑陋。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爱憎倾向。
贾宝玉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在他心眼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他憎恶和蔑视世俗男性，亲近和尊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他说过“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与此相连，他憎恶自己出身的家庭，爱慕和亲近那些与他品性相近、气味相投的出身寒素和地位微贱的人物。这实质上就是对于自己出身的贵族阶级的否定。同时，他极力抗拒封建主义为他安排的传统的生活道路。对于封建礼教，除晨昏定省之外，他尽力逃避参加士大夫的交游和应酬；对封建士子的最高理想功名利禄、封妻荫子，十分厌恶,全然否定。他只企求过随心所欲、听其自然，亦即在大观园女儿国中斗草簪花、低吟悄唱、自由自在的生活。“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他的理想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活的否定，却又十分朦胧，带有浓厚的伤感主义和虚无主义。
贾宝玉对个性自由的追求集中表现在爱情婚姻方面。封建的婚姻要听从父母之命，取决于家庭的利益。可是贾宝玉一心追求真挚的思想情谊，毫不顾忌家族的利益。他爱林黛玉，因为林黛玉的身世处境和内心品格突出集中地包蕴了生活环境里所有女孩子一切使他感动、使他亲爱的客观与主观的特征。他和林黛玉的相爱，是以含有深刻社会内容的思想感情为基础的。反之，这种爱情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又成为他步步克服自身的劣点和弱点，日益发展他进步的思想性格的主要的支持力量和推动力量。这个以叛逆思想为内核的爱情，遭到封建势力的日益严酷的压迫。按高鹗的续写，林黛玉将泪尽而逝，贾宝玉将在她去世之时与薛宝钗结婚。薛宝钗的性格和婚后的生活使他彻底绝望，他终于弃家出走，回到渺茫的虚无之中。
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了的，作品着力描写了他性格发展成长的历史。他生活在罪恶腐败的贵族环境里，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一些贵族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这些坏的东西和他性格中好的倾向并存着。但随着生活中他所见闻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随着他在卷入现实矛盾时精神上所受的挫折和打击，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他的叛逆思想性格渐渐坚定了，成熟了。他对待身边的女孩子们的态度，同情和亲爱始终是主导的方面，但在最初也带有一些腐朽、邪恶的成分。秦可卿之死、秦钟之死，林黛玉身世的飘零、身为贵妃的姐姐内心的悲苦，使他开始认识到在男女关系方面尊重与玩弄、纯洁与腐朽、美好真挚与罪恶虚伪的区别，从此他对两性关系逐渐表现出严肃态度，对自己所在的社会表现了深一层的反感。他曾以为天下女孩子的眼泪都要送给他。他爱林黛玉，但遇着温柔丰韵的薛宝钗和飘逸洒脱的史湘云，却又不能不眩目动情。为着他感情的游移不明，林黛玉以血泪和生命对他不断地施加影响，使他从苦痛的体验中逐步摆脱社会势力和贵族恶习对他的纠缠和吸引，使他的性格趋于纯化，头脑趋于清醒,思想感情趋于稳固与坚定。
此外，丫鬟的品格和遭遇也影响着他，使他领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他对女孩子们一般是温存和顺的，但在初期有时也暴露出一些暴戾作风，撵茜雪，踢袭人，训晴雯等的事所遭到的父亲的毒打，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他不但永远抛弃了打骂丫鬟的行为，也使他的叛逆思想大为加强，认识更加深刻。从此他对被压迫、被糟践的女孩子的同情体贴之心，更为深切周到、无微不至；而且在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命运认识加深的基础上，进而对她们不同的思想性格的实质有了理解，从而在态度上有了分明的取舍，如对于林黛玉和薛宝钗、史湘云，对于晴雯和袭人、麝月，心里有了亲疏的区分。以这种思想认识为基础，才有“诉肺腑”的情节，他对林黛玉的爱情从此成熟巩固，生死不渝。
封建势力的另一次镇压是王夫人发动的抄检大观园：逼死晴雯,撵走芳官、四儿、司棋，大观园最终转入冷落凄凉之境。这主要是，封建势力要摧毁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关系，扫荡一切违背礼教、妨碍贾宝玉走上封建正路的因素。可是贾宝玉目击晴雯等的悲剧和大观园的劫难之后，抛掉对封建势力的幻想，他用血泪写成的《芙蓉女儿诔》，无异于一篇叛逆到底的宣言书。
