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很突然。余光中先生前不久刚做过“九十寿辰”，朋友都发过贺电，可突然，台湾朋友来电，先生走了，在一个暂且放下“乡愁”的夜晚。
我与光中先生相识于2008年2月初的上海波特曼大酒店。大约是2008年1月10日的前后，余光中先生频频往返京沪两地，他时而设帐，开讲“美学灵感”于复旦，时而赏乐，研讨“乡愁”音乐于北京，那些日子，因为出席SMG艺术人文频道的开播仪式，与罗大佑、焦晃合作朗诵《乡愁》，老诗人再度成为关注热点。
记得那天他和夫人范存我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时，眼睛不由得一亮：诗人一身银灰西装。满头华发。须眉皆白。夫人则浑身黛色。一深一浅，飘飘然神仙伴侣。
那一晚，我们促膝而谈。如先生所说，能回到大陆，与大陆后生细论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雪芹所刺绣的汉语言，该是多大的快慰！
诗是要“养”的，靠杂学，靠唐诗宋词的感受
那晚的话题是国学。
“国学是山，我等只是蚍蜉而已。”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很厉害，当时我就“咯噔”了一下，他尚且是“蚍蜉”，我等算什么？
“先生过谦了，”我说，“像先生这样的修为尚且如此谦逊，那恕我直言，您能写好新诗的原因是什么？”
“新诗吗？”他笑了笑，“因为我有点旧学基础。”
这，不矛盾吗？“这一点也不矛盾，”他说，“把旧学与新诗割裂、对立，才是最大的矛盾！”他解释，因为诗是要“养”的，广义的“养”，是靠杂学来“养”，上迄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旧时所谓“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包括风水堪舆都能用来滋养诗啊，“你说《天问》包含了屈原当时的多少学问？至于语言和意境，我的个人感受是靠《诗经》来养，靠唐诗宋词来养，那种儿女韵味和家国情怀，把它们碾碎了，细细拌入白话文，再久久地发酵——是谓狭义的'养’啊”。
写诗还得“蓄气”
余先生说，诗人的“气”必须非常个性化，诗才会广布流传，因为你的独特，大家才会被你“击中”，比如屈原的“怨气”、刘伶的“酒气”、曹子建的“清气”、陶渊明的“逸气”、李太白的“仙气”、杜子美的“浩气”、苏东坡的“傻气”，甚至李长吉的“鬼气”……都是常年修为的结果啊。
我记得当时听了兴奋，有这样解诗的，海峡，既是“浅浅的”，有时候也是“深深的”，两岸学风能不时地互补多好。
他怎么看大陆近年的新诗呢？他当时的表情有点阴睛不定，想了想说，有好诗，但更多的新诗缺乏家国情怀，也缺乏“江湖义气”，过于狭窄的个人自我，对着树洞“浅斟低唱”，令人堪忧。还有，句子刻意太长或者太短，不是“当短则短，当长则长”的自然，诗的分行也流行一种随意，这些都妨碍新诗的成长。
国学复兴不要一哄而上
关于当时大陆的国学复兴现象，他说最好不要一哄而上，“断裂了那么多时间了，需要先甄别，定性，再普及”。比如明清白话小说和现代历史通俗本的什么“帝国”“演义”“品”“评”啊，都只能算是国学的“附骥之蝇”吧？千万不要开成“附骥”大会了……
谈国学，近代绕不过章太炎，到他手里，国学的范畴划定没有争议了，他认为，狭义地说就是：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他说：“记得好像是1935年9月，章氏国学讲习会正式开讲，对象都是大学讲师、中学语文老师以及大学专科学生，当时称为中等水平的人，讲的是'国学略说’：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历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
我问：“明清白话小说（《水浒》《三国》《红楼》之类）和现代历史通俗本什么'评品’的，是不是国学呢？”
他回答：“我看可以归入国学中的文学类。章太炎活着，文学类也不让归，还是胡适之好说话，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必须先有方言的文学作品，然后可以有文学的方言。有了文学的方言，方言有了多少写定的标准，然后可以继续产生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方言文学。’”所以，就算“满大街”的文学——国学概念的文学——也只“复兴”了一支啊，“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四大类，碰都没碰呢？每一类，都是一座山！
