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外国友人曾说：“长征是一首无法超越的英雄主义史诗。”
翻雪山、越草地，在前有豺狼后有虎豹的情况下，红军战士们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路程，历时两年终于在会宁顺利会师。
但鲜少有人知道，在这艰难苦绝的背后，是有一群同样理想和追求的人留守苏区，伪装成红军主力同蒋介石部下周旋，为红军大部队的安全撤退争取了时间。
相比长征的拼死一搏尚能存一线生机，留守苏区的将领所面对的，即是被围困剿杀的死局。
短短两年里，他们的死伤不计其数，十位革命将领里，更是只有一人能够亲眼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他们都是谁？为什么要留守苏区？在反抗和斗争中遭遇了什么使得他们的结局如此惨烈？
1934年9月下旬，周恩来秘密接见了一位衣衫褴褛，浑身发散着恶臭的“叫花子”。
“叫花子”从包袱里掏出几本学生字典，又用特殊的方式将字典内隐藏的字迹显现出来后，才递交给周恩来。
这个“叫花子”名叫项与年，是周恩来的部下，此行是专门来传递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的绝密消息——“铁桶计划”。
“铁桶计划”顾名思义，就是将红军层层包围，围得如铁桶一般水泄不通，然后再派数百飞机大炮，将红军在苏区的主力一网打尽。
此时距离原本计划的红军长征仅有十天，如果消息属实，那么等不到长征，红军将会丧失全部的生机和希望。
之所以这么说，还是因为当时中共中央所面临的情况，已是十分险峻。
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蒋介石在德国参谋的建议下更换了战术，从原先的突击猛打变成围困消耗。
而我党在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下，改游击战为阵地战，和装备优良的国军硬碰硬，最后损失惨重，只留下瑞金等四个镇还在顽强抵抗。
“铁桶计划”出来前，还有一部分将领对国民党抱有盲目希望，但在知道计划之后，所有人都明白，老蒋这是要把红军赶尽杀绝，继续留在苏区，那只有死路一条。
为了保留革命的火种，红军不得不开始向后撤退，进行战略转移。
但想要在国军的包围下撤退，就不得不面临三个问题：
一是这么大规模的部队，怎么在层层包围中悄无声息地离开？
二是革命老区的火种不能丢，谁来延续希望？
三是等红军主力回来之后，需要有人在有利的条件下配合反攻，谁来担任这个角色？
博古和李德在拟定留守苏区人选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和毛泽东走得近，靠得近的同志。
经过激烈而又严密的商讨后，由博古和李德为主导，选出了十位留守苏区的主要将领。
其中有毛泽东尊为师长的瞿秋白，有凡事都以毛泽东为先的陈毅，还有毛泽东的胞弟、秘书、革命战友等。
而他们手里的兵，加上伤员，一共才4.6万余人。
这支部队，被后人称为“死亡之师”。
事情发生之前，谁也没想到，蒋介石的速度可以如此之迅猛。
红军主力前脚刚走，国军就以惨无人道的手法，开始对留守的部队展开剿杀行动。
那时候，四处都是枪声，枪一响，人们就开始跑，跑到一半，枪又响，群众只有往回折。
只要有革命党待过的村子，一村又一村，被屠杀得干净。
此时，最有利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藏身的地方，躲起来打游击战。
但在当时，“游击”二字被博古等视为逃跑和懦夫，领导余部的项英、陈毅被命令继续以阵地战的方式，守住瑞金、于都、会昌之间的“三角区”。
但有近乎一半是伤残人员的苏区战士们，如何能敌过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的50万大军？
不到三个月，苏区就全面失守，和中央军的联系近乎断掉，他们被迫躲在山里，吃草根、挖树皮，甚至和野蜂斗智斗勇，只为一口能活下去的勇气。
大冬天不敢生火，害怕冒出的炊烟被敌军发现，下雨了也没有伞，只能硬生生地淋雨挨冻。
运气好的话，可以在有太阳的时候晒晒衣服，运气差的时候，只有用体温把衣服烘干。
几个人共穿一条裤子是常事，大家最怕的，是第二天醒来，周围的战友已经没了呼吸。
刚开始时，项英还和陈毅争论，应该采取硬攻的方式直接突围，好歹要在明面上建立起苏区的政权。
但随着伤兵的增多，士气的低下，他不得不怀疑起之前中央的决定：在缺人少枪的情况下，打阵地战真的合适吗？
但现在由不得他们犹豫了，在留守苏区之前，就患上肺病的瞿秋白病情加重，已经到了不得不外出求医的地步了。
瞿秋白只有三十多岁，却是个实实在在干革命的“老人”。
