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维·奥塔韦
来源：公众号“思想潮”
导言：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和非国大主席曼德拉。两人在关键时刻实现了种族和解，避免了内战，共同推动着艰难的民主转型，将旧南非改造为新南非。这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和解示范。
1993 年12 月9 日，曼德拉和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右）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
1990年2月11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纳尔逊·曼德拉出狱了！谁能忘记这个男人重生的笑容和难以置信的魅力？他和妻子手牵着手走出开普敦外的维克多·维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这一幕将永远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中。南非以及世界的希望降临了！世界上最糟糕的种族冲突终于有机会通过和平谈判得以解决。曼德拉致力于和谈和种族合作，这也是释放他的白人统治者——南非总统德克勒克——的政治倾向。南非的救世主终于到来了，在这个与众不同的日子里，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人们通过电视共同见证了曼德拉走向自由。
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迅速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和钦佩，因为他们着手于寻找一个历史性的和解。两个如此和平的伙伴在南非乃至全世界都前所未有，闻所未闻。曼德拉，经久不衰的黑人抵抗种族隔离的象征，即使是在监狱度过了27年也不曾对白人产生积怨和仇恨。德克勒克也因为其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推行初级改革的魄力迅速成了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比肩的人物。自此，曼德拉与德克勒克携手合作，试图带领他们各自的人民共同开创“新南非”的篇章。
但是3年多过去了，南非依然纷扰不断。1993年4月，一件惊天大案轰动全球——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被暗杀，他是共产党的一位高级领袖，同时也是非国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全称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
事实上，迄今为止种族合作的迹象依旧十分模糊，和平解决冲突的运动影响和作用也十分有限。根本性的改革难以推进，南非依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暴力事件：黑人砍死黑人、白人开枪射杀黑人、黑人用烧灼和刺戳报复白人。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只能尽量减少对话，以免在艰难的和谈过程中引发更加惨烈的冲突。
1990年2月11日的梦想宣言到哪儿去了？为何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却在逐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消亡？为何绝望吞噬了和平的星星之火？在曼德拉重获自由的荣耀之日，在这两位满怀崇高使命和理想的和平缔造者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南非，这张由激进民族和种族群体组成的复杂拼图，早已发现试图赎回自身的道德价值和政治权利并非易事。全国上下450万白人在掌握了300多年的统治权后，绝不会心甘情愿地将权力拱手奉还。而遍及全国的3300万黑人无论站在本土政治的忠诚立场还是出于团结民族关系的考虑，都纷纷转向内部，共同反抗白人霸主。
因此，曼德拉和德克勒克的和平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一个个暴力炸弹击退。和平的进程一度脱轨或延迟，一年多的时间都被浪费在了指责谁该为暴力行为负责的问题上。
德克勒克与曼德拉：用妥协和宽容重建南非
[美]戴维·奥塔韦（David Ottaway）/ 著
启蒙编译所 /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5月
48.00元
从1990年开始，南非被卷入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暴力和犯罪浪潮之中。白人安全部队犯下了屠杀黑人示威者的罪行，非国大与曼戈苏图·布特莱奇（Mangosuthu Buthelezi）酋长领导的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也升级了他们的权力斗争以及针对彼此的屠杀行动。白人极端分子同样不甘示弱，秀出对克里斯·哈尼的暗杀来证明他们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南非的暴力行动中出现了许多老者的身影，许多参与者的脸上伤痕累累。然而，无独有偶，这并非一场单一的大规模抗争，全世界同时还在目睹正在南斯拉夫上演的种族战争。6个月之后，波斯尼亚战争的死亡人数比自1984年开始的南非暴乱的死亡人数更高。相反，南非的杀戮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持续时间却很漫长。平均每天有6至10人死于城镇冲突或别的恐怖事件。
