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李零）

一、序说：开放的史学，齐蛮夏，同古今

    关于“开放的史学”，我不想长篇大论，只想简单表一下态，算是我对问题的回答。然后是以最新的发现为例，围绕三代考古中的问题进行历史学的分析。

    我想，要谈“开放的史学”，考古学是很好的例子。为什么我把考古学叫“开放的史学”呢？这是因为，从材料和方法上讲，它是一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需要不断更新，反复调整的学问，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事是经常发生。它和专以文献为依托的狭义史学不同，是年代范围很大的远距离观察。这种研究，不是材料固定，解释翻新，大胆假设，死无对证，而是用新材料做新学问，常做常新，对假设本身开棺验尸，该证实的证实，该推翻的推翻，一点都不客气。这是广义的历史学。

还有，无法回避的是，我们做史学研究的人，都是挣扎于现实生活的旋涡，必然会“古今中外”在头脑中打架。我们提倡“开放”，一种理解是千古皆备于我，即八十年代启蒙思潮下的说法，光是强调以今人的立场重新解释历史，光是强调倒写的历史。

还有一种是我强调的考虑，即今人的想法必含逆溯的偏见，要反复校对，反复消毒，特别是把西方史学积五百年之久，已根深蒂固的文化立场，把“现代”对“古代”的优越性，“文明”对“野蛮”的优越性，放进更大的时间尺度去理解。这个理解就是王国维先生得出的著名结论，即“学无古今中外”。2这是我做历史的信念和立场。

简单地说，就是齐蛮夏，同古今，用一视同仁的人类眼光来看待人类自己的历史。因此，我想把“考古”变成更宽泛意义上的理解。它是个“揭老底战斗队”，专门是挖上述“优越性”的祖坟，目的是让这些“二元对立”能理直气壮地平等对话。我希望大家能在我的学术研究背后，发现我看问题的基本立场。3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近年来的几个重要发现。所谓“重要发现”，有些是盗掘盗卖，抢救回来的东西（上博楚简、※公盨），有些是农民挖土，偶然发现，捐献给政府的东西（虞逑诸器），它们并不是正式发掘的结果，但按广义的理解，含混的理解（把所有正式发掘和偶然发现的东西全都放在考古学的眼光下），也可以叫“考古发现”。

二、上博楚简《容成氏》的发现：禹画九州，“夏”是中国文明的代名词，三代考古的地理眼光

    近出版的上博楚简《容成氏》是讲上古帝王传说。4它分三个层次。开头一段是讲容成氏等相传最早也最虚无飘渺的上古帝王，简文脱佚，估计约有二十一人，大部分能同古书对上号，少数还值得研究。这是第一个层次。下来，是讲唐、虞二代，即尧、舜，是又一个层次，也比较虚无飘渺。中心都是讲禅让，千篇一律，内容比较空洞。

再下来，是讲夏、商、周三代，即禹、汤、文、武，禅让之道废，革命之说兴，内容才比较靠实。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是我们在传世古书中熟悉的故事。但有两个故事不太一样，一个是大禹治水，一个是文武图商。我们先谈第一个故事。5

    传世文献讲夏，主要是讲大禹治水和禹铸九鼎，还有《史记·夏本记》提供的夏代的王系，其他什么也没有。这两个故事，象征意义很明显。它们代表的是一种前帝国时期，疆域大小并无一定，更多是靠文化认同建立的三代相承的“一统”概念，即我国古代的“文明”概念。这种概念，世界各国都有，今天也有，比如有些“聪明蛋”（美国炸弹有一种，叫“聪明弹”）说伊斯兰文化不文明，就是这种概念的延续。

中国的这种概念是以夏为模范，商周以来，凡歆羡富裕，景慕强大者，都承认这个概念，不管住在哪里，属于哪个民族，任何文明人，都是奉“夏”为雅正，自称“有夏”，以别于当时的“蛮夷戎狄”，即野蛮人。比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它讲当时的国籍认定，说只有妈妈是秦人的小孩才能叫“夏子”，就是如此。6虽然当时的秦，在山东六国，即“中原诸夏”眼中，还是“夷狄视之”（《史记·秦本纪》）。

这就像“911”那天，有些崇拜美国的中国人，他们会说，打今晚开始，我是美国人了，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认同，其实他们并不住在美国，中国也没有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而有趣的是，古书中的“雅”字，古文字是写成“夏”，比如楚简就这么写。它本来就是以“夏”为“雅”。“夏”是代表“文明”，这是简文讲大禹治水的核心。

    另外，简文讲大禹治水，还有一个意义，是和地理学有关。虽然《禹贡》九州并不是固定的地理范围，未必就能反映夏、商、周的具体范围，但它却是自古相传的地理概念和描述体系。1934年，顾颉刚先生创办《禹贡》杂志，就是借这个概念，发起研究中国的民族演进史和地理沿革史，在学术史上有重大意义。我们都知道，《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引《虞人之箴》有一句话，叫“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这句话，就是唐晓峰先生创办我也参加的《九州》杂志每期都有的卷首题辞。“禹迹”是大禹治水走过的地方，在古代是流行术语。凡言舆地，都是笼罩在这个概念之下。如《山海经》和《水经注》，就都是以山水互为表里，按这个体系讲地理。

    《容成氏》讲禹，和现存文献一样，也提到禹画九州，但它与《禹贡》等书不同，是另一种版本，只讲水，不讲山，它是按水系不同，分六大块讲。这六大块，首先是讲东南，即禹亲执耒耜，陂明都之泽，决九河之阻，而有夹州（疑即兖州）、徐州；然后是讲东方，即禹通淮水、沂水，东注之海，而有竞州（疑即青州或营州）、莒州；然后是讲北方，即禹通蒌水（疑即滱水）、易水，而有※州（疑即并州）；然后是讲南方，即禹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而有荆州、扬州；然后是讲中央，即禹通伊水、洛水、瀍水、涧水，而有豫州；最后是讲西方，即禹通泾水、渭水，北注之河（二水不通于海），而有※州（疑读“沮州”，相当雍州）。7禹画九州是一种方位化的概念图解，从原则上讲，它是由四方四隅加中央，组成九宫格，但具体安排，往往是分六块或七块讲，顺序和名称不一样。