早在1922年，他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成为继陈独秀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在多次武装起义中，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虽身患重病，但他仍坚守一线，同年轻的战士们同进共退，在得知自己留守苏区后，众人都为他抱不平，但他却说：
“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谁也没想到，这番本事临别的话，却一语道破他必死的结局。
1935年2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掌握了党内的主要领导权，上任后，毛泽东立马和留守苏区的同志取得了联系。
在了解到瞿秋白已经面肿咳血，却仍不愿就医后，派人“强制”护送他下山，前往上海求医。
瞿秋白化名成“林”姓医生，却在路过福建长汀时被捕。
当时捉拿他的人还不知道，手里这个林姓医生，就是曾经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在被叛徒出卖暴露身份后，当地的反动武装才将这一消息汇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曾让宋希濂等人对瞿秋白劝降，不仅许以高官厚禄，还将要求放得无限低，对方说，只要瞿秋白不再为中共中央办事，只在国民党内部担任翻译，就可以留他一命。
但瞿秋白不为所动，在狱中留下一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后，就从容赴死。
牺牲那年，他才36岁。
和瞿秋白一样命运的，还有写下《可爱的中国》的作者方志敏。
他被困在怀玉山区，艰难的环境并没有打倒一个战士的希望，但身边警卫员的出卖，却让他人生最后的日子深陷囚笼。
被俘后，他誓死不降，甚至在狱中，还策反了想要对他进行劝降的看守所所长。
最后见从他身上挖不出任何消息的蒋介石，下令让人将方志敏秘密杀害，他牺牲时，也才将将36岁。
除他二人以外，赣南地区的领导人刘伯坚，在同国民党作战时中流弹被俘。
他在狱中身披镣铐行走，却仍不忘其志，最后高唱着在狱中所作的《镣铐歌》，游街示众后壮烈牺牲。
三人宁死不降的身影，是那个暗无天日时代的浓缩，他们代表了当时另一种红军长征的精神——身虽已死，神却永存。
他们死后，无数左翼文人唱出挽歌，同时也激励着一批又一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青年人，参与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中来。
在留守苏区的十人中，有三个人身份最为特殊，一是年龄最小的贺昌，二是年龄最大的何叔衡，三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
贺昌是当时中共中央最年轻的领导人，他才29岁，在父辈的影响下，他热爱文学，喜读历史，立志要成为像班昭、岳飞那样的伟人。
他没有辜负自己的期待，年少的贺昌极为优秀，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他开始正视满目疮痍的中国，投入到革命的斗争中去。
被留在苏区后，他的想法和陈毅一致，认为强攻是鲁莽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唯有游击智取，才有一线生还的可能。
当时士气低落，擅长做思想工作的贺昌常常同战士们聊天谈心。
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他拟定了突击任务，还细致编写教材，将周围的群众动员到抗敌之上。
哪怕是在被国军围困，周围人喋喋不休的环境中，他也能静下心来，以笔为药，安抚人心。
1935年2月，被困红军接受到中央的旨意进行突围，贺昌带领部队藏在山野间同国军打游击战。
年轻的贺昌咬牙拼死一搏，最后在3月5日成功突围到达会昌河，但还没歇下一口气，就被埋伏在附近的国军扫射。
贺昌中弹后，为了不被活捉，受尽惨无人道的折磨，他举起枪，用枪里最后一发子弹，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同贺昌举枪自尽不同的是，何叔衡、毛泽覃二人都是为了掩护战友而牺牲的。
何叔衡是出现在那艘小渔船上的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创始人之一。
他在福建长汀突围时被国军追赶，他年龄大，跑不动，为了不拖累护送他的战士们，他把枪递给护送的便衣，让他了结自己的性命。