杀戮的主阵地位于印度洋沿岸的纳塔尔省（Natal Province），在一片美丽的绵延起伏的绿色山丘之上，这里也是布特莱奇酋长的家乡。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城镇上，垃圾遍地的养兔场一片荒凉。人们把暴力行动统称为“大屠杀”，实际上，许多战斗往往只持续短短几日。从周边城镇搭乘火车往返约翰内斯堡的乘客也不断遭到砍刀、匕首和枪支的袭击。
每个恐怖组织的袭击风格都不一样。因卡塔的首选是伏击和滥杀，通常的攻击方式是袭击火车上、出租车里和葬礼上手无寸铁的平民。从另一方面看，非国大的支持者似乎更专注于肃清敌后。他们通常针对身份明确的或者疑似的因卡塔成员、警察以及向警察告密的人。他们毫无顾忌地烧毁房屋，给受害人戴上“火项圈”，然后点燃这些在汽油里浸泡过的轮胎。
西里尔·多金（Cyril Dorkin）——我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索韦托（Soweto）黑人城镇遇见的一个非国大的街头霸王——坦白地告诉我：“我更喜欢给他们戴‘轮胎项链’，这比他们用砍刀攻击我们的方式有趣多了。”
白人至上主义者们经常毫无理由地攻击黑人。比如，1991年，一群白人在路易·特里哈特城（city of Louis Trichardt）殴打了一批在市政厅门前的草坪上野餐的黑人学童。同时，白人至上主义者们在韦尔科姆（Welkom）的矿业中心组织了一个自卫团，一度在傍晚将所有他们认为“看上去可疑”的黑人驱赶出白人社区。
在约翰内斯堡甚至还有两三个这样的例子：白人无端地殴打或杀害一个在路上偶然遇见的黑人。警察也参与到了这场暴力行动之中，有时是在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中开火，但更多的是趁团伙相互残杀时借机施暴。
白人或多或少能合法公开地武装自己，而因卡塔的暴行主要依赖所谓的祖鲁（Zulu）“传统”或“文化”武器。这些武器包括砍刀（在南非被称为短刀）、矛和一种叫knobkerries的圆头木棒。但是因卡塔党和非国大双方使用的武器很快就升级成了苏制AK-47步枪，他们从邻国莫桑比克走私了数以千计的武器。单是在1991年警察就追回了1800多把。当时连银行劫匪和劫车犯也使用这种枪。
西方媒体一贯专注于报道曼德拉出狱后的社会状态——南非可怕的政治暴行让整个社会结构分崩离析。然而，这些日益增多的暴力犯罪或许才是最佳晴雨表——反映一系列政治剧变所造成的社会创伤，且情况远比20世纪80年代白色政权瓦解时犯罪分子趁机作乱糟糕得多。手持AK-47步枪的绑匪随处可见，他们经常残杀受害者——不论白人还是黑人。
1989年至1993年，南非的谋杀率成倍增长，人均犯罪率为美国的10倍。在世界范围内同规模人口水平的城市中，开普敦的谋杀率最高。1990年，官方统计全国共发生了15100起谋杀，其中约11000到12500件谋杀案是普通犯罪，而不是政治暴力。1992年，根据警方统计，在南非4000万人口中，被谋杀的人数上升到了19400人，其中只有不到2500人死于政治迫害。
大多数犯罪和暴行集中发生在黑人社区，那里几乎没有警察巡逻，部分原因是警察也身处政治暴行的威胁之中，他们作为腐朽的种族隔离秩序的执行者，自然而然成了施暴的目标。1992年有226名警察死亡，是同一时期美国警察丧生数量的12倍。
但是在1990年和1991年，死于政治暴行和刑事犯罪的受害者中，96%依然是黑人。城镇变成了丛林，中产阶级的黑人成了暴徒、汽车勒索者和劫车匪徒的猎物。那些住在索韦托的黑人晚上回家途经约翰内斯堡北郊的白人地盘时，时刻都处在对劫匪和偷车贼的恐惧之中。
对于白人来说，虽然他们并不慑于政治暴力，但他们的生活却笼罩在暴力犯罪的恐惧阴云之下。在约翰内斯堡的北部郊区，房屋变成了武装阵营，四周筑起了越来越高的围墙。某个社区里的居民邓克尔·维斯特（Dunkel West）甚至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围着整个社区建一堵围墙来防止小偷。房主们都买了恶狗，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罗纳威和斗牛犬；还有许多人在外墙上安装了铁丝网或昂贵的电子设备来监控入侵者。私人保安公司应运而生，一旦房子的警报响起，他们可为房主们提供“即时武装响应”。
白人越来越不愿意在夜间冒险出行。人们生活在被攻击的恐惧之中，以至于邻里之间宁愿开车去对方家吃晚餐，也不愿步行短短一段路程。“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唉，再也没有安全感可言。”白人主办的保守派报纸《公民报》（Citizen）于1992年1月如此评论，恳求政府遏抑犯罪，以免国家“突然陷入无政府状态”。
1990年初，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还未曾充分意识到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障碍的严重性。尽管世界的新秩序已经建立，但国际环境非常不利于他们成功寻求和平解决。黑人民族主义政治如旋风般席卷了整个南非大地，这似乎正与当代历史潮流背道而驰。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分裂势力被迅速粉碎之后，大多数南非黑人领袖都渴望将他们因种族隔离而支离破碎的国家重塑成一个单一制国家。尽管这些国家都希望南非能融合全国不同的民族，并将各个种族群体纳入一个统一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但是东欧的民族主义者却鼓励南非的白人领袖坚持自己的狭隘民族主义（带有严重种族主义倾向），这使得在南非境内创建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变得更加艰难。
