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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
“在和平时期，一个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但在战争时期，他是属于他的国家的。”这是德国犹太人、著名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发明的名言。他为人类发明氮肥，为祖国发明毒气用于战争屠戮，孰料祖国在政权更替后送他的亲朋好友进了毒气室，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哈伯用氮气和氢气合成氨，奠定现代氮肥的工业基础，遂获得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此前氨一直难以在工业规模上生产。从此以后，化肥带来难以想象的粮食增产，让无数人走出饥荒的阴影。他让人类可以在生产技术上不再受到饥饿的折磨，除非是受科学技术之外的政治因素影响。可以说，哈伯是人类的大救星，若没有氮肥（虽然其他科学家早晚会发明它），地球的物产只能养活当今一半人口，所以世人赞誉他从空气中生产出了面包。
诺奖消息公布是当年12月，给欧洲大地带来空前浩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在一个月前结束，被战胜国集团列为战犯的哈伯正躲在瑞士农村里，他在战时是德国毒气战的设计师。出于狂热的爱国主义，这位著名化学家为德国实施丧心病狂的毒气战立下汗马功劳，也正是他极力督促军方拉开毒气战的序幕。
一战中，哈伯指导德军士兵施放氯气
1915年4月22日，位于比利时的尹普雷战役，德军释放了168吨氯气，这是毒气第一次成规模应用于战争，造成英、法军队5000人死亡。毒气战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有效和可怕，只有在非常合适的气象条件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温度、湿度、风速、风向……都要一一符合标准，这样的机会在战争中很难得。英法军队之所以遭受重大伤亡，是因为他们头次遭遇毒气战，对此一无所知，当黄绿色雾气向己方阵地弥散过来，没有任何防护设备、未受过任何防毒气训练的军人，自然只能坐以待毙。一旦他们人手一具配发了防毒面具，这种原始的毒气就失效了。
反过来，协约国也很快将毒气应用于实战，以牙还牙。法国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化维克多·格林尼亚发明了毒性比氯气大10倍的光气（碳酰氯），哈伯的德国战友则成规模合成了毒性更大的芥子气（二氯二乙硫醚）。芥子气是最可怕，它可以通过皮肤来腐蚀人体，参加一战的德军步兵班长阿道夫·希特勒，即在英军的芥子气前中招，暂时性失明。整个一战中，毒气造成130万人伤亡，好在死亡比例不大。事实上，毒气远不如机枪、战壕、铁丝网有效，毒气并不能让双方撕开对方的防线，战线依然僵持。
一战中的毒气攻击
犹太人爱上德国？这听起来很荒诞，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也是一个有趣的族群现象。德皇威廉二世的德国，确实值得德国犹太人热爱，比起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他对犹太人算是很友善了，给犹太人很大的政治权利。当时欧洲各国社会风俗多少有点歧视犹太人，当然只是歧视而已，跟日后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手法比那都算九牛一毛了。
威廉二世在开战后宣布：“我只知道德国人！”皇帝的言下之意是凡德国子民，不分民族、宗教，主要服从国家利益、为国家服务和献身，我对你们都一视同仁。“致德国犹太人书！在这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祖国将他的儿子们聚集旌旗之下！”犹太教德国公民中央协会立即给予激情澎湃的回应，“同道们！我们向你们发出呼吁，除了尽力尽责之外，还应向祖国贡献你们的力量。”为表明内心对祖国的热爱，参战经受血与火的考验是最好的自我证明方式，超过10万名犹太人参加德军，1.2万人阵亡，3万人获得“勇气奖”。
德国社会的反犹风潮，要到战败之际才掀起，军队和政客们需要给自己找替罪羊，犹太人躺着中枪了。正是犹太人从背后捅刀，才让战无不胜的德国军队遭遇如此惨败，这个简单粗暴又荒诞的借口很恰当地抚慰了民众低落的情绪，还转移仇恨。当然，这属后话。
克拉拉·伊梅瓦尔
