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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左宗棠争斗半生,谁更胜一筹?一封家书让两人高下立判

李鸿章与左宗棠均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两人都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被后世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虽说两人相差11岁,但真正在两人声名鹊起、同朝为官的时间仅仅30多年。

19世纪50年代初,两人均因为围剿太平天国运动、保卫大清江山中立下大功,从而正式步入朝堂,奠定了一代权臣的基础。

历史上的李鸿章还被称为著名的外交家,而左宗棠则被认为是不善言谈、不喜拉帮结派之人。正是这样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却相争30多年。

1885年,左宗棠病重逝世,李鸿章在送来的挽联中用了“和而不同,矜而不伐”这八个字,对两人之间的争论分歧做了概括。

由此可见,两人之间一直有相争,但李鸿章认为只是观念的不和。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两人到底因为什么而争?最终谁更胜一筹?

同朝为官、矛盾出现

左宗棠出身于湖南省湘阳县、东乡一座名叫左家塅的村庄。虽说祖上也出了一些读书人,但大多数人还是以务农为主。

到了左宗棠这一代,因其祖父、父亲均是秀才,但因其家底微薄,只能算是没落的读书人家。虽艰苦,但自小受家庭氛围的影响,左宗棠也喜爱读书,并于二十岁中了举人。但也因后面会试屡次不中,自此断了“正途”入仕的路径。

不过他好学、肯用心钻研、走进普通民众生活,并能静下心来研究土地分布,为其后世为官打下了基础。虽没有入世,可因其真才实干,以幕府的身份逐渐让世人所知。其才名甚至有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声誉。

19世纪60年代初,左宗棠因其名声步入朝野,后来在曾国藩手底组建了楚军与太平军作战,自此出身低微的左宗棠凭借军事能力,一路升迁,虽说后来官至高位,但没有成为进士却是他的一大遗憾。

而生于合肥东乡的李鸿章却恰恰相反,仕途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从秀才到进士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挫折。进士后进入了翰林院任职,因其父本为进士,在刑部任职,其家族在当地也可算是望族,因此李鸿章可以算是妥妥的世家子弟。

李鸿章早年拜于曾国藩门下,在太平运动年间,直接以曾国藩门生参与了围攻太平军。因其以书生身份带兵,经过数年作战生涯,逐渐掌握了为将之道,以此步入朝堂中心。

出身、入仕之路的途径不同,再加上左宗棠常自喻为“诸葛亮”,又看不惯李鸿章带兵的“痞子手段”,因此两人经常暗中较劲。左宗棠更是多次公开批评李鸿章,说:“淮军以诈力相高,合肥(李鸿章)又以牢笼驽驭为事,其意在取济一时,正虑流毒无底。”

大意是斥责李的手段虽能够取得一时的成功,但从长远来说,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无益,并且埋下了许多隐患。

左宗棠这样说也不是无的放矢。李鸿章的淮军组建之初均是农民入伍,操练时间短暂,根本和当时的正规军无法相比。时间不长就被调到上海与太平军对抗。出身加上操练短、没有实战经验,这一支军队起初还被称为“乞丐”军。

初到上海的淮军根本不被上海当地官绅所看中,这导致淮军急需一场胜仗来证明自己。李鸿章深知淮军的家底和短板,无论是从临阵经验还是武器装备来说,淮军远远不如正规军。而上海的太平军不仅人数众多,且武器精良。

李鸿章认为自己的几千人对上太平军只会成为炮灰,于是在他超强的外交周旋下,为自己的淮军争取到了最后一个上战场。每逢有恶战发生时,他也总是找各种理由推拒。这在正直的武将看来明显是懦弱的表现,甚至是偷奸耍滑。

而李鸿章的成名之战却来自于上海的一场瘟疫。1862年6月,一场瘟疫让清军和太平军都收到了极大的损失,尤其是清军更是损失重大。

不得已上海官绅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李鸿章身上。而李鸿章也看到了太平军有了退兵的倾向,以及上海官绅的低迷困境,他认为淮军出头的时机来了。