最后是身边的警卫员将他背在身上，朝远方逃跑，但没想到经过悬崖时，他挣开警卫员，自己纵身一跃，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年轻人。
毛泽东的秘书古柏，在突围时为了掩护战友撤退，不幸牺牲。
毛泽覃也是一样，他突围时遇到国军的追捕，为了保护战友，自己孤身一人朝反方向跑，吸引了敌军的全部火力。
他牺牲时，敌军从他身上发现了一张一寸的照片，拿回去一看，才发现照片上的人是毛泽东。
后来这件事情被国民党在电台上大肆播报，企图用毛泽覃的牺牲，动摇毛泽东革命的信心。
但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打不垮，也压不倒的，这条必须用鲜血染成的革命道路，永远是革命党人内心最坚定的抉择。
除了在战场上英勇就义，牢狱中舍生取义的烈士以外，苏区留下的十人中，还有三人生还。
用陈毅将军的话来说，这场敌我悬殊过于明显的游击战，愣生生地将所有战士都变成了野人。
临出发前，他因在战场上受伤，落下粉碎性骨折而被留在苏区。
周恩来总理知道后，特地前去看望他。
总理问他：
“部队马上就要离开了，你留在苏区有什么想法？”
当时，躺在担架上的陈毅元帅摇了摇头。
他深知，此时的总理虽然负责起草拟定留苏人员名单，但实权却都掌握在李德、博古等人手中，连毛泽东主席，都差点被放在留苏名单上。
他想，干革命嘛，只能一路走到头，横竖是个死。
他婉拒了总理的好意，带领着部队留守苏区，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
1936年，被困梅岭时，他藏在一条小山道背后的木屋中。
国军见他死活不从山上下来，搜山又找不到他的踪迹，最后下令放火烧山，想要活活逼死这个最擅长打游击的元帅。
眼看着山火蔓延上来，陈毅认为此次必死无疑，他拿起纸思考了一下，写下一封绝笔。
他最后写道：
“舍生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句大义凛然的诗句，是所有为了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们，内心最忠实的写照，当时被留苏区时，会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生还的机会吗？
比起长征的拼死一搏，在国民党“铁桶计划”形成的那一刻起，留守苏区的将士们其实只有死路一条。
但他们在命运面前，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不屈服不放弃，抓住每一线生机和希望，和踏上长征的同志一起，面对革命路上的一切风浪。
可以说，他们的死搏，成了国民党心中难以拔掉的一根刺，让他们认识到，做革命的人，可以是永远也击不碎，浇不灭的！
无论是牢狱间，还是战场里，他们在任何土地上，都能开出绚烂的，属于人民的花！
好在他们的坚持并没有白费，苦守三年后，几乎在陈毅写下《梅岭三章》的同时，西安事变爆发。
全民族统一抗日战线达成，全军全人民暂时放下一切仇恨，将矛头一致对外，开始用血肉筑成一道推不倒的长城。
陈毅、项英、陈潭秋在苏区成功坚守了下来。
陈毅和项英因出色的游击战，被留在了抗日战场上，组编成新四军，在东南各省展开游击战。
陈潭秋则被留在共产国际工作，直到1939年才回国担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不幸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项英和陈潭秋分别于1941年和1943年，被藏在身后的叛徒出卖，倒在了黎明前的黑夜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留守苏区的领导人里，只剩下陈毅一人。
看着新中国国旗的冉冉升起，听着主席的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他眼前浮现起从容赴死的瞿秋白，浮现起认真教群众读书，跟他们讲道理的贺昌，想起刚开始和自己因战略不同而起纷争的项英，心中浮现出无限感慨。
居安思危，是时代永远不变的主题。
如今的新中国已日新月异，但我们仍不能忘记，在最黑暗时，为我们点燃火种，高举起火把，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向希望的革命烈士们。
他们倒在时光里，需要后人接过他们的担子，带领着中国一步一步，更向前，更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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