如《书·禹贡》是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即从北到东到东南到南到中到西到西北）；《周礼·夏官·职方氏》是作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即从东南到南到中到东到西北到东北到北）；《吕氏春秋·有始览》是作豫、冀、兖、青、徐、扬、荆、雍、燕（即从中到北到东到东南到南到西北到东北）；《尔雅·释地》是作冀、豫、雍、荆、杨、兖、徐、幽、营（即从北到中到西北到南到东南到东北到东）。简文与四书相比，最大不同是没有冀州、梁州和幽州，其相当兖州、青州（或营州）、并州、雍州的四个州，写法也不同，并且多出莒州。这是很重要的发现。

    现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分布，即古人所说的“禹域”，通过考古发现，其范围已日趋明朗，以北方黄河流域而言，它是以三条线和三大块为主要活动范围（图一）。三条线，第一条在北纬41度左右（大体在黄河北上转弯处），即今秦皇岛、北京、张家口、大同、呼和浩特和包头一线，为北线，可称“农牧分界线”（华夏势力最大时可以进抵的界线），中原诸夏中，只有燕国突前，是位于这一线（衔接内蒙、东北和河北，为战略要地），它的存在有如孤岛，耐人寻味；第二条在北纬38度，即今石家庄、太原、榆林、青铜峡和武威一线，为中线，可称“农牧争夺线”（华夏和北方民族反复争夺，南北推移的界线）；第三条在北纬35度（更准确地说，是在34－35度之间，大体相当渭水和黄河中下游流经的地方），即今曲阜、商丘、郑州、洛阳、西安、宝鸡、天水一线，为南线，可称“三代王都线”（历代王都集中在这条线上）。

三大块，陕西（加甘肃）是一块，在西，主要是周、秦之域，可称“周板块”；晋南豫西是一块，在中，主要是夏、晋、东周之域，可称“夏板块”；冀南豫北（加山东）一块，在东，主要是商和宋、卫、齐、鲁之域，可称“商板块”。中国早期居民，从夏朝开始，无论属于哪一族，住在哪一块，都自称“有夏”，住在“禹迹”，这是“中国”概念的前身。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诗》、《书》等早期文献中，商人的后代也好，周人的后代也好，他们都是把“夏”理解为“天下”和“王土”，当作“中国文明”的代名词。8

       三、※公盨的发现：夏禹传说可以早到西周中期的证明

    说到古书中的夏禹传说，大家都会想起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即顾颉刚和王国维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1923年，顾先生提出他的“大禹是一条虫”说。9此说被鲁迅大加嘲讽（收入《故事新编》中的《理水》），人多以为笑话，其实是出于顾氏对九鼎传说的理解。他是根据许慎的解释，即“禹，虫也，从禸，象形”（《说文》卷十四下禸部），怀疑禹这个人，“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就像我们在铜器花纹上看到的蛇纹或蚕纹，“大约是蜥蜴之类”。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

另外，他还主张“禹与夏没有关系”。10他文献中的大禹传说做过全面审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禹见于载籍，实以《诗·商颂·长发》为最早（年代是采王国维说，定为西周中叶宋人所作），当时的禹还只是天神。禹成人王，据他考证，是在《诗·鲁颂·閟宫》和《论语》之后。禹成夏后更是战国时期的说法。这是顾先生的想法。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古史新证”。他的讲义，开头一章是绪论，11一上来就说，研究中国古史，最麻烦的问题，是史实和传说混而不分，史实之中有添油加醋，与传说无异；传说之中，也有史实为依托。世界各国都有这类问题。所以有“信古”和“疑古”两种态度。“信古”，他是举《古文尚书》、《今本纪年》为例，以为书是伪书，不可信，但被有些学者当真实史料来用；“疑古”，则是连尧、舜、禹之存在也怀疑，是疑过头了。

他批“疑古”，没有点名，当然可指日本学者的“尧舜禹抹杀论”，12但主要还是针对顾先生。因为1922年8月8日，王国维给罗振玉写信，他对来访的顾颉刚有个印象，觉得他的学术作风“颇与日本之文学士同”（当指日本东京学派，如白鸟氏的言论），13而他写《古史新证》，又适在顾说引起轰动不久。

王批评此说，以为“其于怀疑之态度、反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所谓“充分之处理”就是借当时新发现的“地下的材料”，补证“纸上的材料”，用这种“二重证据法”，“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他反对使用默证，认为“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14为证明尧、舜、禹不能轻易否定，绪论之后，他的第二章，一上来就是谈禹。15

他是以1917年甘肃礼县新出的“秦公敦”（即秦公簋）和宋代著录的齐侯镈钟（即叔弓镈）为例，讨论这一问题。前者，我是定为秦共公（前608－前604年）的器物，它的“十有二公”，是指共公以前的十二代先君，他们全都住在今陕西宝鸡和甘肃礼县一带，但铭文却说，是住在“禹迹”。16后者是讲齐臣叔弓受齐庄公（前553－前548年）册命，叔弓是宋人之后，铭文说，他的祖先是“赫赫成汤”，曾住在“禹堵”。17

王国维认为，既然《诗》、《书》屡屡提到禹，其他古书也有大量记载，怎么可以忽视呢？更何况这两件铜器，全都不是出在夏文化的核心地区，一件出在僻处西戎的秦，一件出在远在海隅的齐，赢姓的秦，子姓的宋，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住在禹住过的地方。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18这是王国维的看法。

    当年，顾先生只有三十岁，是个年轻学者，王国维比他大十七岁，顾对王非常敬仰，对学术讨论也极为民主。他把王说特意刊登在《古史辨》第一册的下编，写了跋语，说他很高兴，因为他的假设得到了王国维的支持。19但王说和顾说并不一样。因为，他还是强调禹是古代人王，先汤而有天下。

    王国维和顾颉刚的讨论，意见不同，但从文献记载（如《长发》）看，他们都认为，西周中期，肯定已有禹的传说。这一看法，现已得到出土证明。因为新发现的※公盨，年代约在西周中期偏晚，铭文提到“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正是《禹贡》所述，语句也极为相似。20它说明，至少西周中期，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已存在。虽然商代的铭刻，现在还没有发现，但上述理解的可信度还是增加了不少。