果断改变以往推诿的作风,发动了虹桥之战。经过一场恶战,淮军独自战胜了太平军。这一战让淮军彻底被正视了起来。而李鸿章也打出了名声。

这就是左宗棠看不惯李鸿章的原因:投机取巧,偷奸耍滑。而李鸿章的指挥作风也让左宗棠看不惯。

据说李鸿章在双方交战激烈时,甚至搬了一把椅子坐在虹桥桥头指挥作战。这估计也是左宗棠看不上李鸿章的原因,哪有临战坐在椅子上指挥作战的道理。

而左宗棠真正对李鸿章有意见的一点还在于:李鸿章在带领淮军作战之时,曾几次与洋人侵略军合作对抗太平军,这在左宗棠看来无疑是与虎谋皮、引狼入室。给朝廷的稳定埋下了安全隐患。

就李鸿章而言,急需一场证明自身的胜仗,至于过程或者后果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毕竟历史上有很多借助外力平乱的例子。但对左宗棠来说,虽然他也认可李鸿章的办事能力和才干,但对其采用的方式却不认同、甚至抵制。

而在李鸿章的眼里,左宗棠就是一个正直、甚至到古板的一个人。他也多次提到左宗棠过于刚直、甚至无法让人接受。后来还用晋朝文学家左思的字“太冲”来暗讽左宗棠,说他说话办事过于冲动。

性格加上不同的处事方式让同朝为官的两人矛盾初现,并随着后面利益的冲突逐渐加深。

利益冲突、矛盾激化

左宗棠与李鸿章二人起初同属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两人第一次因为利益冲突导致的矛盾出现在1864年。

朝廷派李鸿章出兵协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当时曾国荃正在围攻南京的太平军,朝廷见其久攻不下,才准备调任李鸿章。

不得不说,李鸿章真的是一位世故圆滑之人,他心里非常清楚:曾国荃经过长期对南京太平军的围困,使得太平军早已缺衣少食,已成强弩之末。攻下南京只是时间问题。

而自己这时候受调去协助,这不是明摆着抢功吗?还会得罪自己的恩师曾国藩。于是世故的李鸿章又用起了自己一贯的推诿手段。起初是装病,实在推不过,就上书朝廷浙江战事也非常紧张,最后不得已带兵跑浙江去了。

这一跑送了曾国荃一个人情,却得罪了同问为湘军的左宗棠。当时的左正好是浙江总督,正在围剿浙江的太平军。李鸿章到了浙江后,没有同左宗棠打招呼,直接收复了浙江好几个地方,并且在收复的地方大肆收敛财富。

这真正侵犯了左宗棠的利益。左心想:你一个江苏巡抚,朝廷让你去南京,你却跑到浙江来抢功,抢功不说,你还拿我的钱财。左当即不干了,立马上书朝廷,指责李“越职掠功”。自此二人开始了利益之争。

由于左越级上告了李,导致曾国藩也对其稍有不满,认为你两同属湘军,有什么矛盾咱内部就消化了,非要闹得满朝皆知,这不是让人看我的笑话吗?

而在曾国荃打下南京后,告知曾国藩: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已经死亡。曾国藩由此上报了朝廷。可这时的左宗棠得知消息:幼主不是死亡,而是逃跑了,他又一次没有告知曾国藩上报给了朝廷。曾国藩再一次被打脸。

两人经这一事矛盾加深,有八年不曾通信。而作为曾国藩弟子的李鸿章,自然而然与左宗棠处处相争。

不过致使左李二人矛盾激化还是在剿灭捻军之事上。

在剿捻后期,由于曾国藩指挥不当,左李二人成为了剿捻主力。李鸿章的淮军由于地势优势,知己知彼,通过扬州一战,彻底剿灭了东捻军。而左宗棠所剿的西捻军却相当不顺利。

一方面由于左所领的楚军对地域的不熟,而左无法做到长袖善舞,使其到了当地,没能快速调动当地力量,再加上左采取的战术相对捻军来说不够灵活,在围攻上往往棋差一招。

当听到东捻军已被李灭,左急于求功,对捻军穷追猛打,致使捻军铤而走险,潜入了北京卢沟桥一带,直接威胁到了紫禁城的安危。

慈禧太后斥责了左李二人,并让他们戴罪立功。这导致李对左严重不满,认为自己是受了无妄之灾,并公开发表不忿。后来李被调任协助围剿西捻军。而由于李治下不严,常有烧杀抢掠的事发生,这让左极为不满。但为了战事,左只能隐忍不发。

