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有因为用对一个人而国富民强的，也有因为用错一个人国破家亡的。像秦穆公因为重用了商鞅，才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之首；而唐玄宗重用了杨国忠，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用人的前提是要看懂人，看懂人必须先读懂他的心。所以，读心术自古以来就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在经历了太多的教训之后，古人们总结了很多读心识人的方法，这些方法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用。
中国古代比较著名的识人读心法有三种，可以用“五、六、七”三个字进行概括，它们分别是战国初期魏国政治家李悝的“五视法”、秦朝吕不韦的“六验法”和三国时代诸葛亮的“七观法”。
“五视法”识人
李悝的“五视读心识人法”，是在魏文侯请李悝为他挑选的两位宰相候选人提出裁决意见时提出来的。
魏文侯向李悝征求对宰相候选人的意见，李悝说，宰相主要是君主的助手，应由魏文侯自己而不是由别人酌定，但他可以提出五种意见供魏文侯参考：
（1）居视其所亲。看他平时亲近哪些人，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2）富视其所与。看富裕时他是怎么花钱的，是贪图个人享受，花天酒地；还是广散钱财，招贤纳士；
（3）达视其所举。看他身居高位有权势时推举重用什么样的人，是个人的酒肉朋友、七姑八姨；还是不论亲疏，举贤荐能；
（4）穷视其所不为。看他交厄运时能否坚守信念，不拿原则做交易；
（5）贫视其所不取。看他处于贫困境地时能否洁身自好，不取不义之财。
李悝提出识人的五个标准之后，魏文侯马上就明白了，他高兴地对李悝说：“先生回家吧，宰相人选决定了。”
李悝的“五视读心识人法”实际上是对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进行观察，通过观察他们的表现，来确定他们是否有高尚的操守，这实际是一种“环境读心识人法”。
“六验法”识人
在秦代古籍《吕氏春秋》中，记载了一种“六验读心识人法”，这“六验”指的是：
（1）喜之以验其守，让他欢喜，验其节制能力，看他是否不变操守，不得意忘形；
（2）乐之以验其僻，让他高兴，验其癖性爱好，看他是否有不良癖好，是否会玩物丧志；
（3）怒之以验其节，引他发怒，验其控制能力，看他能否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失去理智；
（4）惧之以验其持，在恐惧的情况下考验他是否能够坚持到底，验其能否勇于负责，当铮铮好汉；
（5）哀之以验其人，悲哀之时，看他是否节哀自制，验其是否悲观失望，怨天尤人；
（6）苦之以验其志，处于艰苦环境，看他是否胸怀大志，验其是否有坚韧不拔的气度，能否吃苦耐劳。
《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六验读心识人法”，实际上是通过看人在不同的情绪中的行为表现，来达到识人的目的。可以称之为“情绪读心识人法”。
这种方法曾经被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当成宝典，他曾经说过：“《吕氏春秋》‘六验’中的名句，曾帮助我物色了众多人才。
1975年，松下幸之助提拔名不见经传的家族之外的人——山下俊彦担任松下公司社长，当时山下俊彦在26个董事中名列第25，但他能在董事会上毫不畏惧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并不因为大部分董事的反对而动摇，因此受到松下幸之助的器重。
这项人事安排曾使财经记者们瞠目结舌。后来的情况证明，在提拔外人这一用人策略上，松下幸之助是完全正确的。
山下成功地把松下公司从一家单一生产家电产品的公司扩展到同时生产电子科技产品的公司，从而奠定了松下公司稳步迈向21世纪的坚实基础。松下幸之助充分的信任和山下出色的经营才能，促成了山下掌权的成功。
“七观法”识人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其《心书》一文中讲到如何读心识人时，提出了七条途径：（1）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从其对是非的判断来考察对方将来的志向，看看是否胸有大志。
（2）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提出尖锐的问题诘难他，看能否随机应变。
（3）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就某方面的问题咨询对方的看法和对策，看他知识经验如何，具不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观察对方在困难面前的表现，看他有没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处事不惊的良好心理素质。
（5）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以美酒款待，看对方个人品德如何，是否两面三刀，阳奉阴违。
（6）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观察对方在金钱财富面前的表现，看其是否能经得住物质利益的诱惑，是否能保持良好的心态。
（7）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托付对方办事以视他信用如何，是一诺千金，还是信口开河。
诸葛亮的“七视读心识人法”实际上是通过有目的的言谈和测试，来看透一个人，这其实也可以称之为“言行读心识人法”。
古代的这些读心识人法流传至今，仍然可以为我们所用，而且，随着读心术和识人术在世界各国的广为流行，这些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识人方法，引起了很多外国政治家和猎头专家的重视。他们把这些方法和他们国家的国情结合起来，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可用之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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