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的得力幕宾薛福成，写下《中兴述略》一文，内称：
“（朝廷）倚任曾公，授之相位，东南军事，咸命节制”，“中原绥谧，西洋之人，亦且 詟栗弭伏，不敢败和议”，“扫除数百万狺狺之豺虎而灭其景迹，数年之间，区宇奠定如故”。
这当然是为其恩公统率的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等“内乱”之显赫功勋大唱赞歌。那一年，曾国藩获授武英殿大学士，并由两江总督转任地位更为重要的直隶总督，达到从政生涯的巅峰。而此前他奉召北上督师围剿捻军时，也曾自诩“如捻贼得灭，朝廷中兴，犹为不负此举”，俨然以“中兴重臣”自居了。
无独有偶，接替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他同样因攻打太平军立功），在第二年上报中央的奏折里又写道，“数年来南征北伐，所向有功，猛将谋臣，多有存者”，故列强“目睹中兴气象，亦未必有轻于一逞之计”。
同治朝（1862~1874年）刚刚进入第二个五年，“中兴”二字便成为官场上频繁出现的“热词”。这次为本已摇摇欲坠的清廷续命半个世纪的“中兴”，到底成色几何？看似否极泰来的时运背后，又涌动着多少政争的暗流呢？
已故美国历史学家芮玛丽在她的代表作《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一书中，曾为“中兴”下过一个定义：
“这种重生的例外情况便被称作中兴。不是一场武装政变, 也不是一场革命或一个新时代, 而是一种晚期的兴旺,在此期间, 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衰落过程由于整个贵族官僚们的才干和努力而被延缓了一段时期。”
以煌煌五大卷《清代通史》享誉学林的民国历史学家萧一山，列举数千年传统史实，解释得更加具体：“吾国历史上称中兴者，如夏少康之一成一旅，周宣王之兴衰拨乱，汉光武之覆灭新朝，皆与同治之中兴不类”；而唐肃宗之中兴，造成的局面却是“吐蕃、回纥并起，驯致宦官持权于内，藩镇跋扈于外，唐室自此多故”，跟晚清情形差不多。
在他看来，同治皇帝“赖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以平定太平天国，亦颇假借外力，而英法伺间拘兵，美俄乘机协和，遂至疆臣权重，阉寺弄柄，国运凌夷”，与中唐以后“其事颇相类矣，而犹有不同者”。
萧氏所谓“不同者”，就在于“同治中兴”早已越出历代王朝自我修复的范畴，而是一场完全置身于世界近代化进程中的自我救赎。
让我们先回到“同治中兴”第二个五年的“历史现场”去。
自同治四年（1865年）春慈禧太后借故发动“罢黜恭王”事件，让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靠边站后，清廷中枢的政治架构已由同治初年的“叔嫂共治”，一变而为“幼帝双后”模式。同治皇帝继位时年仅六岁，实为“虚君”，受挫的奕虽未被彻底清理出局，但毕竟失去了“议政王”头衔，朝堂之上话语权大打折扣，两宫太后尤其是同治帝的生母慈禧，逐渐掌控大权。
同治朝最初数年，慈禧根基未稳、羽翼未丰，执政经验也嫌不足，仍须倚仗恭亲王为首的朝中少壮派襄助她处理复杂的内外政务，更要依靠以汉族督抚为主的地方实力派疆吏彻底平定动乱。到了“第二个五年”，政局相对稳定下来，大乱之后求大治，洋务新政势在必行，慈禧既欲独揽中央大权，格于现实情势，地方上不得不与督抚集团分享部分权力。这也决定了“中兴”改革必然采取分权的模式。
曾国藩
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传统，都是因人而兴，因人而废，是故一众地方督抚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同治中兴的前景。薛福成就认为，人才辈出乃是关键：
“事须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则其所成有大者焉，才尤大者，又能得任才之才以集事，则其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
在他心目中，当时称得上“才大者”，非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数人莫属。然而胡林翼早逝（1861年9月底病逝于武昌，时年不过五十，那会儿同治皇帝刚刚继位），曾、左二人关系不睦，其他凭借军功起家的地方实力派，进入重建阶段后，能否担得起“中兴”使命，仍是个大大的问号。
早在同治六年，曾国藩对同僚素质即有洞若观火之评价：
“刘印渠（刘长佑）极长厚谦下，故做直督数年甚稳，其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而非为保位之计。官秀峰（官文）城府甚深，当胡文忠（胡林翼）在时，面子极推让，然有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其心亦止容身保位，尚无险诐（奸邪）……”
