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以怠政而闻名，其中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在“壬寅宫变”中死里逃生后，他便移居西苑，整日沉迷于仙丹道教而不肯上朝；他的孙子万历帝在位超过四十八年，因身患腿疾又被“国本之争”弄得心力交瘁，也刷新了数十年不上朝的记录。这两人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他们长期不与群臣见面，形成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
然而，如果熟悉明史，我们会发现除了嘉靖帝与万历帝之外，明朝的大部分皇帝其实都不喜欢上朝，就连明孝宗这样的贤德之君也概莫能外。这些君主很少离京巡视，整日宅在深宫之中。甚至连祭祀郊庙、早讲听课、上朝召对以及面议决策都不肯参与，要么由宦官、皇子代劳，要么采用文牍批复的形式来议政。整个大明朝的历史，基本上不会出现唐太宗与群臣议论时政的那种情况了。
那么明朝的皇帝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形成不上朝的风气呢？为什么明朝的皇帝们普遍不喜欢上朝？
成化以后，明朝政坛逐渐出现怠政风气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与成祖朱棣都为战事而奔波，不仅勤于政事，而且还为之乐此不疲。宣宗登基后，内阁事柄无大小，皆与大学士杨士奇等人讨论商议。就连年轻气盛的英宗也亲征瓦剌，积极为社稷而奔走。然而到了宪宗之时，皇帝宠爱万贵妃、殆于政事，又在东厂的基础上添设西厂，不再事必躬亲。
据《明史·万安传》所说，成化七年，群臣都认为“君臣否隔”已久，建议宪宗召大臣入宫议政。大学士彭时与商辂便通过司礼太监，请求皇帝出来接见百官。于是，太监就传旨说皇上令大臣们某日入殿召对。到了那天，宪宗果然来上朝，彭时与商辂率领百官进殿叩首，才刚奏完几件事，万安就高呼“万岁”，示意可以退朝了。彭时还没来得及说话，只得叩头退出。当时就有太监出戏言对百官说：“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由此可见，到了宪宗时期，皇帝与百官面议时政的惯例已被打破，改成由百官向宫中呈奏疏，太监进行传达，皇帝再予以批复的文牍主义。上朝基本无事可做，也商议不出什么东西。
宪宗自从成化七年仓促的与群臣见面一次后，便长达十五年不再接见，直到成化二十二年尹直入内阁时，才得以面圣一次。
《徐溥传》又说明孝宗继位十年，才亲临文化殿，召见徐溥、刘健与谢迁等，当场面议诸事，最后赐茶而退。可见，从成化七年到弘治十年，在长达二十五六年的时间里，两朝皇帝仅与诸大臣面议时政一次而已。至弘治十五年之后，阁臣才频繁得到召见，能够与皇帝当面讨论事情。所以《明史》才称赞说“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与其父宪宗的怠政风气形成对比。
明孝宗朱佑樘是中叶以后难得勤政的皇帝
孝宗死后，其子武宗才刚继位不久，便将天下奏章都附于司礼太监刘瑾，令其批复。每当武宗杂戏玩乐之时，刘瑾便趁机上奏请求皇上裁决，久而久之，武宗就感到厌烦了，他对刘瑾说：“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因此，刘瑾便充当了皇帝的代理人，经常代批奏章，群臣也无法确定这些批复是否是皇上亲笔。
正德五年，刘瑾倒台之后，武宗才开始逐渐亲政，他经常出关游猎，最远到过大同，不像之前的皇帝那样不出京城半步。十四年，武宗又下令要南巡，恰巧遇上宁王造反，结果圣驾还未抵达南京，王守仁便平定了叛乱。武宗在还京之后就驾崩了，他可以说是明朝中期以后唯一一个不宅的皇帝。
明世宗嘉靖帝以藩王的身份入宫继承大统，早年因大礼议之争，还常与群臣争辩，又与太后出入太庙祭祀先皇，兢兢业业。嘉靖三年，因群臣反对加封其父兴献王，故而嘉靖帝决定乾纲独断，不再征求官员们的意见，彼此之间愈发疏远。从十一年起，他连郊祀都不肯参加了。十八年，皇上曾短暂的驾临承天府，祭奠其父兴献帝。然而，在三年之后，因被宫女刺杀，差点送命，嘉靖帝便从大内搬出，移居到西苑去。
