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并引入了皇帝的概念之后，中国君臣之间的身份差距随着封建皇权的不断加强也在被持续拉大。
到了明清时期，外廷群臣对于皇权的约束竟然近乎于没有，满族大臣更是对着皇帝自称奴才，这让文臣的地位降到了谷底，也代表着封建官僚中的中央集权制达到了顶峰。
其实皇权之所以要不断打压文臣的权力，也和历史上的多次权臣专政有着直接关系，历朝历代都不乏有着极强权利欲的大臣把持朝政的事件，这些人轻则祸乱朝纲，重则篡权夺位，因此，在位之人也不得不想尽办法限制他们的权利。
不过历史上还是有不少君臣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皇帝给予了大臣足够的信任，大臣也用一生来报答君主的知遇之恩。
这里面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被称为“君臣之盛轨”的刘备和诸葛亮，北宋的王安石和宋神宗其实也是如此。
北宋作为终结了晚唐乱世的朝代，其创始人赵匡胤在一生中见识到了五代时期的种种乱象，其也对国家的集权建设有着极为深入的思考。
他意识到之所以在整个五代时期政权交替频繁，并不仅仅是因为地方将领权力过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缺乏统一的政治纲领。
关于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可以说家喻户晓，他通过两次“杯酒释兵权”，向同他征战多年的老将士们诉说心中的苦闷，以及坐上皇位的不安，进而罢去禁军将领及地方藩镇的兵权。
赵匡胤的这一举措极大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解决了自唐朝中期以来便存在的地方节度使拥兵自擅的局面。
赵匡胤还鼓励百姓务农经商等日常行为，并将地方官与富商之间的官商勾结解决了，保证了农民的权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赵匡胤的这些举措不仅恢复了自五代以来国家以及百姓所受的战争创伤，还让国家呈现出了相对稳定繁荣的局面。
由于赵匡胤本身就是靠着陈桥驿兵变从后周手里夺取政权的，因此其对于皇权的稳定性极为重视。
在考察之后，赵匡胤认为之前被大一统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文化在皇权建设方面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他在设定北宋政治制度的时候对于儒家发展尤为重视，北宋的文官地位也达到了封建时期的顶峰。
赵匡胤作为人杰，其对于自己的政治眼光还是非常自信的，因此他为后人立下了几条家法，即北宋政府的施政准则。
这些内容在北宋前期确实为朝廷带来了不少好处，快速终结了地方割据的乱象，但是社会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周边游牧民族政权的崛起，北宋政府逐渐陷入了外交内困之中。
由于赵匡胤家法的存在，北宋的几位继任者虽然有改变的想法，但是他们却没有推翻赵匡胤的勇气，这也让北宋的一些政治问题持续发酵，比如冗余官员太多，浪费了大量的政府收入，以及禁军战斗力不断下滑等等明显的弊端。
在位十六年的赵匡胤，为宋朝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宋第六位皇帝宋神宗继位为君的时候，北宋在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持续受到辽国和西夏的压力时，虽然他可以选择用支付岁币的方式为北宋带来短暂的和平。
但比起得过且过的前几任皇帝，宋神宗显然还是有扭转这一局面的决心的。
按照《宋史》的记载，宋神宗在年少的时候是以孝顺和知礼节在众多皇子中脱颖而出的，他对于皇族长辈以及自己的先生都十分尊敬，这让他赢得了贤德的名声。
按理说这种儒家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乖孩子应该会恪守祖宗家法，但宋神宗却并不是这样。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时，北宋政府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每天都在依靠榨干百姓来填补国库，而农民实在不堪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折磨，选择与朝廷作对，发动暴乱。
这是一向以贤德著称的宋神宗选择否定宋太祖、宋太宗皇帝所制定的家法，他认为前人的这种想法在他们的年代也许适用，但宋朝发展至今，曾经的家法已经不再适合现在的时代了。
于是宋神宗勇敢地打破了传统观念，他深信能够拯救北宋的只有改变家法这一途径，这样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挽救封建统治的宏图大业。
有人说宋神宗是因为见到王安石才有了变法的打算，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在王安石入京为官之前，宋神宗就曾经对文彦博说现在朝廷财用不足，这是没有办法处理边境问题的，其言下之意便是希望文彦博能够给出富国强兵的途径，但显然文彦博没有做好准备。
宋神宗还曾经设想，设立一个专门贮存绢布的仓库，然后用里面的绢布购买辽兵的脑袋，虽然这个念头有些滑稽，但是宋神宗求变的心态却也展现无疑了。
宋神宗继位的时候，北宋正处于王朝的平稳期，虽然没有赵匡胤所建立的王朝初期的上升势头，但是国家整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些隐藏的问题还没有到爆发的程度。
在这样的环境中，北宋外廷的文臣大多抱着保守的心态，因为在现行制度下文官的地位稳固，其后人也能得到自己的荫庇，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他们自然不会有改变这一切的打算。
在这种时候就需要有心怀天下的理想主义者出来打破僵局了，王安石无疑就是上天赐给宋神宗的那个人。
王安石从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罕见的天才，他不但文笔出众，而且对政治问题有独特的思考和见解。
最重要的是王安石同宋神宗的想法一样，他也认为眼下的北宋已经发展不下去了，百姓流离失所，人心涣散，朝中百官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再这样发展下去，北宋迟早会灭亡。