贾宝玉否定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但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否定君权和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一方面他步步发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倾向着被压迫者并且支持他们；他坚持着与林黛玉的爱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其实这一切，都是凭藉封建势力给予他的特权而产生的，他还不可能否定封建主义的统治。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所仰赖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靠的。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因而他的出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最后只能到虚无缥缈的超现实世界中去。林黛玉给予了他精神上的安慰，并且以同样叛逆的“混帐话”来劝宝玉。
他是书中风流之人，他在书中的风流事有：明写的有袭人，第6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中明写过，且袭人为准宝二姨娘，所以是有云雨之事的 .应该还有碧痕。暗写在31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中晴雯的话“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足有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作什么呢”。还有秦可卿，他们之间是意淫（第5回）。宝玉在太虚幻境中与她有过云雨之事.宝玉和麝月可能有过：20回宝玉替麝月篦头……晴雯笑道：“你又护着他。你们那瞒神弄鬼的，我都知道。”这与37回晴雯冷笑道<对袭人说的>：“虽然碰不见衣裳的，或者太太看见我勤谨，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费里分出二两银子来给我，也定不得。”说着，又笑道：“你们别和我装神弄鬼的，什么事我不知道。”而袭人和宝玉的云雨之事是明写的，所以宝玉和麝月应该也有过……
警幻仙姑称贾宝玉是“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他是怎样成为天下第一淫人的？书中除明写他与袭人发生过性关系外，也描写他喜欢吃女孩子上嘴胭脂。在大观园里他与多少女性发生过性关系，实无法统计。贾宝玉不但喜欢女孩，也喜欢男孩子，搞同性恋，男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这里的“淫”我们不妨看做多情的意思。对于宝玉这个人物的一个定位：情僧。他爱这世间的万事万物，他对大观园里的丫鬟有怜爱，同情她们的遭遇，肯定她们的纯真美好；他爱男子，书中的男子多是“泥做的骨肉”，只有北静王、蒋玉菡、秦钟和贾宝玉例外；他爱物，在晴雯撕扇子这一情节可以体现出宝玉的爱物之情；他爱着林妹妹，因她“从不说那些混账话”、因她的“咏絮才”……在那样一个大观园里，只有黛玉才是宝玉的知己，为宝玉提供了一个可以停泊的港湾。
一部作品的艺术构思和作家选取什么样的人物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跟作家基于他的生活经验和世界观对生活的认识与评价分不开。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了一对贵族青年男女的爱情，并将他们爱情的产生、发展和悲剧的结局置于全书故事情节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的。它跟小说描写的生活内容即题材有关，但是从根本上说来，却是决定于作家曹雪芹对封建末世的社会生活的感受和认识。
我们知道，曹雪芹出身在一个由盛转衰最贾宝玉和林黛后彻底败落的封建贵族家庭里，他亲身经历、体验了贵族家庭败落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斗争，因而对地主阶级的腐朽没落和封建社会的必然衰亡，有着深切的感受。由于他受当时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带有民主色彩的迸步思潮的影响，加上创作时严格的现实主义态度，虽然他主观愿望是想“补天”，看到封建制度已经腐烂到不可救药时怀着一种惋惜甚至痛苦，但在《红楼梦》中，他却以一种冷峻深刻的笔触，对封建末世的社会生活作了广泛而生动的描绘，揭露了封建社会惊人的黑暗和腐朽。
《红楼梦》集中地描写了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由盛转衰的过程。这个贾府是四大家族的代表，也是正在走向衰亡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曹雪芹通过对这个贵族大家庭日常生活细腻而真实的描绘，形象地展现出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从而完成了小说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地揭露和批判封建制度的反封建主题。