    另外，说到“夏问题”，我还想多说两句。我理解，现在探索“夏文化”，主要困惑还不在年代和地域，而在发现物的水平。因为现在的发现，第一是没有商代水平的青铜器，第二是没有商代水平的铭刻资料，第三是没有商代水平的大型宫殿。有的学者认为，二里头的东西水平较低，而且，它给人的印象是，中心突出，四边衰落。不但和后边比，悬殊太大，而且不像它前面的新石器文化，呈现普遍繁荣的气象。21一个可能性的解释是，二里头有青铜兵器，作用等于原子弹，好像近代西方的船坚炮利，主要还是武器占了便宜，一下子拉开差距。22这一解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证明。

但“夏”概念的泛化，也许在于，它是个异军突起比较野蛮的征服文明，比起周边，武力强，地盘大，但水平并不是很高，就像16－17世纪的欧洲。可是，即便如此，它的突然崛起，在当时，还是件石破天惊的大事，成为榜样的大事。否则的话，比它强大的征服王朝，如继起的商、周，它们是不会以“夏”为荣耀。

    四、上博楚简《容成氏》中的文武图商故事：文王平九邦的历史意义

    上博楚简《容成氏》的文武图商故事，也是重要发现。23这个发现的重要性在哪儿？我看主要就在，它把“小邦周”灭“大邑商”的秘密讲了出来。这个秘密是什么？就是文王是以“周方伯”或“西伯”的名义先平定“九邦之叛”，然后，武王才一举灭商。

    过去，读西周史和研究西周考古的人，大家都知道，周人是住在今陕西的宝鸡地区，它是沿渭水东进，从今扶风、岐山一带到今咸阳、西安，不断向东扩张，最后师渡孟津，在今河南淇县，把纣王打败。

我们都还记得，牧野之战的誓师之辞，即《书·牧誓》，它一上来就是向“西土之人”喊话，说“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而戈，立而矛，予其誓”。它所说的“牧誓八国”，一般以为，就是西土联军的主要参加国。武王就是靠这八个国家打败了商朝。“牧誓八国”，学者多有考证，24意见不尽统一。

一般认为，庸在湖北竹山，蜀在四川成都，羌在甘、青一带，髳在四川巴县（或说在山西平陆），微在陕西眉县，卢在湖北襄樊，彭在湖北房县（或说四川彭山），濮在四川、湖北（图二）一带。尽管其考证还并不尽可靠，但总的印象，它们是分布于岐周之西和之南。其西是甘、青，其南是秦岭山区、四川盆地和汉水流域（宝鸡※国墓地和城固、三星堆等地的发现，是相关文化的遗物）。这八个国家，是它的后方依托。

    但是，现在上博竹简告诉我们的是另一个故事。它说，周的崛起，是因商纣无道，九邦反叛，文王自告奋勇，愿意前往平叛，商纣释其囚禁（从殷墟南的羑里释放，但简文作“出文王于夏台之下”），让他讨伐九邦，才使周的势力得以壮大。这里的“九邦”是什么？简文说，是丰、镐、舟、石、于、鹿、耆、崇、密须（图二）。25文王起兵，“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示其不忍加兵，结果是丰、镐也投降。然后，文王归周，内修其政，及武王即位，才有牧野之战，终于灭商。

    简文提到的文王平九邦，对我们来说，是个新知识。虽然，它说的九邦，在古书中也不是毫无记载，但九国并举，全列其名，却是前所未闻。26我在简文的注释中曾指出，文王平九邦，于史无考，只有《礼记·文王世子》提到过一下。《文王世子》说，文王有病，武王侍疾，文王病情好转，武王才敢安睡。

第二天，文王问他作了什么梦，他说梦见天帝赐他“九龄”。文王说，你以为是什么意思？武王说，大概是指“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说，不对，“九龄”是说年齿，即我可以活一百岁，你可以活九十岁，我要把我的寿数允出三年给你。所以，文王活了九十七，武王活了九十三。前人对这段话有很多解释，很多争论，真实不真实，合理不合理，我们不去管（馈赠年龄，肯定是故事）。但它提到文王曾抚有“西方九国”，还是很有根据。

记文提到的“西方九国”是哪九个国家，旧注失解，谁也不知道，孔颖达猜测说“今云西方有九国于时未宾，则未有二分诸侯也。或以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之徒，未知定是何国也”，显然是无可奈何。现在有了《容成氏》，我们才知道，它是指上面的九个国家（简文“九邦”，《文王世子》作“九国”，“邦”作“国”是汉以来的避讳改字）。

    上述九邦，丰、镐是实力较强的国家。它们就是古书所说“文王都丰”、“武王都镐”（《诗·大雅·文王有声》、《世本·居篇》、《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丰”、“镐”。得此二国之地，周人的势力才由周原一带推进到咸阳、西安，在那里建立新的都邑。密须在今甘肃灵台一带（有白草坡出土的青铜器），位于周原正北，则是陕甘地区黄土高原上的戎狄强国。

这些是周以北和周以东的重要国家。其他国家，舟在今河南新郑一带，鹿、崇在今河南嵩县一带，于在今河南沁阳一带，耆即《书·西伯戡黎》的“黎”，在今山西长治一带，大体范围属于商王朝占领的夏人故地，也就是考古学家说的夏文化分布区。它们当中，只有石还不能肯定（暂以东周以来的石邑当之。石邑在今河北石家庄以西的鹿泉一带，在殷墟以北）。

    对比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也就是所谓“文王受命七年”，在这七年里征服的国家。古书讲这七年，如《史记·周本纪》，它是以文王决虞、芮之讼为受命之年，第二年伐犬戎，第三年伐密须，第四年伐耆，第五年伐邘（即上“于”），第六年伐崇，第七年作丰邑。简文未及虞、芮，也没有犬戎（疑与密须为同类，而有意省略），但比它多出丰、镐和舟、石、鹿。27这里面，丰、镐的发现最重要。因为过去读《诗经》，其《文王有声》说“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很多人都以为文王是在崇的故地作建丰邑，甚至到西安附近寻找，把老牛坡遗址当作崇国。28其实，崇是崇，丰是丰，简文记载，画然有别。诗句的“既伐于崇”，很可能是指“五年伐于”和“六年伐崇”。“七年作丰邑”，只是时间接在这两役之后，它是灭丰、镐而设，和崇并没有关系。这七个国家，都是考古学上应该寻找的重要文化遗存。

