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镇登州，见证明帝国与后金的那场战争

　　登州

　　唐武德四年（621年）才有了登州的称呼。唐代以后，随着朝贡体系的确立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登州逐渐变成朝鲜半岛、日本向中原王朝朝贡或贸易的官方港口。登州的作用日显突出。

　　到了明朝，登州的军事作用开始获得统治者的重视。可以说，明帝国对登州的建设要比以往的朝代更加重视，这不仅是因为朝廷加强了对沿海贸易的监控，更是因为倭患所致。从洪武时期一直到万历末年，登州一直是明帝国“备倭”的前线阵地，甚至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其地位上升到与明帝国九边同等重要的程度。

　　登州城图，清顺治年编

　　然而，登州重镇在明朝的历史中却不以备倭而闻名，真正让登州大放异彩的，是始于天启年间的“备虏”。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建州称汗，建元天命。万历四十六（1618年）年四月，努尔哈赤经过充分且缜密的准备后，命令其部落至明帝国边境抚顺进行互市，暗地里却派遣精兵跟随。四月十五日拂晓，努尔哈赤率部突起直袭毫无防备的抚顺城。战斗很快结束，抚顺城被攻陷，努尔哈赤生擒游击李永芳，并在之后全歼前来救援的明帝国3000骑兵。总兵官张承胤、副总兵颇廷相、游击梁汝贵全部战死，河水为之赤，京师震动。此战标志着明帝国与女真战争的开始。

　　强大起来的建州女真终于不得不让明帝国开始正视他们的存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帝国集结各路边军自辽东出塞，欲效仿正统年间扫平建州酋长李满住的故事，一次性打败努尔哈赤。但讽刺的是，由于各路将领的轻敌冒进以及互不协调，明军被努尔哈赤一一击溃，惨败于萨尔浒。就在这个节点上，一代名臣熊廷弼正式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率领女真军大败明军

　　萨尔浒之战惨败以后，明廷罢斥辽东经略杨镐，熊廷弼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还未出山海关，后金军便已攻陷了明帝国辽东重镇开原；出关后不久还未到任，明帝国再失铁岭。后金军气势汹汹，仿佛要在一夜之间吞并整个辽东。在这种恐慌情绪下，沈阳和附近城堡的军民一时丧失了抵抗的力量，纷纷举家溃逃，辽阳危在旦夕。此时形势已经相当严峻，稍微调控不好，明帝国在辽东就会满盘皆输。然而幸运的是，明帝国选择了熊廷弼。熊廷弼收到战报后，没有退缩，反而日夜兼程地向前线开进。他沿途不断招抚逃人，并以雷霆之势斩杀了逃跑将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再杀贪墨军士饷银的将领陈伦，弹劾并罢斥了辽东总兵官李如桢。在不长的时间里，熊廷弼以强硬的手段，监督军士维修战器、修缮城池、疏浚壕沟。他令严法行，不到数月辽东守备大固，人心始安。

　　然而历史却总是喜欢和人们开玩笑，它选择了熊廷弼，却并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时间和机遇。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支持熊廷弼的明神宗朱翊钧驾崩。仅仅一个月之后，新嗣位的皇帝泰昌帝朱常洛驾崩，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在这种最高领导人频繁换代的情况下，明帝国进入了一个“群魔乱舞”的时期。

　　明熹宗刚刚嗣位不久，熊廷弼便因为陷入党争而被政敌诽谤以致被罢斥，改为庸碌无能的袁应泰经略辽东。天启元年，后金军看准时机，里应外合，一举攻破沈阳。此后，后金军乘胜而战，攻陷了辽阳，经略袁应泰自缢身死。两个重镇的陷落导致辽东河西地区（辽东广宁周围地方）的居民纷纷遁逃，塔山至闾阳200余里地区，烟火断绝。在这种危急关头，明廷终于又想起了熊廷弼。

　　熊廷弼画像

　　熊廷弼回朝伊始，即向明熹宗条陈复辽方略：其一，广宁城以马步兵列阵河上，力阻南下的后金军；其二，于天津、登莱设置舟师，乘虚进剿，动摇后金军的人心，使其有后顾之忧，则辽阳可复。明熹宗深以为然，下令再次起用熊廷弼，升熊廷弼为兵部尚书，经略辽东。旋即，明廷于登莱设立巡抚及舟师部队，登莱两地作为“备虏”重镇的地位被正式确立下来。登州作为明清战争的前线阵地，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明帝国对登州的建设十分上心。明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明帝国将领毛文龙在内应的帮助下收复了被后金军占领的镇江。八月，毛文龙收复镇江的捷报送达北京，这种在频频战败中出现的捷报自然让明帝国高层十分欢喜，甚至有人认为收复辽东指日可待。于是在这种乐观情绪影响下，明帝国做出了极大动员，准备再次寻求和建州女真的决战，以期彻底消灭建州女真。明军计划在全国13省每省调集1万军士，兵部尚书亲领2万军士，共计15万大军开至广宁，击敌正面；再调遣2.5万名登州水军至朝鲜，与朝鲜兵一道击敌腹背；中间由辽东还未沦陷的镇江与铁山牵制。明帝国认为，三方合力，必定能彻底击破建州女真。然而，上天再次和明帝国开了一个玩笑。在镇江捷报到达北京后不久，后金军再陷镇江、毛文龙遁逃朝鲜的败报就呈到了明朝君臣面前，并且后金军不久后再克铁山。加上朝鲜以壬辰倭乱以后国内一片凋敝为由，对出兵辽东一再推诿，三方布置最终胎死腹中。不过，从此次事件中可以得知，登州在明帝国正式投入与后金军的战争后不久，就能一次性召集水兵2.5万名，可见登州战备之强。

　　之后在整个天启年间，明军在辽东的战局趋于保守。因而登州虽然作为反攻辽东的重要大后方，但是没能发挥配合前方战场、趁势攻入敌方老巢的作用。这个时期，登州的主要作用便集中在了接回辽东难民、押运赴辽粮草、沟通朝鲜的信息渠道上了。

　　到了崇祯年间，明军与后金军的战斗进入到了拼国力、拼策略的拉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