曹雪芹当然不可能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但他显然是感受到了贾府内外的种种矛盾是跟这个家族的衰败分不开的。他在《红楼梦》里描写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与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之间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些矛盾彼此联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如果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出发，而是从《红楼梦》的实际内容和具体的艺术描写出发，那就应该承认，在诸种矛盾中处于中洁白地位的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与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之间的矛盾。
贾宝玉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贾府，表面上还呈现出一种“峥蝶轩峻”、“蓊蔚洇润”的气象，内里却是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在种种危机中，后继无人是最大的危机。这一点，曹雪芹在第二回里借冷子兴之口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他认为，象这样的贵族之家，儿孙的“一代不如一代”，是要比因安富尊荣、追求享乐而造成的经济上人不敷出、内囊渐尽更为严重的“一件大事”。儿孙“一代不如一代妙，后继无人，确实是封建制度已经从内部腐朽、不一可救药的重要标志。曹雪芹对于贵族家庭生活的这一独特感受，对他构思这部伟大作品，确定主要情节线索，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五回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受宝玉的祖宗宁荣二公的“剖腹深嘱”，警戒宝玉“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以求不“见弃于世道”，而结果宝玉却深负了警幻“一番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之言”，在迷津前没有“作速回头”，终于堕入了万丈深渊。①这段写得迷离恍惚的文字大可值得注意，它以象征的手法预示给读者小说的构思和后文情节的发展。
就是在这种儿孙“一代不如一代”的条件下，由于贾宝玉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再加上他的聪明颖悟(虽然在书中他常常被称为呆子，曹雪芹却多处写到他的敏慧)，便成了这个家庭的“中兴”希望。他在贾府里受到上上下下那么多人的尊宠钟爱，包括贾政的严厉管教在内(“恨铁不成钢”也是爱的一种特殊表现)，多半就出于这种原因。
尽管日趋尖锐的封建社会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这个制度必然灭亡，但是地主阶级却不甘心，它还要作垂死的挣扎，要千方百计地挽回颓势。在种种努力之中，最大的努力，就是要按照地主阶级的需要和封建道德的标准，把贾宝玉培养成为一个立身扬名、光宗耀祖、能把地主阶级日趋衰败的事业重新振兴起来、延续下去的忠臣孝子。然而，贾宝玉却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不肖逆子。他的叛逆思想，恰恰是在封建制度走向瓦解过程中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里孕育出来的。他是一个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从没落的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浪子，是那个不可救药的贵族之家合乎规律的产儿。
贾宝玉不愿走读书中举的道路，他视为官作宦如粪土。他将那些“读书上进”的人称为“禄蠢”；将那些谋求富贵的人所必读必作的八股时文看作“饵名钓禄之阶”;将“仕途经济”一类的议论斥为“混账话”。在他那个时代，那个家庭，这样的思想和见解，实在是非常大胆的，不能不叫统治阶级大惊失色了。所以，在他们的眼里，贾宝玉就成了一个行为偏僻、性情乖张、半疯半傻的“混世魔王”和“孽根祸胎”。
不仅如此。贾宝玉对于现存的封建制度和一套封建伦理道德，都感到强烈的不满。他无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和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他不高兴跟那些为官作宦的“俗人”应酬往来，却愿意跟那些处于社会下层被封建阶级瞧不起的人物做朋友、他同情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有时跟他们简直没有主奴的界限，他们的悲惨遭迁常常激起他对摧残他们的封建制度的憎恨。他甚至不以生长于这个贵族之家为荣，反而引以为憾，曾为此发出深长的慨叹。他在那个不自由、不平等的黑暗王国里，从爱与恨中，逐渐地产生了一种对于自由和平等生活的朦胧的向往与追求。这就使贾宝玉跟封建统治阶级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贾宝玉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初步的民主主义的要求，它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一切，不仅使正殷切期待着他将来振兴家业的统治者感到绝望，而且使他们感到威胁。封建正统派的代表人物贾政，最早感到了这种威胁。他对宝玉大施挞伐，甚至要结果他的性命，就是在这种威胁面前所产生的一种绝望和恐俱情绪的表现。