剿捻成功后,左宗棠立刻实施了秋后算账,他一面为部将和李鸿章争取功劳,一面上奏朝廷。指责李所说的捻军首领张宗禹已经投水自杀的奏报不实。他认为张宗禹已经逃跑了,并派出军队四下搜索。这一举动彻底激化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李非常不忿,甚至以《三国演义》中口碑极差的曹操小名“阿瞒”来讽喻左。后来两人也多次在奏章、书信中相互攻击。至此两人矛盾进一步恶化。后来在对外事物上,两人又因政见不同产生相争,最终以左获胜,驻守新疆,名利双收。

纵观两人30多年相争之史,除了看不惯彼此的为人处事、利益之争、以及夹杂着政见不同产生相争,各有胜负。而对于大众来说,谁更胜一筹,可能会抛开才华功过,单从人品来说给人的感官更直接、更深远。

三. 一封家信看人品

有这样一副暗讽李鸿章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里的“宰相合肥”就指的是身为安徽合肥人的李鸿章。

暗讽肥了李家,瘦了天下。虽说此对联是源于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的恩怨之言,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窥到:李身家之富,其财来之处。

所谓空穴不来风,李鸿章到底有多富,谁也不知道。目前我们得知的最高数目是其同事容闳的说法:其资产至少在4000万两白银以上。

这其中包括了房产、田庄、当铺、现银以及股份、股息等。而从其去世后所留遗产可以看出来其固有资产加现银至少有1300多万两。且晚清的首富盛宣怀去世后的资产都有在3000万两左右。而作为盛宣怀背后之人的李其资产肯定不低于盛宣怀。

这么多财产说李一句“富可敌国”也不为过,同治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才6000万两白银。这么多的财富李是如何积攒下来的呢?

靠直隶总督的年薪120两肯定不行,不吃不喝100年才1万多两。而李和其兄弟的田产在老家安徽都能占据一半。可以说李及其家人的这些财富,除了李作为洋务派的发起人之一,在创办企业时除了参与的股份,大笔钱财的敛入也必不可少。

再加上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灰色收入估计也不少。更不用说其早年在行军打仗时收敛的财富。

由此可见翁那句“宰相合肥天下瘦”也不是无的放矢。

相比较而言,左宗棠就清廉的多。左在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提到:今年只给家中寄了200两,虽知家中拮据,但实在是局势艰难,军中的军饷也紧缺,多余的钱得先紧着将士们。你现在正值年少,应该多经历些锻炼,方能成才。生活中也应以平淡为主,不要太奢侈。

当时的左宗棠正在主持西征军务,数千万两的军饷从其手中经过,但他却从不拿取,甚至拿自己的薪水补贴将士。一年给家里寄了200两,并鼓励自己的儿子“多历艰辛,练成财器”。这200两以左的地位来说确实有点寒酸了,但这恰恰体现了左的高洁品质。

在左为地方官期间,多次为减轻民众负担,实行了一系列利民的政策。在争战期间,也会以当地的百姓为主,做些利民的事。

相比于李鸿章为官时的敛财,以及对军队的放纵,从民众这一角度来说,左宗棠的人品,以及为官利民之举更得人心。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无论你多么有才华,多么劳苦功高,谁真正把大众放在心上,谁才会留下浓重的一笔。

参考资料:

期刊-农家之友-《左宗棠与李鸿章三十年恩怨》-吴胜-中国知网

《左宗棠与李鸿章》-徐志频-现代出版社

《我的曾祖左宗棠》-左景伊-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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