曾国藩接着说：
左季高（左宗棠）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己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李筱泉（李瀚章）血性不如弟（李鸿章），而深稳过之。吴仲宣（吴棠）殊愦愦。沈幼丹（沈葆桢）自三年以前争饷后，至今未通信，其人大抵窄狭。彭雪芹（彭玉麟）光明俊伟，而本事不及杨厚庵（杨岳斌），杨厚庵颇狠。恽次山（恽世临）精核而非独当一面之才，实亦好藩司，心地亦苦窄。老九（曾国荃）去年讦官不胜，极悔，亟思退。
此番人物品评，可谓遍及时贤。不难看出衮衮诸公之中，令曾氏青眼有加者，仅刘长佑（湘军重要将领，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杨岳斌（湘军水师将领，时任陕甘总督）三人而已。为何曾国藩如此苛刻？皆因他相信“第二、第三等人可求而储之，第一等可遇而不可求”，即使上天垂眷，应运而生数位，他们“性情又有不同，趣向又有远近，才识备矣，复须济之以福泽”。比如曾国藩甚为看好的李鸿章，“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形迹”，可是失之于深沉不足。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同治年间绝大多数的“中兴名臣”，包括曾国藩之类领袖人物在内，其功劳主要在于使清廷“返本”，即恢复统一平稳的局面，可是他们的思想深度，也仅仅停留在“返本”上，多数未能真正的“睁眼看世界”。事实证明，唯有更多“返本而开新”的杰出人才，才能应对此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可惜足以承当大任者寥寥。无怪乎钱穆先生断言：“曾、左、胡、李号称同治中兴功臣。然此等人物，既能平乱，却不能致治。”批评虽颇严厉，倒也大体不差。
1896年，李鸿章带着两个外交官儿子（左一李经述、左二李经方）遍访欧美，图为6月份到德国时，与徳璀琳（后排左)、汉纳根（后排右)等合影
“中兴功臣”之所以“不能致治”，除自身眼界局限外，恐怕与同治一朝纷扰难休的政争也大有关系。
历史学者石泉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导师为史学家陈寅恪，他是晚清维新派要员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中，曾剖析洋务新政失败的原因：
“其一，则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其二，则满洲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其三，则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是也。三者更加错综，遂使局面益趋复杂。”
这确是慧眼独具之论，对后来的研究启发颇大。特别是“同治中兴”进入第二个五年时，以上三方面的内争已由“暗战”而渐趋公开化，很大程度上牵制甚至阻碍了改革的深入。
如同治六年（1867年）的“同文馆风波”（自强派首脑奕?与保守派代表大学士倭仁就是否引进西学，设立天文算学馆、同文馆发生的激烈争论），同治八年的“修约讨论”（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十年期满，该年10月总理衙门大臣奕?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在北京签订中英《新定条约》，以及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朝中保守势力均对洋务改革大唱反调。）
从以上数起内争中，不难看出两大趋势：
首先，保守派完成了新旧领袖的权力交接。昔日的“士林表率”倭仁自“同文馆风波”落败后颇受打击，斗志锐减，加之年老体衰，逐渐淡出政坛，皇室宗亲醇郡王奕譞异军突起，他与军机大臣李鸿藻联手，成为保守派所公认的“泰山北斗”。
其次，清流群体开始形成。当时任职于翰林院、御史台、科道（俗称“两衙门”，职责为评议政事、随时进谏）等机构中的青年才俊，目睹中西时事乖张、军功显宦坐大，胸中难免忿忿不平，于是声气相求、合力进言，弹劾高官，“声势之盛，上足以耸动君上，鞭策执政；下则领导全国士子以为声援”。此风渐盛，虽对吏治澄清起到一定作用，但不少士人不问是非，只表立场，更有借此沽名钓誉之徒。汹涌的舆论，反而成为保守派牵制洋务新政的重要武器。
一向务实的曾国藩，对清流派的表演不以为然。他以宋、明两代故事为例，指出“自南宋以来，天下为士夫劫持，凡一事兴作，不论轻重，不揣本末，先起力争，孱暗之君，为其所夺，遂至五色无主。宋明之亡，皆以此”。言下之意，“清流”崛起其实对朝局不利。他的另一位得力幕僚赵烈文，更把话挑个明白：