曹雪芹通过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与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封建末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反映了新旧两种思想的尖锐对立，是很深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②很显然，贾宝玉这样的具有新的思想的新的人物的出现，正是地主阶级和封建社会内部分化瓦解过程的产物。
封建家族没落颓败的客观形势，把贾宝玉推到了这个家庭内外种种矛盾的中心地位，他的活动既受到这些矛盾的影响和制约，又直接间接地牵动着这些矛盾的发展。而林黛玉跟他基于思想一致的结合，就更加强了他的这种地位和跟周围环境的冲突。这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能成为《红楼梦》的主人公，而宝黛爱情悲剧能够构成这部反封建的古典名著中心情节的重要原因。
《红楼梦》里描写的宝黛爱情，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异性吸引，而是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曹雪芹是从地主阶级兴衰盛败的历史命运着眼，来描写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关系的，他将这个爱情的发生、发展和悲剧结局，同这个贵族之家的衰败没落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红楼梦》爱情描写的一个突出特点，为前代所有描写爱情的小说戏曲所不及。
曹雪芹在贾宝玉、林黛玉叛逆思想的发展中描写他们的爱情，又在他们叛逆思想和爱情的发展中表现封建家族的衰亡，因此，叛逆思想、爱情、封建家族的衰亡，这三方面，便不可分割地有机地组织于《红楼梦》的艺术情节之中。《红楼梦》的爱情描写完全突破了传统小说戏曲中那种郎才女貌、一见钟情的老套子，其结局也不再是千篇一律。
千篇一律的夫贵妻荣的大团圆，而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社会悲剧。宝黛爱情是封建末世一对地主阶级叛逆者的爱情，它在衰败没落的封建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产生，又在这些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中被毁灭，而它的毁灭又预示了封建制度的必然灭亡。
地主阶级虽然没落了，然而贾宝玉的对立面毕竟还是一个强大的势力。这个孤独的反抗者，除了在那些被压迫的纯洁的女孩子身上得到一些生活的乐趣和精神寄托以外，还更需要同情与支持，需要一个与他有共同的思想、愿意走共同的人生道路的伴侣。他终于找到了林黛玉。在那个令人窒息的黑暗王国里，宝黛二人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互引为心心相印的知己。
林黛玉确实比她同时代的一般贵族妇女的思想要高出一筹。她无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规范，喜欢读书写诗，表现了出众的才华。他跟贾宝玉一样，最爱读《西厢记》 和《牡丹亭》等统治者不许看的“邪书”，从中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以致一些曲词烂熟于心，说话时竟不自觉地脱口而出。她爱贾宝玉，期望着能跟他结合，但却从不劝他去读书应举，立身扬名。在她身上闻不到一般贵族妇女常有的那种夫贵妻荣的庸俗气味。思想上的一致，对于人生道路的共同的认识和选择，是他们爱情的坚实的基础。
曹雪芹着意表现宝黛爱情共同的叛逆思想基础，在艺术上是独具匠心的。
这种由思想上的息息相通而产生的爱情关系，在三十二回中有着极为出色的描写。小说通过人物关系和对话，鲜明地揭示出，因为薛宝钗喜欢说“仕途经济”一类的“混账话”，宝玉才跟她“生分”；而林妹妹从来不说这种“混账话”，才深得宝玉的敬重。之后，有一段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极为罕见的人物的内心独白，表现了林黛玉在证实了宝玉对她的爱情以后，那种“又惊又喜，又悲又叹”的复杂的心理活动。接下去，便是二人直接的爱情的吐露。当两颗心灵契合之时，二人都是怔征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万句言语吐不出半个字。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段描写之所以深刻动人，象当事者林黛玉所感受的那样“如轰雷掣电”、“铭心刻骨”，读后使人不能忘怀，就在于它十分真实地表现了两个叛逆者的灵魂的共呜。
