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遗世独立

王明政

王安石的言谈、诗文、举动在千年之前的北宋显得很前卫，具备出落凡尘、并世无双，超俗而出众.不与浊世为伍的情操。

欧阳修初读王安石的文章，便惊叹他的才情，赠诗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称赞这位后起之秀有李白、韩愈的功力和风骨。这要在当时的一班青年士子，肯定受宠若惊，感激涕零。谁料王安石志在答诗中却写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他坦率的表明了自己要学孟子经世治国的志向，而不以李诗韩文为努力目标。已经表现出自己遗世独立的情怀。正如他后来在《游褒禅山记》中借题发挥的：“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王安石做学问与同时代儒生截然不同，不拘泥于正统观念，喜欢博采众长，注重向生活实践学习。他在《答曾子固书》中说“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

同时代的和尚惠洪在《冷斋夜话》卷六中记载：舒王（王安石）曰：“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

青年时代的王安石就已经看不惯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官僚，他说：“庆历中，为仁宗计事者，皆全躯保妻子、妨功害能之臣，如公孙弘之徒觽而如汲黯者寡，此中国所以不强而契丹敢侮也。”他耻于和这些人为伍，立下了抑制兼并，解民于倒悬的志向。

他在《兼并》一诗中说：“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民”在他心中“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他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萌芽了民本思想。基于此，他又写道：“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

王安石以“宽济贫弱”、“抑民豪夺”相号召，对“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等现象他早就看到了，曾沉痛地呼喊：“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他的募役法就是抑制兼并的强有力措施，他也预见到推行募役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今一旦变之，则使之家至户到，均平如一，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苟不得其人而行，则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得其人缓而谋之，则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则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

王安石当政后所推出的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皆本于执政为民之初衷。他在熙宁三年《答手诏慰抚札子》表白：“窃观天锡陛下聪明睿智，诚不难兴尧舜之治，故不量才力之分，时事之宜，敢以不肖之身任天下怨诽，欲以奉承圣志。自与闻政事以来，遂及期年，未能有所施为，而内外交构，合为沮议，专欲诬民以惑圣听，流俗波荡，一至如此！陛下又若不能无惑，恐臣区区，终不克胜。”他还对宋神宗说：“凡欲成大功立大事，必须能见众人所不见，乃能成立。”能想众人所不能想，言众人所不能言，做众人所不能做正是他“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遗世独立的人格写照。

马永卿在其《元城语录》中记载了旧党刘安世的一段话，“（金陵）得君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必面折之，反复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这正从反面说明王安石不像其他官僚那样对皇帝俯首帖耳诚惶诚恐，而往往是坚持真理犯言直谏。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嘉祐“七年十月，知制诰王安石同勾当三班院。先是，安石纠察在京刑狱，有少年得斗鹑，其同侪借观之，因就乞之，鹑主不许，借者恃与之狎昵，遂携去。鹑主追及之，踢其胁下立死。开封府按其人罪当偿死，安石驳之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欧之，乃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详定，以府断为是。有诏安石放罪。旧制：放罪者皆诣殿门谢。安石自言：‘我无罪，不谢。’御史台及閤门累移牒趣之，终不肯谢，台司因劾奏之。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但徙安石他官。”王安石特立独行，执政官也无可奈何。

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了王安石另一件不按常理出牌的事：“熙宁庚戌冬，荆公自参知政事拜同平章事。是日百官造门奔贺者无虑数百人，荆公以未谢恩不见，独与余坐西庑小阁，荆公忽颦蹙久之，取笔书窗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后三年，公罢相知金陵，又乞宫观。元丰癸丑春，余谒公于第，公邀余同游钟山，憩法云寺，坐于僧房。余因为公道平昔之事，及书窗之诗，公怃然曰：‘有是哉。’微笑而已。”几百同僚来祝贺他荣升宰相这一大喜事，他居然找借口一概不见。

王安石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远见卓识，往往一鸣惊人，出人意表。1072九月王安石针对当时官僚鄙视少数民族的现象说：“羌夷之性虽不可猝化，若抚劝得术，其用之也，犹可胜中国之人。”他认为对少数民族只要教化得法，用起他们来甚至会超过中原汉人。

1074年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迷信地认为这是上天对变法的惩戒，“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天变不足畏”的思想在王安石的脑海中早就存在了，而这在当时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

王安石罢相后，有两件事做得更是惊世骇俗，让同时代的人觉得不可理解。《续建康志》记载：“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筑第于白下门外，去城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寺，欲入城则乘小航泛湖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辄不答。元丰之末，公被疾，奏舍此宅为寺，赐名报宁。既而疾愈，税城中屋以居，不复造宅。父老曰：‘今江宁县治后废惠民药局，即公城中所税之宅也。’”当时的官僚私宅都是深宅大院，跟百姓隔着鸿沟、高墙，而王安石的半山园却不筑围墙，被士大夫视为另类。

魏泰《东轩笔录》卷七载，王安石次子王旁“娶同郡庞氏女，逾年生一子。旁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其妻日相斗鬨，荆公知其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壻而嫁之。是时工部员外侯叔献者，荆公门人也，娶魏氏女，少悍，叔献死而帏薄不肃。荆公奏逐魏氏妇，归本家。京师有谚语曰：‘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王安石不在乎当时人对他超前做法的不理解，他赋诗说：

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

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

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

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

诗的意思是反对变法的流俗对我议论纷纭有什么值得计较，我不会因这些高兴或生气，王莽篡汉前不少人交口称赞，但他能算贤者吗？周公尽管遭到四国诸侯的流言攻击，他却仍然是圣人。只有品行高洁的人才能正确衡量人，不会把铢两之轻当成千钧之重。一个人的优劣高低，并不在于众人的评头论足，关键在于自己本身的言行。

王安石之所以能超凡脱俗、鹤立鸡群是因为他身上有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