    由于简文的补充，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明白，周人灭商，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夺取上面说的“周板块”（我是说，完整地夺取“周板块”），即以今宝鸡地区为核心，以它的南部与国和西部与国（即“牧誓八国”）为后方依托，北征犬戎、密须，东征丰、镐，占领整个关中地区。第二步，是夺取上面说的“夏板块”，即平定上面讲的舟、石、于、鹿、耆、崇六国。第三步，是夺取上面说的“商板块”，即对商王畿形成合围之势，进行牧野决战。过去，孔子有一名言，叫“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论语·泰伯》），同样说法也见于《逸周书·太子晋》，看来是古代成说。

这两句话，旧注以为指文王受命，行其德，武王即位之前，于九州之中取其六州（荆、梁、雍、豫、徐、杨），只有三州（冀、兖、青）仍在纣的掌握之中，但周仍臣事于殷（《论语》郑玄注）。前人已经指出，文王时，周已兼有冀土，而豫州尚多属纣，未必能以州数为分割，“三分天下有其二”只是约略言之，并非专指他说的六个州（王夫之《四书稗疏》）。

现在我们知道，它的真实含义恐怕是，武王即位前，周人已尽取关中，复夺夏地，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武王以天下的三分之二，去攻打天下的三分之一，这是兵家所谓的“多算胜少算”（出古本《孙子兵法·计》，今本《孙子兵法》作“多算胜，少算不胜”，“不胜”是衍文），胜负之分显而易见。

    简文的发现，对理解武王克商太重要。因为光靠周人自己，光靠牧誓八国，周人灭商是断不可能。过去，古人讲周人灭商，总是以文王、武王并举，一个行仁恩，一个奋武威，好像双璧，他们确实是密不可分的一对人物。我们可以说，没有文王平九邦，就没有武王克殷商。简文的补充，使我们对武王克商有了顺理成章的解释。

    五、一点补充：重读周原甲骨，说文王拘羑里，商纣封西伯

    文王平九邦是在文王拘羑里、商纣封西伯之后。过去读《史记·周本纪》，我们的印象是，文王是商纣的三公之一，其他两位是九侯和崇侯虎（“三公”之说不可信，我们从称呼看，他们应是周的方伯和诸侯）。他的被拘是由于崇侯虎进谗言，被放是由于闳夭献宝马美女和珍奇怪物。获释后，商纣“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这是“文王受命七年”以前的故事。当然，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古书对人名的称呼，经常是把后来才有的称呼加在以前发生的事上，存在逆溯的误差。

如《左传》讲鲁隐公如何如何，“隐公”是死后才有的称呼，活着不会这么讲，金文中的谥称和日名也是如此，一旦出现，人已经死了，所有描述都是追记。古书讲“文王”，也是如此。文王在商朝作西伯时，当然不能排除，他在当地也自称为王（但称王也并无证据），就像西周时期的吕王、丰王和※王，都是以小国称王，但对商朝的天子而言，他是西伯不是王，更不会自称“文王”。我们使用“文王”，只是按习惯说法，称呼起来，比较方便而已。

    现在，真正属于这一时段的古代铭刻材料主要是周原甲骨中的几片。大家说的“周原甲骨”，是七十年代的发现，即1977年陕西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西厢房H11和H31两坑出土的1700余片甲骨，以及1979年陕西扶风齐家村H1、3、4三坑出土的34片甲骨，不是最新发现。这些甲骨，过去是靠摹本研究，往往不太准确，理解也存在问题。最近，曹玮先生编的图录，29照相制版，彩色印刷，提供了更为可靠的研究依据，联系上述发现，重新阅读，感觉是不一样的。30

    这里，我说与文王拘羑里、商纣封西伯的故事有关，主要是指周原甲骨中年代较早的几片，即H11出土的1、8、82、84、112、115、130七片。这几片甲骨，过去存在争论，有人说是商人的甲骨，有人说是周人的甲骨，我看还是周人的甲骨。“商甲骨”说，主要是因为这几片提到了商王的祭祀，学者囿于“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四年）的成说，不敢相信是周人的卜辞。现在，我的理解有点不同。我的看法是，这几片甲骨中的“文武帝乙”、“文武丁”、“大甲”当然是讲商王的祖先，而且没有问题，都是讲商纣对其祖先的祭祀，卜辞中的“王”肯定是商王，但它所谓的“册周方伯”或“典册周方伯”，以及“呼宅商西”，等等，还是应该理解为册命周方伯，让住在商的西面。

“册”字，原文加口，写法同于殷墟卜辞，过去多以为指杀牲为祭。但用在这里，无论如何讲不通。我们不能说，它是指杀文王为祭。现在我考虑，古代祭祀，往往要杀牲血祭，将祷求誓告之辞书之于册，与牲同埋，比如著名的侯马盟书、温县盟书，都是如此，卜辞“册”字，虽往往与牲连言，但本身并不是杀殉，而是指埋牲加书。也就是说，它是指册命周方伯。这种册命与西周金文中的册命应比较相似。

金文中的册命，不管同族不同族，经常都是在周庙举行。我们不能因为卜辞提到商王的祭祀，就说这些卜辞都是商王的卜辞。因为它的重点还是讲册命周方伯，而不是祭祀商王。祭祀商王只是册命的背景。卜辞这么讲，我理解，这只能证明，当时的周人仍臣事于殷。这和古书的讲法是一样的。

    周方伯，古书多称“西伯”，即西土之国的首领。他的被封，现在看来，主要是因为有九邦之叛，他自告奋勇，愿为商纣出征。他受封西伯，得专征伐，这件事，对周人是天赐良机，一则借以脱身，二是师出有名。他可以打着商王的旗号，削弱商王的统治。他所平定的九邦，本来都是商的与国，有些是鞭长莫及的西土之国，有些是征服占领的夏代故国，有的不亲，有的有仇，本来就是薄弱环节。商代末年，会其衰落，各国反叛，当然是机会。文王抓住这个机会，蚕食鲸吞，陷商纣于孤立，才会有牧野之战的兵败如山倒。

    过去，司马迁讲“文王拘羑里”，他是以“勾践困会稽”作为类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这确实是个报仇雪耻的类似故事。战国时期，经过演义，故事更趋戏剧化。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有《太公》、《辛甲》、《鬻子》，小说家有《鬻子说》，还有很多子书，其中也含这类故事。其中尤以太公的故事最出名。当时人把太公描写成间谍，说他“三入文王三入殷”，比如《孙子·用閒》和《鬼谷子·午》，它们都提到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围绕着文王的胜利大逃亡，用小说的题目来命名，就是“文王拘羑里，商纣封西伯”。