除了这种比较集中的描写以外，作者更多地是通过丰富而真实的细节描写来展示。第二十八回，写贾宝玉要看薛宝钗左腕上笼着的一串红麝串子。宝钗因肌肤丰泽，一时褪不下来。宝玉在一旁看着那雪白的胳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这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它不仅真实地表现了贾宝玉在爱情生活中那种合乎贵族公子身分的心理和习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说明了贾宝玉爱林黛玉绝不是一见钟情，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比较和选择;而选择的标准也不再是郎才女貌，而是内在的精神和思想。尽管薛宝钗“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但是贾宝玉最终还是虽然不无惋惜却很坚决地舍弃了她，而选取了林黛玉那与他发生共鸣的风神灵窍。这个表面上是那么平凡乃至近于琐碎的生活细韦，却是那样自然又那样真实地揭示了贾宝玉在选择爱情的过程中那种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的心理活动。它既表现了作家杰出的艺术才能，又表现了作家对生活的深刻认识。这样的细节，是只有象曹雪芹这样的艺术巨匠才写得出的。
在曹雪芹的笔下，宝黛的爱情关系和他们的叛逆思想，就是这样水乳交溶般地不能分开；而叛逆思想，如前所述，是地主阶级衰亡没落的产物，是封建社会内部瓦解过程中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我们肯定宝黛爱情，主要的就是肯定它所包含的反封建的叛逆思想。正是由于这种与封建统治阶级对立的叛逆思想，使他们不能跟封建家长所安排的命运妥协。他们身上那种贵族公子小姐的软弱性，曾使他们在爱情婚姻问题上期待着“父母之命”，但家长的选择是根本违背他们的思想和意趣的，他们也决不能从命。《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柳梦梅和杜丽娘，他们在追求自己的爱情时是那样的大胆，那样的无视封建礼教的束缚，但他们都最终以应举高中来换取美满的结局。夫贵妻荣正是他们的生活理想，也是他们爱情追求的实际内容。因此，从本质上看，他们的爱情不是背离而是适应了统治者的利益，因而最后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恰恰相反，宝黛爱情却是以反对应举高中、夫贵妻荣为前提，因此就具有了新的、更加深刻和进步的时代内容。
诚然，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宝黛爱情有着它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都是过着寄生生活、连自己的生活也不能自理的贵族公子小姐，身上留着明显的地主阶级的印记。他们反封建是不彻底的、软弱的。他们不满、反抗，却又找不到出路，内心充满着痛苦，表现了种种消极的思想，爱情上蒙着一层感伤主义的阴影。爱情在他们空虚的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几乎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和精神上的寄托。表达爱情的方式是那样的别扭而不爽朗。指出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承认，在那个时代，在那样一个黑暗和恶浊的环境里，他们的爱情是崇高的，美的，因而是值得同情和歌颂的。
建立在叛逆思想基础上的宝黛爱情，必然与封建制度发生尖锐的对立，形成对封建家世利益——统治者“中兴”希望的严重威胁，因而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是必然的，无法改变的，它在封建势力的高压下曲曲折折地发展，最后遭到毁灭。曹雪芹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在前八十回已经清清楚楚地预示了这个悲剧结局必将到来，高鹗的续书大体不误地完成了这个悲剧。
封建统治者不顾给宝玉造成精神上的折磨与痛苦，不惜置黛玉于死地，最后选择了薛宝钗作贾宝玉的妻子，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不仅因为薛宝钗出身四大家族之一，门第相当，联姻可以加强他们“扶持遮饰，皆有照应” 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薛宝钗的思想符合封建主义的要求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只有她才有可能帮助贾宝玉这个浪子回头，重新走向封建主义的“正道”。已经频于破灭的“中兴”希望，自然地又转到了这位封建淑女的身上。因此对贾府统治者来说，在宝玉婚姻问题上对薛林二人的选择，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择配，而是关系到整个家族兴衰盛败的历史命运的严峻抉择。这个悲剧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惊心动魄之处，正在于此。