同时，南非还存在着另一个危机：许多南非黑人民族主义者依旧奉行“守旧思维”。对于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像“解放论”的有效组成部分，虽然身处1990年，却仿佛还活在1960年。虽然当时南非政府准许共产党蓬勃发展，但世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同人却处境相当艰难。
那时流行一个瑞普·范·温克尔（Rip van Winkle）的说法来形容新南非，即南非仿佛正从长达30年的休眠状态中醒来。相较于大多数同时代的非洲国家，南非的黑人民族领袖刚刚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整整晚了30年。他们对领导政府毫无经验，8也没有机会学习任何关于独立的沉痛教训。1960年的新一代领导人的典型特点是沉迷于对权力和官职的幻想。他们的态度与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如出一辙，恩克鲁玛是1957年加纳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其座右铭是“追寻政治王国乃第一要义，世间万物终将臣服于你”。
就非洲大陆的本土条件而言，情况也非常不利于曼德拉和德克勒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本国的冲突。各个黑人民族主义团体之间的内战已经使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独立15年之后变成了荒地；索马里氏族之间的战斗让其沦为无政府状态；管理不当使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陷入贫困，就连津巴布韦也未能幸免，它曾一度是民族和解的光辉榜样，如今也滑向了经济灾难。
国内暴力和种族战争持续在非洲其他地区和东欧上演。在这种背景下，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发现很难说服白人和黑人达成种族和解也就不足为奇，那么在南非重建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新秩序也是行不通的。更糟糕的是，他们的个人关系——对于整个和平进程而言至关重要——成了暴力行为的牺牲品。他们对对方的期待和信任越来越弱，互相质疑支持对方的选民，并意识到他们对如何管辖新南非的愿景实质上南辕北辙。
有时候，这两位关键性的和平缔造者似乎决心毁掉对方，他们在公共场合发生强烈冲突，谴责对方搞“双重议程”和背信弃义。德克勒克似乎无法判断曼德拉到底是他的首席合作伙伴还是首要劲敌。曼德拉似乎也对德克勒克充满了不确定。双方都指责对方“拿和平当战争的幌子”。
和平进程处处受阻，只因两位领导人未曾尊重他们最初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或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带领他们的追随者签订新协议，但紧随而至的却是执行意见的分歧以及对主题无休止的误解和争论。雪上加霜的是，两人的领导能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相互沟通，并与盟友协商。结局不难想象，从1990年5月至1992年9月——不论是释放政治犯、安置回国的流亡难民、缴械非国大的隐藏武器，还是平抑暴乱——没有一个协议被及时执行或落实。
作为和平缔造者，德克勒克和曼德拉有时会显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缺点。德克勒克曾做了一些明知会破坏和平进程却不为人知的事情。曼德拉也对德克勒克发起过剧烈的人身攻击，这使人深感疑惑——为什么他要这样不停地挑衅国家总统呢？有时，曼德拉也会表现得缺乏政治勇气，不敢像指责对手一样地责骂自己的非国大追随者使用了同样过激的暴力行为。偶尔，双方也会得到提醒，他们的行为并不符合和平缔造者的形象，甚至连优秀领导者都算不上。
曼德拉——作为毫无权力和饱受压迫的黑人群体的代言人——变得越来越沮丧，或许他的失控和愤怒可以得到谅解，但却很少有人为德克勒克辩解，这个男人手中掌握着国家政权并控制着安全机构，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呼风唤雨。还有第三方，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的领导者，旨在反抗政治暴力），指责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双方都应该为政治暴力事件负责，而且两者身为国家的政治先驱，都有维护和平的职责。戈德斯通说，他们绝对不会让自己成为狭隘的党派竞争和民族主义的捍卫者。
即便如此，德克勒克和曼德拉也曾在——并将一直在——南非迟来的寻求种族和解和非种族性质的民主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毕竟他是曼德拉，纵然身处监狱，盘坐在摇摇欲坠的种族隔离之墙下，却仍然向南非白人伸出了黑人民族主义的和平援手。他也凭借一己之力打通了与南非白人精英对话的通道，并说服他们以与非国大谈判的方式来取代对黑人人民的永恒压迫。
德克勒克也使用同样的方式证明了自身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引领着极端的白人社会跨入了不可逆转的飞跃——进行前所未有的和平会谈，随后又解散了立法部门，使维系腐朽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厦轰然倒塌。
无论个人行为还是团结执政，这两个男人都正在把国家从无政府状态和内战的边缘拉回来，其背后动机都是把即将脱轨的和平进程拉回正轨。尽管他们对彼此的希冀时有幻灭，甚至后来还衍生出仇视心理，但最终这两位英雄发现他们仍旧被共同的使命紧紧拴在了一起，那就是将南非从永恒的种族冲突深渊中解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