“是非不明，吠声日远，虽上议严切，必尚有起而死争者，从此枢地与台谏为仇，而妄开言路之咎于是大见。”
1880年，儿时的光绪在皇家护卫下骑马
同治年间的朝臣党争，实与“叔嫂争斗”密切关联。
同治初年，党争苗头便已隐伏。以倭仁、李棠阶（历任户部、工部、礼部尚书及军机大臣）为首的“理论家”阵营，因与恭亲王奕?、文祥（历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等人理念相悖，屡有过招。工于心计的慈禧从中看出了培植心腹的好机会，于是每遇争辩，便运用“平衡术”居中取利，暗中则将李鸿藻、翁同龢（同治帝师）等人纳入己方，作为对付恭王的棋子。
而朝堂之上，不同地域出身的官员派别之争也掺杂其中——以李鸿藻（河北保定人）为首的北派，与以沈桂芬（祖籍江苏吴江，今属苏州）为首的南派，也是针锋相对，彼此拆台，无非都是为了积极扩张各自小集团手中的权力。
至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矛盾，更是“内乱”平定后，清廷必然要面对的大问题。十数年来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反叛的战事中，清廷不得不依赖的湘淮系等地方武装实力日益强横，各处扶植嫡系，关系盘根错节，已呈尾大不掉之势。当年中央为挽救统治危亡，不得已下放权力，如今想要收权“削藩”，无疑于虎口夺食，真是左右为难。
明知放权易、收权难，但还是要收，此实乃晚清的政治宿命。如何来收，按石泉在上文中的分析，“中枢实权，此时虽已旁落，而名分犹在，全国用人行政之枢纽仍得自上操之。汉人诸派，既不能团结，于是中枢乃益得因便操纵，抑扬其间”。
具体做法，大概有“众建分力”“湘淮互制”“安插亲信”及“以淮制湘”四类。同治四年的两江总督易位之争（趁曾国藩奉旨北上“剿捻”之际，让不受湘淮系节制的漕运总督吴棠署理其两江总督之位），同治五年曾国荃（时任湖北巡抚）与官文（时任湖广总督）督抚之争，以及出身曾国藩幕府的刘蓉在陕西巡抚任上横遭弹劾等等，都是显著例子。
又如同治六年，政声颇佳的马新贻出任闽浙总督，后转任两江总督（接替曾国藩，其间发生著名的“刺马案”，一度有人怀疑是湘淮系军人所为），同治七年曾国藩不得不北上出任直隶总督，以及湘淮系内部不时发生的曾左、曾李、曾沈（葆桢）、郭毛（出身曾国藩幕府的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与两广总督毛鸿宾不和，毛鸿宾是曾国藩的同榜进士，曾任湖南巡抚）等人之间的摩擦与龃龉，皆拜清廷中央所“赐”。
同治皇帝
如上所述，宫廷矛盾、朝臣党争及中央与地方权力收放的“暗斗”，自同治朝的第二个五年起愈演愈烈，贯穿晚清最后五十余年的始终。而吏治顽疾，则成为阻碍“中兴”的又一块短板。
史学家钱穆对同治一朝的官场实情有以下评价：
“军事上虽足平乱，而吏治官方，依然腐败。酿乱之源，依然存在。只为社会元气大损，一时再鼓不起乱来”。
粗略看来，同治朝吏治不佳的突出表现，大致有二：
第一，务虚不务实。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由于官方提倡，显宦践行，宋明理学出现复兴局面，于是研习理学成为官场一大风尚。对于官场中人而言，既然身负管治职责，学问更多应讲求经世致用。然而当时不少官员却流于形式，徒慕虚名。本身是理学名家的曾国藩，对此情形可谓深恶痛绝，他说：
“今之理学，目不窥古今之书，身不由渐入之径，忽尔高谈性命，自诩圣贤，又不胜其嗜欲攻取之情，去之不能，反而积于隐微之地，既多且厚，一旦不制不尽，反其生平，即色厉内荏，终身为穿窬之行（意为钻洞爬墙的盗贼）。此皆学术不明之咎，可悲可悯。而近日吏风之颓，揣窃皮相，依附影响，不勤求本职，而专索细微。”
如同治七年出任江苏布政使丁日昌，本为洋务派中坚，到岗伊始，便莫名其妙地下令，民间茶馆所售茶水每碗收费不得超过五文，后来又匪夷所思地禁止民间阅读《红楼梦》等小说。大乱之后，百废待兴，一省政务长官，如此任性地运用权力干预细民日常生活，不禁让人慨叹“大吏不务活民，而竞为此不近人情之举，试问于地方风俗利弊有何关涉？”
第二，地方陋规积弊渐成沉疴，尤其是广大基层，贪官胥吏，横行倾轧。薛福成将之归纳为：“曰捐班广也，门丁横也”。捐纳得官之人越来越多，究其本意，不过为了“剥民以自奉，损国以肥己”；门丁胥吏“尤为州县巨蠹……玩其官于股掌之上”。
在薛福成看来，无论朝堂重臣、地方督抚抑或州县小吏，俱是治国理政的一员，如果任其博虚名、饱私囊，则“才敝而天下与之俱敝”，清廷所谓“中兴”大计的实际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对晚清朝廷君臣口中念念不忘的“中兴”气象，还是钱穆的断言一针见血：急病不死，变成慢病，而其病已成绝症，不可救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