   上述周原甲骨背后，其实就是这个故事。

   另外，我想顺便说一句，武王克商的与国，周所经营的外交关系，除上述各国，肯定还有很多国家。比如文王身边的谋臣（也是武王的重要谋臣），31中间就有很多外国人。如太公是吕人，散宜生是散人，鬻熊是楚人，辛甲出辛氏（即莘氏），也不是周人。32他们背后的国家也很重要。周原甲骨不但提到蜀国，提到密须（只称“密”），也提到楚国，就是反映当时的外交关系。这里面的楚国，表面上离周很远，但早期都邑可能在今河南淅川一带（我这么看），经商洛古道，可以直通蓝田（周昭王伐楚和秦惠文王伐楚，都是走这条道）。

它与“牧誓八国”的庸、卢、彭、濮也是邻居（都在荆山一带）。西周早期，周、楚有密切关系，古人说，鬻子为文王师（见《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鬻子》下班固注），熊绎为周成王守燎（见《国语·晋语八》），这些传说，都可反映这一点。昭王以前，楚是周人在南方的重要与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六、虞逑诸器的发现：逑的世系，虞官与养马

   今年1月19日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发现的一组铜器窖藏，最近在世纪坛展出，经媒体报导，十分轰动。这是一个宝藏。它出土的二十七件铜器，除一件外，都是属于一个叫“虞逑”的人所作。33虞逑诸器有八套铭文，最重要的是三套长铭，即逑盘、四十二年逑鼎和四十三年逑鼎，它们都是周宣王晚年的铜器。逑盘，格式与史墙盘相似，也是列叙其历代先祖奉事周王的业绩，和常见的铜器铭文不一样，我们不妨称之为“谱牒式铭文”。两件逑鼎，则属于册命金文，格式和毛公鼎相似，在这类铭文中也是长篇。这一发现，意义很多，但最重要还是三点，一是对西周王年的排谱提出挑战，二是对西周王臣中很重要的一支，即单氏家族的一个分支，有了新的了解，三是对厈邑的再认识。这里只谈后两点。34

     虞逑诸器，是由一个以虞为官其名叫逑的人作器。从逑盘铭文，我们可以知道，他是来源于单氏家族的一个特殊分支。他在西周的第一代远祖（铭文称“高祖”）是文王、武王时在王朝担任大臣的单公，即叔方鼎的“单公”；第二代远祖（铭文也称“高祖”）是从单公分出的公叔氏，即单公的第三子，疑即贤簋和恒簋的“公叔”；第三代远祖（铭文也称“高祖”）是从公叔氏分出的新支，铭文叫“新室仲”，其实是公叔的次子，盠器称为“大仲”；第四代远祖（铭文也称“高祖”）是以“惠”为谥，以“仲”为行，以“盠父”为字，叫“惠仲盠父”，是新室仲的次子，即盠器的“盠”；第五代远祖（铭文也称“高祖”）是惠仲盠父的长子，死后称“灵伯”（原作“零伯”），“灵”也是谥，可能即同簋的“虞大父”，同簋的同可能是虞大父的弟弟；第六代远祖（铭文不叫“高祖”，而叫“亚祖”）是又一分支，35他是灵伯的次子，死后称“懿仲”，“懿”也是谥，他是逑的祖父；第七代是懿仲的第三子，即逑的父亲，死后称“恭叔”（“恭”原作“龚”）。这些祖先，只有惠仲盠父以下比较直接。特别是懿仲、恭叔，他们是逑的直系祖考。这并不是逑的完整世系，它只列举了自己的祖考，以及其祖考的先人，其中有令名垂于后世者。

通过这种谱牒式的描述，我们不但可串连西周金文中的一批人名，而且可串连西周金文中的若干家族。例如，通过串连盠器和逑器，我们可以知道，单公下有益公和公叔两个分支，益公下有大仲这个分支，大仲（即新室仲）下有盠这个分支，盠下有虞大父（即灵伯）和同两个分支。逑即属于虞大父这个分支。

    逑担任虞官，可能从盠就已如此，显然是世职。一般印象，虞是负责管理山林川泽，这没有错。但实际上，这个职官，其职能还要复杂得多，从铭文看，逑不但参与战争，还负责王室消费（“用宫御”），甚至和司法有关。逑为什么参加战争，似不好理解，但我们看其祖先盠的铜器，就会明白，这当与周王的马政有关。盠在昭、穆之际，曾在厈为周王驯马。

36出土盠駒尊（两件），本身就是按马驹的造型来铸造，铭文也是讲驯马和赐车；盠方彝（两件）和盠方尊（一件），铭文是记周王册命盠，也是命他“司六师王行三有司：司土、司马、司工”，并兼管“六师、八师艺”。“六师”是拱卫其西都和中都（岐周和丰、镐）的军队。“八师”是拱卫其东都的（成周）的军队。他的职责，显然与战争有关。

我们明白此事，就能理解，逑为什么会参加战争。其实，文献记载讲得很清楚，虞不仅管山林川泽，还负责驯养鸟兽，养马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养马的虞也叫“驺虞”。周昭王和周穆王，是西周鼎盛时期，大肆对外扩张的两个代表人物，昭王南征，穆王西征，马都是重要手段。所以，我们推测，盠也是一位虞官。他与《穆天子传》中为周天子驾八骏的造父等人约略同时，是个比较重要的人物。

    说到虞的职责范围，我还有一个考虑。它负责王室消费，应与后世的少府相似。少府负责王室消费，资源所出是山林川泽、皇家苑囿和官营工商业，这些均与虞的职能范围有一定关系。逑器说逑负责王室消费，比较容易理解，但和司法有关为什么？我的考虑，可能就与官营工业（制造业和土木工程）在传统上大量使用囚犯和奴隶有关。

另外，史颂簋的作器者史颂，他的父亲叫“恭叔”，和逑的父亲一样，也使人怀疑，他也是这一家族的分支。如此说不误，也很有趣。因为史颂虽改作史官，但仍管理俗事，周王任命他“官司成周贾，监司新造贾，用宫御”，是管商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职责同样包含“用宫御”，看来也与王室消费有关。

