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是中国画中以花卉、禽鸟、走兽、鱼虫等自然题材为主要对象的画种。到目前为止，有工笔重彩、白描没骨、水墨写意等表现方式。
本文中涉及的宋代花鸟画与绰丝关系研究主要在院体工笔风格的范畴内讨论。
花鸟的形象很早便出现在我国的美术造型体系之中，早在距今 6000 至 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迹出土的彩陶和黑陶就有鸟兽形象的刻画。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也能发现许多鸟兽与植物纹样，可以想见早在几千年前年的先民就已经可以高度概括并提炼出花鸟的外形特征。
但是此时的花鸟纹还没有完全独立成为审美的对象，它们与氏族图腾、祭祀等宗教性行为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
魏晋时期，花鸟画还没有独立成科，作为绘画中的辅助性因素。但由于当时对绘画形神关系的整体提升，动植物造型在织绣纹样和器皿中呈现越发生动的倾。
唐代开始，花鸟画开始摆脱了作为人物画等主题性绘画中配饰的限制，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
而这种独立表达的确立依赖于对所绘形象的观察写生。折枝花已经成为写生图式的一种被应用于绘画和丝织品，且出现了专擅折枝的画家。这反映出对植物的刻画渐渐趋于精细与自然。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设立皇家绘画机构，偏安一方的的相对安定和皇室对书画的推崇为画家提供了新的创作空间，出现了徐熙和黄两大流派。“勾勒填彩，旨趣浓艳”。
先以线条勾勒轮廓，然后重彩施色。徐熙作画与他们不同，以墨为主，以浓淡墨表现造型然后再其笔墨之上略施颜色，美术史上将这种表现方法称作“落墨法”。
古人对此评价为“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主要从作品的风格上作出了区分。
宋代是花鸟画快速发展成熟的阶段，不禁产生上千件花鸟画作品，且有人才济济的宫廷画院。
在此期间，写生技巧被不断打磨，推向极致。”由于政治中心南迁，花鸟画的面貌从北宋的全景式到南宋的精致小品。
院体重彩一路与新兴的文人水墨花鸟双向推进，同时激发出更多元的画法。
宋代将花鸟画推到了历史的鼎盛期，从而引发了建筑、陶瓷、织绣等等其他领域的书画化改革。
元代为少数民族政权，很多文人士大夫不愿与统治者合作，他们寄情诸野，将大量的精力用到了书画创作上。
明代以后文人画体系的建立使得写意成为画坛主流，用纸渐渐多于用绢。元代的墨花墨禽和明代的宫廷仿宋画复古作品同时开展。小写意也变成了更多画家的选择。
清代少数民族的统治以及后期社会的动荡和变革 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金石学兴起带来书法入画的新浪潮，大写意名家辈出。花鸟画诸法皆备，画家个人面貌更加凸显，流派纷呈。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到，花鸟画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新的发展，它作为绘画的一个门类，与织绣的平面纹样有若天然的亲缘关系。
在独立发展后逐渐倾向写生化与个性化，这也是它得以从艺术审美角度引领丝的基础。
«——【·染料与颜料·】——»
宋代绘画虽然秉承着辅政佐 教和教化人伦的基本思想，但绘画的功能逐渐转向文人自抒胸意，以“画者，文之极也”为代表的观念体现出了宋代绘画与文学密不可分的关系。
《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将花鸟画的功能描述为记录四时抒发诗意。伴随着这种思想倾向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就是诗画相通，诗画一体的表现。
这与宋代文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至皇室宗族下至底民阶层都有浓重的崇文倾向。
文人开始进入绘画的制作，将诗词为代表的传统文学的比兴传统移植到了绘画领域。
理学家邵雍对于绘画与诗词的关系有巧妙表达，他认为画笔与诗句都能状物，绘画中捕捉到的静态造型与诗词动态的抒情艺术表达之间形成了一种巧妙的融合”。
同时宋词也包含了最基础的文字记录功能。在宋代诗文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描述女红的词句。
例如岳坷《拙妇吟》中:“十七十八事机织,暗锁青国人不识”。文同《织妇怨》:“掷梭两手倦,踏箭双足跃。”等等。
这些文字提供了关于当时女工群体生活状态的一个佐证。全汉升在《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文指出:“宋代女子从事于手工业,以裁缝、织布为最著。”
而以宋词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与宋代绘画以及绎丝工艺有着相互影响的共生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借鉴、彼此融通，构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奇妙景观。
除了将词的意境入画以外，绘画作品对宋词的艺术表现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以绘画作品为题材的题画词之产生。