于是王安石带着一颗滚烫炙热的心想要为百姓谋求幸福，为国家谋求安定，与宋神宗展开了一段千载难逢的君臣之谊。
王安石的书法作品
有史料记载，有人在阅读王安石的文章后认定这是《孟子》中遗漏的篇章，这个故事虽然是用来证明王安石出众才华的，但是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的政治理念和先贤孟子十分接近。
而提出民贵君轻理论的孟子在儒家学者中是比较务实的存在，他对于百姓也有更多的关怀，这些在王安石日后的新政中都有所体现。
因此王安石对于当时北宋的政治局面自然是十分不满的，但是他还是沿袭祖辈的足迹通过科举进入到了北宋的官场，并因为才华被安排在京城做官。
但王安石当时就已经有了变法的打算，因此他主动去到县城做了县令，放弃了进京做官的机会，并在那里试行了许多变法举措，兴办水利、扩建学校，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得到了显著得提高，变法在小县城内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在神宗上位之后，他开始在臣子中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存在，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敢想敢做的王安石。
宋神宗在看到王安石的文章之后，惊讶地发现这个人和自己的政治理念十分接近，便立即接见了王安石。
在对王安石进行深入了解之后，宋神宗认定王安石就是能够帮助自己实现变法大业的那个人，便授予了其宰相的地位。
要知道北宋不想实施变法的文武百官们思想非常保守，他们在得知神宗要与王安石携手变法的时候，迅速抱团站出来反对实行变法，给王安石制造了成千上万次的困难与阻碍，但是好在宋神宗用尽一切办法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举措，为熙宁时期新政的推行打开了局面。
从封建皇权建立之后，君臣之间的关系便逐渐走向了失衡，在西汉时期，霍光还有废立皇帝的权力，但是到了唐宋时期，外廷的大臣已经逐渐变成了皇帝的家臣。
他们对于皇权的限制作用逐渐丧失，除了魏征等诤臣之外敢于指责皇帝的人少之又少，这种趋势下大臣们的地位越来越低，皇权也完全压制了外廷。
不过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关系却是北宋时期的一股清流，王安石虽然是因为得到了宋神宗的赏识而登上相位的，但是他并没有像宋徽宗时期的奸臣蔡京那样成为一个乐于阿谀奉承的小人，而是做起了宋神宗的老师，在交流的时候两人的地位也是极其平等的。
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理想主义者，王安石的最终政治理想便是辅佐出一个像尧舜那样的千古明君，而宋神宗也有做好皇帝的觉悟，这也是两人能够长期合作的关键原因。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王安石除了在工作中极力辅佐宋神宗之外，对于宋神宗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关注的。
在他做宰相不久之后，就曾经给宋神宗写了一道奏章，他在里面告诫宋神宗一定要远离声色犬马，因为那会让他德行受损，并且有被小人蛊惑的隐患。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一定认为宋神宗是被王安石抓住了什么把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那时的宋神宗励精图治，生活也十分简朴，并没有沉溺于声色的迹象，王安石写这封信的目的其实是这样的：
然圣人之盛，尚自以为七十而后敢从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不为少矣，则臣之所豫虑，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于此。
由此可见，王安石对于宋神宗的要求之高，不过宋神宗作为皇帝，能够在被大臣如此管制的情况下依然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两人之间的绝对信任以及对理想的孜孜追求，这样的君臣组合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当然两人的书信中也会讨论工作上的问题，当时他们面对的政治局面其实并不宽松，一来北宋财政军事方面积弊严重，二来保守派大臣和部分皇亲国戚对于变法很不支持，他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神宗和王安石都希望能够尽快让变法取得一定的成果，因此宋神宗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
在极短的时间里北宋朝廷没有办法考核这些人的德行，这让部分有才无德的小人进入了北宋官员的队伍之中。
王安石在一封奏章中就提到了这件事情，他认为宋神宗不应该起用这样的人，但是他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批评，因为他知道当前的局势，这也是非常时刻的非常之举。
事实上后来王安石也提拔了不少这样的官员，这也成为了他后来被南宋文人攻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宋神宗和王安石这一对君臣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没有选择相互包庇，更没有推诿责任，而是选择了共同面对，这也充分体现出了两个人内心的坚定与正直。
最关键的是，王安石在受到宋神宗支持的时候，并没有产生滥用权力的想法，而是始终心系北宋变法事业。
在王安石受到指责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这会破坏宋神宗的名声，两人之间的信任和关心由此可见一斑。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宋神宗和王安石之间的关系和刘备孔明之间并无二致，他们都是为了政治理想共同努力的存在。
这种有着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注：
本文参考自《王安石传》，梁启超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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