    虞和王室关系密切，周初，文、武谋臣有“八虞”（八个虞官），它的重要性应引起重视。

    七、虞逑诸器的发现：厈邑的再认识

    我们说的虞逑诸器，出土地点在陕西眉县县城北面的杨家村。这一带，曾出土过三次铜器，一次是1955年，在杨家村东的李家村（和杨家村属于一个大村）出土过五件铜器，两件是马驹形的盠驹尊，两件是方彝，一件是方尊，作器者即虞逑的祖先惠仲盠父；一次是1972年，在杨家村北出土过一件大鼎，作器者名“※”，器形是康王时的典型器形，铭文是记王姜（康王的王后）赐土田于作器者；一次是1987年，也是在杨家村（距离前者的发现地点只有百余米），出土过虞逑的三套编钟和一套编镈，共十八件。

这次的发现已经是第四次。它们除1972年发现的大鼎，其作器者的身份还有待进一步确认，其他都是属于同一家族（如果1972年的发现也属这一家族，其年代应相当于新室仲）。使我们怀疑，杨家村遗址一带很可能就是这一家族的居住地。而且在遗址东面的李家村一带，也确实有西周时期的居住遗址（发现过西周的板瓦）。37

    杨家村遗址是位于眉县县城北部。眉县全境基本上是在渭河南岸，渭水北岸只有沿铁路走向的马家镇（旧眉站）和常兴镇一带。杨家村即位于马家镇的北面。现在经调查，眉县境内的西周遗址有多处，渭水南岸，主要是在第五村、城关、金渠镇、小法仪乡、槐芽镇、青化乡附近；北岸，主要是在杨家村一带。杨家村遗址是背原面河，即位于周原的南坡，渭河的北岸，在河岸的二级台地上，略微高起。我很怀疑，盠为周王“执驹”的地点，即厈（原从广从干从攴，他器多从广从干）、豆（原加口在下）二邑，它们可能就在这一带。

    大家都知道，在西周金文中，厈是反复提到的都邑。38它的位置在哪里？这很重要。过去卢连成先生曾考证过这一问题。39他注意到，在盠器中，厈是个养马的地方，而且昭王南征，很多册赏都在此地举行，它与豆也比较接近，散氏盘提到的“豆新宫”，就是豆地的宫殿（“新宫”当是比较后起的宫殿）。这是很好的思路。他说，厈是水草丰茂，适于养马的地方，这点也很合理。但他说，厈是“汧、渭之会”，即秦祖非子为周孝王养马的地方，在今宝鸡县境，也许还值得进一步考虑。

    我觉得卢先生的想法很有启发，但现在考虑，还有一个可能，厈就在今眉县境内。为什呢？我想讲三个理由（图三）：

    第一，从地理形势看，通常说的“周原”，即扶风、岐山一带，它和它西面的“凤翔原”是属于同一地理单元，即广义的“周原”，或古书所说“自古以雍州积高”的“雍”（《史记·封禅书》）。“雍”是隆起的意思。它西面是宝鸡县境，南面是岐山县的南境和眉县的北境。如果到过那里，你会发现，从凤翔西行，入宝鸡县境，原区会陡然下降，进入一片开阔地，即上所谓“汧、渭之会”。这个地方当然适合养马。但“汧、渭之会”的“渭”继续东流，穿过宝鸡县的杨家沟乡和阳平镇，穿过岐山县南境的蔡家坡镇，然后进入眉县，正好就是杨家村。它们是属于同一地形带（后者完全是前者的延伸）。这个地方也同样适合养马（当地一直有养马场）。40

    第二，上面提到的地形带，遗址多在渭河两岸，而青铜时代的遗址多在渭河北岸（即渭水之阳）。如宝鸡县的杨家沟乡，有西高泉的秦国墓地（我参加过这个墓地的发掘，报告尚未发表），出土过周生豆等西周晚期的铜器；太公庙遗址，出土过秦公钟、镈；阳平镇（即秦邑阳平所在），有侯嘴头东周遗址，也出过战国铜壶，这一带多是东周时期的秦遗址（也包含西周晚期的东西）。

但由此东进，入岐山县境，则多为西周遗址，如蔡家坡镇，有蔡家坡和半坡两处西周遗址，都有西周早期的铜器发现。眉县境内的杨家坡遗址也是西周康王以来就有。我的印象是，渭水流经三县的北岸，西边的宝鸡县，其“汧、渭之会”以东，主要是春秋遗址（秦遗址），东面的岐山和眉县，主要是西周遗址。我考虑，既然“汧、渭之会”是非子初封的秦邑（封于周孝王时），已经有名字在那里摆着，恐怕不会是厈的别名。我们把厈放在秦的东边，也更为合理。41

    第三，盠器中的“厈”字，原从广从干从攴，他器多从广从干，我颇怀疑它是得名于“厈”或“岸”字。“厈”，据许慎解释，是“厂”字的籀文，本义是“山石之厓巌”（《说文》卷九下厂部，其实就是“岸”的古写。它的得名很可能就是指原区的边缘或河水的崖岸。这与杨家村的地理形势非常吻合。

我们考虑，厈很可能就是指周原的南坡，渭水的北岸。况且，从铜器铭文看，厈不但与岐周关系密切，也与※京（即方）相去不远。康、昭时期的王后即“王姜”经常住在厈，它与狭义的周原，即岐周应当更为邻近，是其南下和东行的必经之路。们把厈放在周原以南，而不是以西，从西周时期的都邑关系看，也比较合适。

    说到厈邑的位置，我们还可以从西周地理的整个形势考虑一下。首先，早期国家，人口稀疏，控制范围是靠点线分布，即以交通干线上的少数城邑，串连若干下落，向某些方向作有限延伸，这是一个规律，我有一个比方，周的岐周、丰镐和成周，是相当清的盛京、热河和北京，它们都分布在我说的“三代王都线”上。

其次，西周的发展和后来伐戎继周的秦是同一轨迹。秦人是从秦邑（今宝鸡县的“汧、渭之会”）到西垂（即西犬丘，今甘肃礼县一带），然后返回秦邑，再经平阳（今宝鸡西高泉、太公庙和阳平镇一带）和雍（今陕西凤翔）向东发展，先到泾阳（今陕西泾阳），再到咸阳，42基本上是沿渭河东进。

