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御史台的监狱里，高级知识分子苏轼的待遇糟糕透顶。他独居一间囚房，狭窄而阴暗，举手投足就会碰到阴湿粗硬的墙壁。高高的屋顶上开了一个天窗，差不多有一片席子那么大，那是他在昏暗中能看到的外面世界的唯一光亮。
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到底如何，是死是活。他也不知道接下来的审讯如何安排，能不能经得住审，过得了关。在深井般的监狱里，苏轼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担忧。
他的文章，曾在京城广为流传；他的才华，曾被皇帝大为赞赏。他想不通，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后遵照惯例写的《湖州谢上表》，怎么会有人挑出来几句大做文章，污蔑自己妄议朝廷，毁谤新政。御史何正臣诬陷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御史里行舒亶陷害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御史中丞李定更列举了苏轼的四项罪名，直言应当处以斩首极刑。
小人组团集体围剿和构陷，令特别重视民意和舆论的皇帝也没有办法，那就批示办吧。皇甫僎奉命前往湖州抓人。
在湖州，皇甫僎一副小人嘴脸，在大学士苏轼面前装模做样做足了场面，造足了气氛，“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苏轼哪见过这等阵仗，一时间吓坏了，以至于连穿什么衣服去迎接都拿不准了。他以为自己已经是罪官，穿不得官服了。
两人面对面，皇甫僎板着脸许久不说话，蓄意以气氛上的压抑和沉闷给苏轼造成前途未卜的心理压力和印象错觉。苏轼实在憋不住，先开口讲话，坦诚自己出言不慎惹恼了朝廷，必是死罪，请求给个机会与家人告别。皇甫僎没有理会苏轼，径直出示了逮捕状，命令两个台卒给苏轼扎了绳子，即时启程，一刻耽误不得。那是堂堂太守啊，可皇甫僎拿了鸡毛当令箭，一点儿不给体面，“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鸡犬。”
归京路上，皇甫僎拿捏苏轼可谓心狠手辣。一个文人，而且捆了，能有多大危险，非得把他当作江洋大盗严加看管，且还要故意将他押送到当地官署监狱过夜？一个极有声望的堂堂高级知识分子，一名极有地位的堂堂朝廷命官，竟被尔等这般羞辱体面和作践尊严，真是岂有此理！
乌台监狱是一场噩梦。苏轼茫然不知所措，接下来的审讯，又会上什么手段？
他们四处搜集苏轼的文稿，然后从中筛选出来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诗词，一篇一篇审，一句一句问，而且循环往复，刨根问底，纵使苏轼能将诗词写作的背景及含义讲述的一清二楚，他们仍不肯罢休，非要逼得苏轼承认他们的曲解，否则，审讯就没完没了。
白天干不完，夜里继续干，反正审讯人犯他们有的是时间和耐心。
这岂不是疲劳审讯？或许，在那一帮欲置苏轼于死地的小人看来，苏轼犯的是大不敬之罪，必须使用非常手段，攻坚克难，采取非常措施，正本清源。苏轼拒不按照他们预定的方案认罪认罚，所以，为达目的，他们要继续加大审讯力度，甚而不择手段。
他们在阴森的牢房里辱骂，甚至扑打。他们在隔壁牢房里对其他犯人严刑逼供，让穿透黑夜的歇斯底里的喊叫声击溃苏轼的心理防线。
他们一点儿不在意苏轼的人格尊严，甚至，他们会以践踏人格尊严的方式逼迫苏轼就范。
见硬的不行，他们改换一种方式来软的，诱供苏轼：学士素有节，何不与他招了？
恐吓威慑是他们审讯苏轼的惯常手段，正如皇甫僎缉拿苏轼整足排面那样。在宋代，讯问罪犯，一般只问及三代，而对苏轼，却问及五代，并问有没有可以赦减罪等的誓书铁券。他们要给苏轼强化一种印象，他犯死罪，是死囚。
在乌台监狱里苏轼尝尽了人间磨难，那种生死未卜的命运前景令人精神崩溃。好在监狱里还有善良的人，比如狱卒梁成，非常仁心，不但宽慰苏轼，而且还照顾苏轼的生活，尽己所能烧壶热水成全苏轼睡前洗脚的习惯。苏轼自以为命将不久，曾给兄弟苏辙写诀别诗，托请梁成代为转交。
曹太后替苏轼说了不少好话，政敌王安石也挺身而出替苏轼说话，苏轼才侥幸逃过一劫。历经一百余天牢狱生涯，苏轼被贬谪黄州，且必须奉诏即行，差人押送。
常言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一场牢狱之灾改变了苏轼的命运，一次黄州之行也成就了苏轼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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