在题画词的创作中,词人既是观赏者也是词的创作者，词人将自己由原画产生的视觉经验,通过词句对画作进行还原或再解释，用文字的方式让读者通过想象将画作的视觉效果呈现在眼前 。
宋画那对于场景的捕捉力也影响到词的语言。宋代绘画在构图时，往往会会用到远近结合点面组合、虚实对比等多种方法。
空间的营造,使宋词也生成了“画境”之美宋代绘画与绰丝工艺中相通的一些技法也同时影响到了宋词的创作,例如宋词会将绘画或丝技法中会出现“点”“染”等直接写进词里,提升生动性和表现力:
或者是将绘画或绎丝中色彩的运用融入词中,为词作增添了一抹亮色;
另一方面绘画构图和布局中的“疏密”与“虚实”等构图法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宋词词法的建设,丰富了与宋词的表达方式,也让我们一个新的观点去审视宋词的艺术表现力。
«——【·肌理与质感·】——»
在宋朝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精致的艺术工艺的影响下，工艺美术品成为文人和庶民阶级都青睐的艺术表现形式。
宋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给 艺术作了充分的积淀。在建筑方面，宋代建筑从唐代的端正庄严转变为精巧装饰，这种工艺和艺术的结合在建筑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宋代呈现出较为发达的商业城市的面貌。”建筑装饰越来越多地采用彩绘、雕刻等元素，建筑元素开始被标准化，装饰与建筑的有机结合成为宋代建筑的一大特色。
宋代以娴熟的建筑技术为基础，从建筑的外部到内部，都注重对建筑的细节刻画。
这种从建筑空间上对艺术品的需求量增加，极大地促进绘画形式的多元化创作，进而带动了诸如丝这样的其他装饰性艺术的改革。
宋代博物学兴盛一时。在花鸟相关的研究领域中涌现出大量的植物学专著被称为“谱录”。
光是牡丹谱就有 17 部之多”，牡丹的盛行也同时直接体现在绘画与织物中。谱录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宋代牡丹栽培的情况。
北宋初期洛阳就成了闻名的牡丹栽培基地。牡丹不再是皇室贵族的专属爱物，寻常百姓也爱花赏花，盛极一时。
花卉铺录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生物学知识的积累密不可分，而且与花卉产业和栽培技术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联系。
宋代的植物产业，除却实用性的木材等经济作物之外，在观赏花木的生产和消费文化都达到时代顶峰。
赏花、咏花、养花、赠花等行为遍布史籍、诗文、笔记和图谱等文献中”。
这种总结性的成就体现在画面中就使写生对象有了更为类型化的归纳技巧，并且进一步促进了笔墨提炼的纯熟度，在处理纷繁世界表象时更为自信，逐步建立起绘画的体系和程式。
对宋代花鸟画和绰丝画有直接影响的技术还在于染织技艺的大发展。宋代最上乘的花鸟作品主要都是绘制在绢上的。
宋绢细密为各代之冠，而这正是渲染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使花鸟画高度严谨的写实诉求有所依托，塑造出更为复杂生动的自然形态。宋代的丝织品类非常齐全，印染工艺进步。
苏州、南京等地的锦，可以做到轻如蝉翼。《蚕织图》中体现了宋代在桑蚕丝绸生产技术上基本定型，后世并无根本性的改变。
«——【·纹样与构图·】——»
宋代缉丝与花鸟画的兴盛，包含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汴京与临安分别是北宋、南宋的大都市。”
经济繁荣使艺术品为代表的精神产品的需求增加，艺术品消费与以往不同，不再只是皇家的专享，而是日趋大众化与平民化。
丝作为可以完美再现绘画的一种表现方式自然得到了人们的青睐。同时需要重视的一点是绘画与丝作品在空间性上的不同。
因丝易损，今日可以看到的丝作品多被重裱为册页或挂轴等书画装裱形式，因此作为一种平面呈现的方式在视觉上被我们所认知。
但在宋代，这些丝作品当然不乏有以书画的形式装裱起来的可能，但有很大一批会被制作加工成为座屏、床屏以及挂屏等。
以立体的方式被陈设起来，作居室装饰之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代丝作品虽脱胎于宋代绘画，但在呈现样式上又增添了新的可能性。
绰丝作品对宋画的模拟和转译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地运用，艺术消费也大大刺激了民间绘画以及丝业的发展。
«——【·结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市民阶级经济地位的提升也使得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越发坚实，为宋代绘画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绘画艺术平民化形成”。
宋代绘画在应用方面进一步拓展，促使丝进入欣赏领域。题材上的选择，技法上的完备、绘画形制上的参考、加之广泛的物质需要，使得丝艺术深入宋代人民的生活。
«——【·参考资料·】——»
[23]程尚仁、温练昌.染织图案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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