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道德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准则，先秦思想家就已对此进行了论述，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及至两汉，这种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就被系统化了，并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近两千年。将这一思想系统化的就是西汉大儒董仲舒。东汉时《白虎通义》又进一步将其法典化，使之成为封建时代千年不变的伦理圭臬。
与三纲之说紧密相连的是五常之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的第一次策问时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先秦时期，孔子思想体系中就有了仁、义、礼、智、信诸范畴，但孔子未将其连用。孟子曾将仁义礼智并提，看作人们不可或缺的四种品德。所谓“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义礼智根于心”等。
但孟子将仁义礼智信五者放在一起论述尚未见到。从文献记载看，是董仲舒第一次将仁义礼智信连提并论，且进行了深入论述。这里面有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吸收发展，又有时代的特点。从思维路向和价值原则的层面看，董仲舒所讲的仁，在其“五常”中处于核心地位。它的基本内容是“爱人”。他说：“仁者，所以爱人类也。”“仁者，恻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陂之事，无僻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欲节，其事易，其道行。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
如此者，谓之仁”。这是在继承孔孟“爱人”的仁学前提下，将个人自我情感欲望的调控，用以改造并充实仁的内涵。总的看来，董仲舒的“仁，立足于顺从不争，心气平和，符合儒“道”。这既是对孔子“克已复礼为仁”思想的发挥，更是对人我关系的调节。董仲舒所讲的义，与仁密切相连。他宣称义与仁是不同的道德规范。就其内涵而言，“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这就是说，义即是适宜，适宜于匡正自己的思想行为的道德规范，便是义。
就其实施的范围而言，它与仁不同，它着重于主体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董仲舒说：“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就其方法论原则而言，是孔孟儒家的推己及人之道。董仲舒强调，“夫我无之求诸人，我有之非诸人，人之所不能爱也。其理逆矣，何可谓义？”“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与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这显然是孔孟儒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自觉修养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所谓礼，既是区分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又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道德修养。他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这是对荀子“礼者，法之大分，而类之纲纪”思想的继承。这种思想，把礼看成政治法度的原则及其体现。同时，董仲舒又说：“礼之所重者，在其志。”“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这就是说，具备恰当的气质，言行符合中正之道，便是“知礼”。可见，董仲舒在这里又将礼阐释为个人道德规范的标准。
董仲舒所讲的智，表面看来，是指认识事物的能力，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而实际上，智具有很强烈的道德的功用。在董仲舒的认识中，智几乎成了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价值标准。董仲舒认为，智是用来预测人的行为结果、规整人的行为导向的，所谓“先言而后当”。运用智，可以在祸福来临之前，便知晓利害，并能够做到“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人们的所言所行，要“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
总之，“智者，所以除其害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可见，董仲舒的智，既是一种分辨是非、进行道德判断与道德选择的能力，又是一种具体的知识，更是一种必须在仁的指导下体验实践的道德规范，是一种指导行为的思想认识。由此也可看出，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是一种认识论与道德论混为一谈的伦理政治。
董仲舒所讲的信，指诚实、信义。他说：“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这里的信，即指信义，是与道义同样层次的精神境界和行为规范。他还说：“著其情所以为信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春秋》之意，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这里的信都是指诚信而言。董仲舒还多次讲到“敬事而信”“礼而信”等，兼具信义和诚实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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