周人也是这样。很久以来，我有一个看法，周、秦都邑的分布，大体上是秦左周右或秦上周下，两两相随，如秦邑（今宝鸡县的“汧、渭之会”）与周原是一左一右，平阳（今宝鸡县阳平镇）与厈（在杨家村一带，我这样估计）是一左一右，雍邑（在今凤翔，即周的郑县）与岐周是一左一右（都在周原上），咸阳（与周的毕、程重叠）与丰、镐是一上一下（隔河相望）。

    归纳以往的印象，我比较怀疑，西周都邑的排列，除岐周在黄土原区，它下面的都邑是按厈（在眉县）－方（与镐邻近，可能在户县）－毕（在咸阳）－程（在咸阳）－丰、镐（在长安县），沿渭水，43自西向东，逶迤一线。厈是周王降自周原，沿渭水东行，前往丰、镐的第一站。

   另外，顺便说一下，过去，卢连成先生曾指出，厈邑在西周金文中的出现是集中于康、昭时期，44这点也非常重要。因为杨家村出土的※鼎和盠器，年代正属于这一时期。

   八、余论：两个开放性的问题

   在讲过以上的三个发现之后，我们感到，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如：

   （一）西周贵族的继承。

    研究西周历史，东周历史是重要参考。过去，研究《左传》，大家都很重视世族谱系的研究，其实对于西周，情况也一样，甚至更重要。因为中国的贵族社会，这一段最典型，离开世系的研究，将无法措手足。况且，西周金文，是家族铜器的铭文，本身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它提到的周公、召公、祭公、虢公、毕公、单公、毛公、益公，荣伯、邢伯、定伯、※伯、郑伯，以及尹氏、南宫氏，等等，很多还见于《左传》，东周时期仍活跃。前后的历史是连在一起。《左传》讲“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桓公十八年），很多问题在西周也肯定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读《左传》，大家经常可以看到，这类问题的背后，特别是“两政”问题的背后，总有新、老贵族的残酷斗争。如《左传》一开头讲的虢、郑争政，就属于这一性质（这是诸侯纷争的序幕，乱子是从周王的身边，即他的内服王臣闹起）。虢是文王时就有的老贵族，郑是宣王时才露头的新贵族，他们打起来，对周王都很不客气。这类斗争不仅可以追溯到《春秋》以前的东周时期（前770－前722年），而且肯定有更早的来源。贵族社会总要从贵族关系入手。

研究西周时期的贵族关系，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王朝卿士或称“公”，或称“伯”，其称呼根据是什么？是不是年纪较大、地位较高才称“公”，长子继承才称“伯”？二是这些公、伯的儿子，除长子因袭旧职，其他人的官爵分配是什么样？哪些担任相关职务？哪些另派其他职务？哪些派往军事要地，担任外服诸侯（如周公次子封鲁，召公次子封燕）？过去，吴其昌编过《金文世族谱》。45今后，这类工作仍有待深化。我们应对每一支重要贵族作跟踪调查，看看它有什么分支，前后的兴衰之迹如何，相互的结构关系怎样。这对判断西周历史的变化很重要。

    （二）西周都邑的迁徙。

    现在，回顾上面讲过的问题，我想指出一点，西周的“天下”是由三大块构成，它取天下，是先得关中，次夺夏地，再并商地。关中所以封王臣，夏地所以建东都，封晋国，商地所以封宋、卫、齐、鲁、燕，这是基本结构。及其势衰，则先失本土。本土既失，乃避居东都，转而依靠外服诸侯。他搬到成周、洛邑，是以虢、郑为两翼，一左一右，拱卫京师，作内层保护，而以北面的晋国为外层保护，古人叫“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其实是回到夏人的故地。

平王东迁，当然是一次大搬家。但规模较小的搬家一直就有。它的每一次搬家，都是诸侯护送，王臣跟着一起搬，在新都附近形成新的采邑区，甚至可能分封新的诸侯。所以，各支贵族（不是所有），在每个都邑周围可能都有自己的据点。西周的很多问题，特别是结构性的问题，也随搬家而转移，和东周的历史密不可分。它们的采邑和王都是什么关系？和诸侯是什么关系？

这也是跟踪调查的内容。比如虢在宝鸡有，在三门峡有，丰、镐有没有？邢在丰、镐有，在宝鸡、周原有没有？它和邢侯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当然，研究这一问题，我们要区别内服与外服，比如我曾指出，周之西土多王臣采邑，东土多诸侯封国；王臣只称公、伯，诸侯多称侯（东方的某些古国有例外，但西周分封的诸侯大体如此），就是规律。但平王东迁，其内服王臣也随之东迁，有大片封土，却与外服诸侯容易混淆。比如春秋初年的虢、郑，长期被当作诸侯，特别是郑，混淆尤甚。治《左传》者，向来也都把它列为诸侯。

三门峡发现的东周初年的墓地，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叫“虢国墓地”。然而虢只称公，郑只称伯，而不称侯，他们是王朝卿士，《左传》讲得很清楚。我们把它们的封地也称为“国”就不太合适。过去，研究两周铜器，所据多为传世品，现在有一大批新的考古报告发表，46我们还来不及读，更谈不上做系统的消化。但光是粗粗浏览一下，大致对比一下，我们已明显感到，很多旧的认识已发生动摇。如果我们能对这些新材料作断代分域的研究，我相信，东周和西周的历史，中间的脉络会更加贯通。

    当然，值得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很多，这里只是举两个例子。它是“余论”，而不是“结论”。这也是“开放的史学”必有的节目。47

