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
2020/07/28 13:54
刘表自17岁师从同郡大儒王畅，后投身于东汉末年反对宦官掌权夺政的运动中，为“八顾”之一，后受党锢之禁而遭到驱逐。所以刘表内心充满着对于儒家思想的敬畏，在入荆州建立自己的势力以后，他尽可能维持“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的现状，并称之为“此天下之达义也”。拥有这种正统思想的刘表自然在内心对于废长立幼，必然是内疚和反感的。
因此在病重之际，或出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出于对刘琦的愧疚，或出于对自己死后，荆州基业去向的担忧，刘表对于刘备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刘表先令刘备自新野改屯樊城，临近襄阳。这种做法，一是为了钳制荆州集团中亲曹派的势力，二也是为了让刘备成为荆州集团抗曹的屏蔽。毕竟刘表以汉室宗亲自尊，他虽然对刘备心怀戒备，但却依然因刘备的宗亲身份以及其抗曹的政治取向待其亲厚；而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刘表则是毫无好感的。而刘琦与刘备的联合，正好拨动了刘表心中的天平，让其向信重刘备的方向倾斜。
最终，刘表选择了托孤刘备。关于刘表托孤, 《三国志·先主传》引《英雄记》记载，“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同引 《魏书》：“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又引孔衍 《汉魏春秋》记载，“备答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遗孤，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见刘荆州乎。”
托国与托孤，一字之差，却相差千里。托国是刘表将整个荆州地区让与刘备,使刘备成为荆州之主。而托孤则是刘表仅仅将刘琦、刘琮二子托付于刘备，希望让刘备辅佐二子。
按人的正常心理，刘表仅有托孤之意，而非托国。刘表早已意识到荆州集团中亲曹派的势力根深蒂固，但他不愿意将自己手中的基业平白交给曹操。刘备则一直视曹操为汉贼，依附刘表以后，虽未得其信任，但也尽力维护刘表的统治。刘表深知自己死后，以蒯越、蔡瑁为首的亲曹派势必会投降曹操，届时荆州八郡将全部落入曹操之手，这是刘表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刘表要扶植刘备这一抗曹派，以便制衡蒯越、蔡瑁等。刘表托孤的另一层含义为安抚刘琦，以免刘琦因嗣位问题而心生怨恨攻击刘琮，出现像袁谭、袁尚内斗两败俱伤的事情。即便二子发生冲突，刘备也可以在中间起斡旋的作用。所以，尽管他也无心将荆州托付给刘备，却试图凭借往日的恩情来劝服刘备辅佐其子掌握荆州集团。
这种托孤虽然不是托国，但对于刘备拥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与刘琦的联合与刘表的托孤，让刘备自然成了荆州抗曹派的领袖，也让其获得了中立派的认可。
当刘表病死后，刘琦探视无望，由刘琮继承荆州集团。其时，诸葛亮曾建议直接剿灭刘琮夺取荆州集团的掌控权，但刘备却拒绝了。因为这相当于背叛了托孤之情，必然不容于荆州士人。
刘琮在继承荆州集团以后，也曾有“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的雄心，但是拥护刘琮的蒯越、傅巽、韩嵩等人却尽是亲曹派。当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兵至新野，众人均劝刘琮投降。其时傅巽上言：“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 此番分析，实际上是对刘表赖以托付的刘备进行构陷，也成了压垮刘琮抗曹之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终，刘琮选择了投降曹操。按《三国志·先主传》引 《汉魏春秋》记载：“刘琮乞降，不敢告备。”大致可以认为刘表确实向刘备托孤，而刘琮也知道这一事实，故而才有“不敢告”这一说法。刘备此时屯兵于樊城，本应为刘琮荆州集团的屏障，但刘琮却撇开刘备向曹操投降，这无疑让刘备措手不及。“琮令宋忠诣备宣旨。是时曹公在宛，备乃大惊骇。”
以刘琮为代表的荆州“亲曹派”向曹操投降，等于背叛了其父亲刘表的遗命，背叛了包括刘琦在内的荆州“抗曹派”和“中立派”士人。而刘备实际上并没有辜负刘表所托，而是真的去辅佐刘表的儿子。当以刘琮为代表的“亲曹派”士人整体投降曹操时，刘备转而辅佐刘琦，给荆州其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好感。刘备在其后“过辞表墓，遂涕泣而去”，也就此抓住了荆州士人的心。
之后的故事，大家就很熟悉了。由于刘琮不战而降，曹操在荆州收编了刘琮原有的大部分水陆军队，并处在刘备、孙权的上游，形成吞灭孙、刘的态势。刘备当阳长坂败绩，诸葛亮临危受命，渡江求救于孙权，刘备撤到夏口一线,与孙权联兵。建安十三年十月，赤壁之战爆发，曹操军因火攻及疫病败走。
赤壁之战后，曹操占领荆州北部的南阳、襄阳一带。十二月，刘备表请刘琦为荆州刺史，之后平定荆州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然而建安十四年（209）正月，刘琦去世，刘备顺理成章得领荆州牧，成为荆州真正的领袖。就此，刘备集团得以在荆襄地区发展壮大。
建安十四年至十五年(209—210)间，刘备在荆南四郡的基础上，又说服孙权让出南郡，势力延伸到长江北岸。其时，孙刘之间虽有矛盾，但基本尚能保持联盟架势，从而使曹操不敢轻举南犯。几年之间，刘备集团兵精粮足，从而得以向益州扩张。而在此期间，刘备还招揽了不少荆襄才士及一些刘表旧部，如庞统、向朗、马良、马谡、蒋琬、廖立、费祎、杨仪、魏延、黄忠、向宠等。《三国志·蜀书》所记载的传主56人中，出自荆州29人，占了一多半。由此可见，荆州人士对蜀汉事业的重大作用。可以说，没有刘琦的联合，也就没有刘表的托孤，刘备不可能拥有荆州，更不可能取得益州。刘琦可以算作刘备征战四方，终于获得稳定地盘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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