有的研究者曾经去考察和追究逼死黛玉的主凶是谁。离开小说深刻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描写，片面地引导人们将这个社会悲剧的成因归结为某些个人的动机和行为，这种考察和追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逼死黛玉的凶手是那个巧施掉包计的凤姐?是主持其事的王夫人?是批准同意这么干的贾母、贾政?是因此而夺得了宝二奶奶座位的薛宝钗?还是那个据有人考证可能在后台借助于至高无上的皇威行使杀伐之权的贾元春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是，又不完全是。曹雪芹虽然没有最后写出黛玉之死，但是在他的笔下，造成宝黛爱情悲剧的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一群人，一群身分不同、地位有别却由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道德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在这里，个人罪责的大小主次，是极为次要也是很难分别的。曾经那样真心实意地疼爱过、而且到最后他们自己也仍然认为在爱着宝玉的贾母和王夫人，在毁灭宝黛爱情时，竟是那样的冷酷无情。离开了由阶级利益所支配的阶级的意志，这种矛盾现象就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温情混杂着血污，娇宠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残忍，生活就是这样的复杂而又合乎逻辑。这就是曹雪芹以他杰出的现实主义描写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活生生的现实图景。
正因为曹雪芹写出的这个悲剧包含着深刻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因而是激动人心的。它不仅告诉我们，对于封建地主阶级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超阶级的为所有的人都赞同的爱情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且还向我们揭示了一种为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历史发展的趋势。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实际上是宣告了封建 统治者为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所作的努力的破产。黛玉饮恨而亡，宝玉悬崖撒手，并不是封建统治者的胜利，而是他们的失败。不管作家主观上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从这个悲剧结局中，我们看到了以家长制为标志的封建宗法统治的崩溃，又看到了为薛宝钗所虔诚地信奉并极力维护的封建正统思想，也再不能维系那摇摇欲坠的统治。续作者高鹗在基本上完成这个悲剧以后，又凭空加上了一个家道复初、兰桂齐芳的尾巴，是多么地自相矛盾和不合生活的逻辑。
曾经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红楼梦》写“情”是假，谈“政”是真，爱情掩盖了政治主题。这是完全不符合《红楼梦》的实际内容的。要是《红楼梦》的爱情描写果真是掩盖而不是有力地表现了它反封建的主题，那就应该说它是完全失败了。评价作品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作家的宣言，而要看他所创造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事实上，《红楼梦》的爱情描写，渗透着阶级斗争的内容，与表现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倾向是完全一致的。它生动地说明：爱情这一人类感情活动和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总是表现了人们一定的社会关系，总是跟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阶级的活动及其思想相联系，因而它可能直接或间接地跟广泛的社会生活息息相通。讲阶级斗争，只讲薛蟠打死人之类，只统计有多少条人命，而不承认人们的爱情跟一定的阶级利益相联系，有鲜明的阶级内容，不承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这只是将阶级斗争简单化、庸俗化，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
宝黛的爱情悲剧只是《红楼梦》情节发展的主线，远不是小说的全部内容。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宝黛爱情婚姻悲剧跟作品的其他内容，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曹雪芹并不是单纯地孤立地写一个爱情故事，他是以此为线索，广泛地多方面地展示了封建社会生活的面貌，揭示出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红楼梦》是完整地表现生活、在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描写宝黛的思想性格和爱情悲剧的，这是《红楼梦》爱情描写的另一个特点，也是前此的小说戏曲中不曾有过的。
