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谈起，在田野考察中自己应该是什么角色，取什么观看视角，越是深入，这些问题就越难处理，常常分不清自己该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所取视角是我看还是他观。就像到了一个瓶颈，该看的似乎都看到了，接下来怎么继续调查（拍摄），如何清理观看思路和工作方法，挖掘事实资料和延伸话题深度，成为一个问题。
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开始进入状态了。到此境界，十分难得。我的回答是，这时别太精明，试一下在“不知道”的傻瓜状态下进入田野。
【局外之观也很考人】
虽然人类学强调要进入他者的世界，尽可能理解他人和异文化，并努力从文化持有者的视角来看，但我们毕竟不是他们，我们对“他者”的世界一无所知，更无法真正做到文化持有者的“他观”。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像一个两眼一抹黑的傻瓜。作为陌生社会空间或异文化的闯入者，我们之所见只能是受制于自己身份角色和文化背景的一己之见，是“我看”，最多只能算“旁观”。如果太过精明太过强势，可能连旁观都做不到，而是强暴侵入的自以为是的“主观”。
从一开始，我们就容易被奇风异俗、五光十色的表象所惑。这就是为什么凡光鲜之地必多自拍，热闹的民俗活动现场都会挤满摄影人。不少人的问题是太过精明，他们善于利用身份特权，侵入“局内”。派头十足的记者们很会抢占机位，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任何场合大大咧咧晃来晃去。在民俗活动现场，某些装备很酷的摄影者，为了拍到“震撼”的镜头，不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无所畏惧地抢占犯忌的位置（比如站在神位祖牌前，在当地人跪拜的正前方拍摄）；导演被拍摄对象，摆拍人物和活动场景，成为行家“出大片”的手段。于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被要求做出某种姿势的当地人四周围满了长枪短炮，保安为爱好摄影的特殊身份者“搞创作”护驾而将公共空间封场。抢完镜头，“大师们”立刻呼啸而去，在展览会或朋友圈晒出巨量同质化的“靓片”。这类作品，说好听点是糖水片，说难听点是视觉暴力。
美国摄影家爱德华·柯蒂斯（Edward Curtis，1868-1952）于1898年展开了拍摄北美印第安人的考察探险之旅，拍摄了80余个印第安人部落，足迹踏遍密西西比河以西所有的印第安部落。最终编成了20卷《北美印第安人》巨作，包括大量的图片和详尽的文字说明，全面展现了北美印第安人政治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和文化。
【以一种“不知道”的姿态进入田野】
即使试图继续呆下来深入一些，时间稍长，新鲜感过去，感知能力或许也会“疲”了。这个时候，如果不想离开，最好的办法是放下那些让你显得与众不同的相机或笔记本，尝试去做回一个兴致勃勃的傻瓜。 所谓“兴致勃勃”，就是努力找回好奇心，对他人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命运进行将心比己的关注；所谓“傻瓜”，就是先把自己那些伟大的创作构思放下，学习和被拍摄者一起生活，做点他们常做的小事，找点他们关心的话题闲聊，学习赞叹他们在乎的人、事或手艺。有时不一定说话，在旁边不干预地静静观察，看他们自己做什么即可。尝试去捕捉一些细节，引出他们的话头，比如他家客厅照片里的人物。或故意犯一点他们熟悉事物的错误，让他们纠正你。一个傻瓜，比一个身份似乎很高的“专家”，更容易获得认同。他们对你放松了，对你信任了，就不会在乎你的镜头或“来头”，话匣子自会打开，多层次的真实故事也会显露。千万不要以为他们不善表达，关键是怎么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我们的“专业”身份有时也会碍事：你既然是知道分子，还来问我干吗！所以我们要以一种“不知道”的姿态进入田野，当好那个傻瓜，并且兴致勃勃。
田野这地方，一旦进入了，只要不是浮光掠影地冷漠旁观，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他者，甚至把他乡变成第二故乡。这里的人和事，从此和我们有了关联，感同身受，成为自己生命经历的一部分。许多事我们很难置身事外，或多或少会卷入其中。我们的拍摄和写作，也不可能保持“墙壁上的苍蝇”（美国纪录片大师梅索斯兄弟语）那种纯粹的“客观”。我们的关注对象、镜头指向和后期编辑，其实是有选择的。我们的进入，或多或少也影响了调查地原生的状态。所以，我一直比较烦那种试图冒充客观的做派，明明介入其间了，却要抹去在场的痕迹，消除感性的磁性，做那种居高临下貌似科学的冷漠“客观”描述。这种伪装成客观的主观，已经假了。
庄学本（1909-1984）于1934至1942年间，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近十年的考察，拍摄了万余张照片，写了近百万字的调查报告、游记以及日记。他的照片展示了那个年代少数民族的精神面貌，为中国少数民族史留下了一份可信度高的视觉档案与调查报告。
【田野的乐趣是从不知到知的探问过程】
换句话说，我们事实上无法成为真正的局内人，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局外人。我们努力进入“局内”，目的是希望尽可能站在文化持有者的角度看问题，理解他者和异文化；我们需要保持“局外”的旁观，则是为了避免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的状态，同时避免陷入当事人情感、利益和社会关系的纠葛而影响判断。这时，继续保持某种“傻瓜态”的出脱和局外之观，就成为必要。正如民族学与人类学学者刘海涛所说，如何动态地调整与调查（拍摄）对象的关系，保持与调查（拍摄）对象之间既“生”又“熟”的自然的矛盾张力状态，扮演一种界于局外人与局内人之间的“中间人”角色，能够比较清醒地出乎局外，入乎局内，才是处理田野调查诸对矛盾的关键。
人类学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探求，许多事与设想相距甚远，许多意外情况发生，许多隐藏在深处的东西需要发现。田野的乐趣其实不是结果，而是从不知到知的探问过程。过程更值得细细品味。田野考察需要时间和善于发现的能力，有点类似探险。只有这样，活生生的生活历史、生命事件、地方性知识与记忆，以及隐藏在人物和事件之中的社会关系、文化背景、道德观念等结构性因素，才会渐渐显露。
本文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选自《中国摄影报》8月5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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