“我很想求教一些自封为'国学大师’的先生，”他犀利地说，“您，自己读过经书吗？看过《清经解》《续清经解》吗？能说明白古文家、今文家、宋学、汉学的异同得失吗？您做过朴学考证功夫吗？知道宋明理学的脉理吗？研究过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么？知道近九十年来的古史研究途径么……”
余光中介绍，除了前面所说的五个“略说”，章太炎当年开出的国学学程还有：音学五书、通鉴纪事本末、金石例、文心雕龙、尔雅、三礼……
国学普及之前先要吃透，缜密筹划，不要扭曲误解
我记得当时我被他“抢白”得气也透不过来，问他：“您的意思，现在的人是否有能力去'复兴’国学？”
他仍以诗人的直率与天真回答：“有壮志宏愿，是好事。也要量力而行。好比一个重病人，良医徐图，当有起色；如果是莽医，妄动根本，患者即令不死，也是半瘫……复兴者，推陈出新也！你没有吃透的东西，普及以前，已先被自己扭曲误解了，还不如不要推广，以免将来再花几代人的时间纠偏——革故鼎新，不该革的革了怎么办？老聃贵柔，孔丘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杨朱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最近到处可见《左》、《国》、《史》、《汉》，《语》、《孟》，这也是好事，但解读不宜随意，其中《语》（《论语》）居然被说成一锅“最终让人快乐的鸡汤”！唉，我怀疑很多毛病都出在出版社，什么资质的人在审稿？孔孟本“内圣而外王，仁方而智圆”，乃“致君尧舜”，矢志收拾人心，打造天下君子的悲壮伟人，现在成了“快乐鸡汤”的“大厨”，怎么能如此娱乐化孔子呢？”
“您的意思，与其妄动，不如休眠？” 我问。
他说休眠不必，要动，但要慎重，不能始乱终弃，要意识到这是一个伟大的国民教育工程，国家要干预，要群彦毕集，缜密筹划，儒家著作，推一本是一本。“必须看到，就国学基础来看，过去一个三家村的学究都比现在大学的教授强，又要说章太炎了，他晚年那本《国学略说》说是为当时中等文化程度读者写的，已经极尽通俗之能事，但现在高等程度的大学教授也不一定看得懂，你且想一想，当时人的国学基准和现在人的差距！六十年前，一个米店老板也能对对子，你现在叫一个博士生来对对看？”
“我读书时，外语是我的主课和强项，但是我知道中国古诗应该怎么诵读——那是一定要唱的，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地唱（作唱诗状，如昆腔念白），无论唐诗还是宋词，不唱读，就无法通晓和传递它的三昧，这就是味道，是淳厚的'卤汁’，古诗一旦不唱不吟，那就是朗诵新闻稿，酱油汤罢了。”
他认为诗人自杀恰恰是最少的！开张名单吧：司马相如、左思、曹植、王勃、王维、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李清照、陆游……除了屈原，说说看，有几个诗人是自杀的？外国也一样，嘴上都说着“抒情诗人最好不要活过三十岁”，事实上一查，都活到了高龄，有多少是自杀的？
他认为，如果大家觉得诗人自杀的多，其实是这种说法迎合了大家对诗人性格的预期，总觉得他们感情丰富而且脆弱，疯疯癫癫地容易死，诗人呢又喜欢把死挂在嘴上，海涅啊叶芝啊拜伦啊普希金啊波特莱尔啊，嚷着死，晃来晃去地不知多少回了，公众的印象很深，而且附丽着浪漫和想象，一旦一个诗人死了，而且是自杀的，尽管概率低，大家却热衷议论他，于是加重了这种感觉。
他说，诗歌现在的确陷入低谷，“网络上很热闹，我从来不上网读诗。宁可没有，诗，应该是精致典雅的，它不该那么'草’。以前官窑烧瓷器，有点瑕疵就坚决砸了，为什么？就是不能让谬种流传！劣诗一旦流传，好诗就难以繁盛。这东西敏感得很。不过，我看好中国未来的诗，因为汉语的重要性。”
倏忽间居然九年过去了，先生现在永远休息了，但他的诗注定要影响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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