曹雪芹的高明之处表现在，他能从生活的内在联系出发去认识和表现生活，这就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在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新的高度。用形而上学观点，只看到生活的表象而看不到内在联系的人，不可能真正读懂《红楼梦》。“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就曾以贾宝玉不是因为跟林黛玉谈恋爱而挨打，便否定这一情节跟爱情悲剧有紧密的联系，并以此证明爱情悲剧不能成为小说情节的主线。④其实，宝玉挨打正好是曹雪芹善于从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出发，通过矛盾冲突表现宝黛爱情关系的一个生动例子。宝玉挨打是一次因多种矛盾纠结在一起而引发的大冲突、大事件，其中心是封建叛逆者与封建卫道者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尖锐的冲突中，真正站在宝玉一边深切而真挚地同情和疼爱他的，并不是在关键时刻喝令贾政住手因而使整个局面化险为夷的贾母，不是大呼心肝宝贝哭得死去活来的王夫人，不是表现出很有分寸的亲切而骨子里却冷若冰霜的薛宝钗，·也不是那个半是爱怜半是责怪的贴身丫头花袭人，而是那个情深意切深沉柔弱的林姑娘。试看宝玉被打之后，黛玉去探伤，半天，只有无声之泣，以及由万句言词化出的那句充满了痛苦与矛盾的简短的话：“你从此可都改了吧!”她，就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将她的心剖视给了宝玉，给了他巨大的体贴、慰藉与支持。贾宝玉那句“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表示誓不回头的话，只在林姑娘一个人面前说出来，曹雪芹这样写是有深刻含义的。在那样一场使宝玉几致丧生的大风波之后，这样的话是只能在心心相印的知己面前才能说得的。这场冲突，就是这样既推动了建封叛逆者与封建卫道者之间矛盾的发展，又促进了宝黛以叛逆思想为基础的爱情的深化。这是何等的真实自然，又是何等的丰富深刻。
当然，作者写宝玉挨打，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表现宝黛的爱情，正如全书丰富复杂的内容并不是单纯作为宝黛爱情产生和发展的背景而存在一样。曹雪芹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写出了一个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的爱情悲剧，而且表现在他写出了一个时代，一个发出腐朽气息而又处于新旧交替过程的时代，只有在这个时代环境里才能产生象贾宝玉、林黛玉那样对封建制度不满的叛逆人物，也才能产生那样的爱情悲剧。《红楼梦》所描写的生活，是那样色彩斑斓、纷繁复杂，却又并非杂乱无章，而是经过作家概括、集中，高度典型化了的。作品所反映的全部生活现象，彼此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浑然天成地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以致割掉了这一部分，那一部分就不能存在，至少也会变得不合理，不可理解。试想，要是没有凤姐、薛蟠、贾赦、贾琏、贾珍、贾蓉、贾雨村等人物以及他们身上所表现的地主阶级的横暴、贪婪、淫乱、堕落，没有金钏、晴雯、鸳鸯、司棋、香菱、尤氏姐妹等被侮辱、被迫害的人物以及他们的死亡、痛苦、不幸、悲哀和反抗，没有贾政和薛宝钗那样的封建卫道者以及他们那种道貌岸然和端庄持重……一句话，要是没有贾府内外数以百计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及其活动，没有栩栩如生的封建末世广阔的社会生活图画，那么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思想性格就失去了产生的依据而变得不可理解，他们的悲剧即使被写出来，也将是不能感动人和发人深思的。总之，没有全书丰富复杂的内容，就没有宝黛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没有宝黛爱情悲剧也不成其为《红楼梦》，至少反封建主题将大大削弱，而不能使它跟同是暴露封建社会黑 暗和罪恶的如《金瓶梅》那样的作品区别开来。正是在这里，表现了《红楼梦》深广的现实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了曹雪芹所达到的现实主义的惊人成就，亦即是为恩格斯所肯定和提倡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这一切，是那些把生活现象看得互不相关，把人们的思想和受思想制约的爱情，看作是可以脱离周围的现实而产生的人们如“四人帮”及其御用写作班子，所不愿意也不可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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