《丁汝夔传》记载，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的兵马已经攻到京师的城门之下，皇帝却久不视朝，军事无由而奏。在徐阶要求下，嘉靖帝才答应到奉天殿去接见群臣。然而大臣们早早进宫见到皇上之后，皇上却只坐在那里，不说一句话，接着又令徐阶传布圣谕，切责群臣，《明史》写道：“始御奉天殿，戒敕群臣。”用了“始御”二字，可见自“壬寅宫变”以后，皇帝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群臣了。因俺答入寇，情势危急，才上了一次朝。之后直到驾崩也不见皇帝再次御殿上朝的记载，所以海瑞才说：
“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土木兴作，二十余年不视朝政，法纪驰矣。”
对于长期不上朝的原因，嘉靖曾对徐阶解释说：
“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视事。”又说：“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诟詈耶？”
他认为不是自己不想上朝，而是因为疾病的原因，倘若身体无恙的话，自己是能够“出御便殿”的。然而，嘉靖不上朝除了个人原因以外，客观上还与明朝的制度多多少少有关系，因为在他之前与之后，同样也有许多皇帝不喜欢上朝。
皇帝隐居深宫，只批复奏章，不与大臣面对面商议问题
嘉靖帝的儿子隆庆帝登基之后，周宏祖曾上疏说：“陛下御极二年，未尝接见大臣，咨访政事”；次年郑履也说：“陛下御极三年，曾开问一大臣、面质一讲官否？”可见隆庆也延续了嘉靖时期皇帝不见群臣的惯例，这与皇帝个人的性格虽有关系，但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风气。隆庆帝在位六年，在临终弥留之际高拱、张居正才得以入宫听从遗诏，君臣之间疏远已久矣。
到了万历一朝，怠政现象愈发严重。在张居正主政的时候，万历帝还经常到文华殿去听首辅讲课，未曾养在深宫。然而自从张居正死后，他便逐渐不与大臣相见，当时的阁臣王家屏就说：“臣一岁见两见天颜而已。”
自从万历十七年之后，皇帝便不再上朝，也不参加太庙的祭祀了。万历三十九年时，马孟正就说：“陛下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内侍，未知果达御前否？”说明万历帝处理朝政的唯一方式就是批阅奏章，至于是他本人所写，还是另由宦官代劳，当时无人知晓。
一直到四十三年“梃击案”出现，为了保护郑贵妃，万历帝才出面调和贵妃与太子的矛盾，并召集百官入殿，怒斥道：
“昨有风癫张差突入东宫伤人，此是异事，与朕何与？外庭有许多闲说，尔等谁无父子，乃欲离间我父子耶？”
至此，官员们才久违地一睹了皇上的真容。然而这次上朝之后，直到驾崩为止，万历帝再也没上过第二次朝。因而《明史》说神宗“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他的孙子天启帝也同样如此。据清人赵翼计算，从成化到天启的一百六十七年里，除了弘治年间短暂的勤政局面外，明朝大部分时间都是“廉远堂高，君门万里”。
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干脆不与大臣论道，只存在决策与执行的关系
撇开皇帝个人的性格不谈，明朝中后期出现怠政的局面，多少与君主专制的强化有关。
皇帝怠政主要表现为除了批阅奏章之外，不与大臣见面商议国政、不参加朝讲学习知识、不亲临祭祀先祖，也不召见大臣面咨国策。造成这种政治风气的原因主要有：
一、明朝废除宰相后，君权进一步强化，臣子与皇帝之间更接近管家与主人的关系，不再像唐宋那样“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了；
二、皇帝拥有最高决策权，他越着重于判断而不是推理，不再与群臣讨论问题、推导政策，而是把分析、推导的任务交给阁臣，由他们去票拟出方案来，然后皇帝再通过“批红”的方式来进行拍板；
三、明朝中后期，司礼监与内阁的制衡关系已经形成，各项制度已臻于完善，故而中叶以后的君主多是因循守旧，畏于祖宗家法，不敢改革创新。这种制度把政策分为票拟和批红两部分，内阁负责讨论对此、票拟方案，司礼监则代笔皇帝批红，即使皇帝不亲政，整个决策机构依然能正常运作；
四、明朝中后期形成了庞大的文官队伍，行政也逐渐趋向文牍化，一切都通过公文文件来运作，只动笔而不需口才就可施政，虚化了面议商谈、君臣论道的做法。
这便是从政治制度方面来分析明朝皇帝长期不上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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