哈伯的妻子克拉拉·伊梅瓦尔（Clara Immerwahr）也不是等闲人物，她于1870年出生于布雷斯劳的一个犹太大家族里，父亲菲利普·伊梅瓦尔（Philipp Immerwahr）也是个化学家。女承父业，她布雷斯劳大学学习化学，最终取得化学博士学位，是该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理学博士的女人。克拉拉与哈伯自幼相识，最终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婚后，妻子放弃自己的研究事业，全力为丈夫服务，还将他的德文作品翻译成英文。1902年，她生下儿子赫尔曼·哈伯（Hermann Haber），这是夫妻俩惟一的孩子。
“人要可以完全发挥他的能力，试图去活出每一种人类生活提供的体验，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才值得。正是在这样的冲动之下，我那时候决定结婚。我从生活得到的很少。”克拉拉曾向朋友倾诉自己对婚姻的感受，“主要的原因是弗里茨压制性的将他自己放在家庭和婚姻的第一顺位。因此一个比较不会无情自我张扬的人格，就这样被摧毁了。”
战争给这对不平凡的夫妻带来难以解决的分歧。迥异于踊跃投身战争的丈夫，妻子本就是位女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作为化学家，她更是深知毒气将如何摧毁这些欧洲年轻人的肺。故克拉拉对丈夫开启的毒气战深恶痛绝，也对丈夫日益表示愤怒，厌恶他穿上尉军服的样子，看不惯他任何时候都佩戴左轮手枪。妻子不断恳求丈夫放弃惨无人道的毒气，丈夫却指责妻子叛国，一气之下跟其他女人打得火热。
1915年5月2日，丈夫在一次争吵后夺门而出，妻子则来到花园里，用手枪朝自己胸口射击。13岁的儿子赫尔曼·哈伯听到枪声后飞奔出来，抱着母亲渐渐冷去的身躯而悲恸哭泣。妻子之死未能影响哈伯，他笃信毒气研制事业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祖国的战争”，他第二天早上就去东线部署对俄军的毒气战。祖国比妻儿更重要。
哈伯的名字在1920年从战犯名单中消失，于是，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他举行姗姗来迟的颁奖典礼。德国战败后，哈伯依然深爱着祖国，一度尝试从海水中炼金，以便替国家偿还赔款，未成功。
虽然他开始反思，但他所深爱的德国几年后就不需要他了，因为纳粹上台了。不管你为德国做过什么贡献，只要你是犹太人，就是一票否决。纳粹首先要他赶走研究所里的所有犹太人，他不从，研究所被强行接管，他出境跑到瑞士。“40多年来, 我一直以智慧和品德为标准选择合作伙伴, 从不过问他们的种族。在我的余生, 亦不希望改变这种用人方法。”他在1933年4月底发出辞职信。不幸中的大幸，他跑得还算早，若晚几年就走不成了，得死在集中营里，兴许还能在毒气室里品尝自己的科研成果。
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哈伯与妻子克拉拉的墓地
这一次，他不得不投奔了德国的死敌——英国，英国的同行们怜惜他是个人才，为他送去诸多方便。1933年，他在英国短暂停留时，接受了英国在中东殖民地的Sieff研究所的董事职务。1934年1月，他就前往中东，但于1月29日死在中转地——瑞士的巴塞尔，心脏病突发。遗体火化，他的骨灰连同前妻一起被埋在当地的一个公墓里，两人最终还是永久待在一起。诺贝尔奖官网对他简介的最后一句是：“他被自己挚爱着的祖国而拒绝，这让他心碎了一地。”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
纳粹德国在哈伯的遗产上继续研制毒气，用于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哈伯的不少亲戚就死在毒气室里。可以想象，当哈伯的亲戚和朋友们排队经过铁丝网、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士兵、虎视眈眈的狼犬，最终进入毒气室，在毒气中做最后的挣扎，不久就口吐白沫、四肢痉挛、倒地不起，他们心中是否想起他们曾经的荣耀——哈伯。
儿子赫尔曼在二战时移居美国，当他知道几百万犹太人死于毒气时，陷入父亲带来的沉重耻辱中不能自拔。为父亲而羞愧，他在1946年自杀，可以说是哈伯害死自己的老婆和儿子。第二次婚姻诞生的一个儿子路德维希·弗里茨·哈伯，也一辈子走不出父亲的影子，他成为了研究一战时毒气战的历史学家，在1986年出版代表作《毒云：一战中的化学战》（The Poisonous Cloud: Chemical Warfar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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