附记：本文所附地图是由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锺晓青先生绘制，谨致谢忱。

2003年4月1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1 最近，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学邀请我在他们举办的“开放的史学”讲座上讲一下我对历史学的理解，为此，我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可惜的是，现在因非典型肺炎的流行，一切聚会皆属不宜，他们的讲座已无限期推迟。但我还是把自己的想法整理了一下，写成这篇讲稿，既回应最新的发现，也兼答同学的问题，算是我和他们做一次书面的讨论。在我之前，有几位先生已经作过演讲。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怎么讲，我自己的看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考古学的材料和方法扩大和加深我们对历史学的理解。所以，我是用举例的形式来发表我的感想，并在讲稿开头，先交待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2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四册：《观堂别集》卷四，6页背－9页背。
3 顺便说一下，我认为，史学立场比方法更重要。西方历史学的宿疾是其价值体系的支配一切。对它来说，上述优越性是不容置疑。但这个体系是建立在近500年来它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功之上。为了证明这种优越性是西人独具，与生俱来。它不但伪造自己的历史（如文艺复兴以来对希腊罗马的认祖归宗，为欧洲制造了“科学”与“民主”的历史），也伪造其他国家的历史（如以希腊打败波斯，伊斯兰不敌基督教，证明东方骨子里就落后，所谓“迷信”和“专制”的历史，也有很多虚构）。然而，“现代”绝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延伸。“现代”虽将“历史”过滤为可怜的既往，但它并不是“历史”的容器。同“现代”相比，“历史”大得多，也深得多，其小大之辨，是一目了然。因此，“开放”的意义之一，就是要把“历史”从“现代”的咒语下解放出来，把“现代”重新置于“历史”之下。这不是倒行逆施，而是顺理成章（考古的加入，至少从理论上，使史学变成一逆一順，相济而行，多少可以检验的东西）。
4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47－293页。
5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263－272页。
6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135页。
7 请参看简文原文和我的注释。“徐州”原作“※州”，“沂水”的“沂”原作“忻”，“莒州”原作“※州”，“易水”的“易”原作“※”；“荆州”原作“※州”，“扬州”原作“※州”，“伊水”的“伊”原作“※”，“瀍水”的“瀍”原作“里”，“涧水”的“涧”原作“干”，“豫州”原作“※州”，“泾水”的“泾”原作“经”。
8 在《尚书》中，“有夏”多指夏朝，但武王克商以后，周人也自称“有夏”，如《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乃伻我有夏”，都是代指周人。又据《诗·商颂·殷武》、《大雅·文王有声》、《书·立政》、《逸周书·商誓》，商人和周人的后代，他们都说自己是住在“禹之迹”。
9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北平：朴社，1933年，中编，50－66页。
10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下编，105－150页。
11 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1－4页。
12 白鸟库吉《支那古传说の研究》，收入《白鸟库吉全集》，岩波书店，昭和四十五年，第八卷，381－391页。此文有黄约瑟翻译的中文本：白鸟库吉《中国古传说之研究》，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一卷：通论，1－9页。
13 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325－326页。
14 《古史新证》，2页。
15 《古史新证》，4－6页。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8册，中华书局，1987年，4315号。又参看：李零《春秋秦器试探》，《考古》1979年6期，515－521页。
17 《殷周金文集成》，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272－285号。
18 王国维《古史新证》，5－6页。
19 《古史辨》，第一册，下编，264－267页。
20 李零《论※公盨发现的意义》，收入保利艺术博物馆编《※公盨》，线装书局，2002年，65－81页。
21 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教。
22 承俞伟超先生教。参看：俞伟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的新思考》，收入所著《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138－143页。
23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283－293页。
24 参看：顾颉刚《牧誓八国》，收入所著《史林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26－33页；《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学社，1975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词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
25 请参看简文原文和我的解释。九邦之名，原作“丰”、“鐈”、“※”、“※”、“于”、“鹿”、“耆”、“宗”、“※须”。
26 《左传》襄公四年“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逸周书·程典》“文王率诸侯，抚叛国”，也含糊地说到这一事件。
27 《尚书大传》伐邘在二年，伐犬戎（作“畎夷”）在四年，伐耆在五年，与此不同。
28 刘士莪编著《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57－361页。
29 曹玮编著《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30 李零《读〈周原甲骨文〉》，待刊。
31 古书记文、武谋臣有虢仲、虢叔、周公旦、召公奭、祭公、毕公、荣公、太公望、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鬻熊、辛甲等人。《书·君奭》提到文王谋臣，有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五人，武王时，虢叔已死，只剩四人，《尚书大传》称为“文王四友”。《太誓》（《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也提到“武王有乱十人”，《论语·泰伯
》引之，孔子说其中九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马融、郑玄谓“十人”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公适，外加“文母”（即文王之后太姒）。又《国语·晋语四》提到“二虢”（虢仲、虢叔）、“二蔡”（即两位祭公）、“八虞”（八位虞官，即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及“闳夭”、“南宫”（南宫适）、“蔡、原”（祭宫、原公）、“辛、尹”（辛甲、尹佚）、“周、邵、毕、荣”（周公、召公、毕公、荣公）。
32 “太颠”也许是※人。“※”与“散”邻近（都在今宝鸡），字形与太”相近。
33 陕西省文物局等《盛世吉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
34 李零《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待刊。
35 铭文“高祖”可指“亚祖”以前的任何一代远祖。“亚祖”是分家立族的标志。《史记·周本纪》记西周先祖有“高圉”、“亚圉”或与此有关。
36 铭文称“执驹”，“执驹”见《周礼·夏官·校人》，是一种羁绊马驹，令之驯服的办法。
37 承陕西省眉县文化馆刘怀君先生告。
38 见《殷周金文集成》，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5402、5407号；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5989、5992、6001、6002、6011、6015号；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9303号；第1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9895号。这里的“都邑”是指规模较大的城邑（古书叫“都”），不一定都是国都（古书叫“国”）。
39 卢连成《※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与文物》1984年6期，75－79页。
40 承陕西省眉县文化馆刘怀君先生告。
41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上册，211－228、274－297、325－333页；下册，170－171、182－183、188－189页。
42 李零《〈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文史》第20辑，15－23页。
43 “镐京”之“镐”，金文未见，过去以为“镐京”的“蒿”字，其实应读为“郊”，参看：李学勤《释郊》，《文史》36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7－10页。又金文中的“※”字，也不是“镐”，而是《诗·小雅·六月》“侵镐及方”的“方”，参看：其实刘雨《金文※京考》，《考古与文物》，1982年3期，69－75页。刘雨指出，“方”与“镐”应当邻近，而且是在它的西面，比较合理。如果这一判断正确，则方的位置很可能是在今长安县的西面，即户县一带。
44 卢连成《厈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
45 吴其昌《金文世族谱》，北平：商务印书馆，1936年。
46 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北窑西周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张家坡西周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此外，平顶山应侯墓地的报告也即将出版。另外，有些老报告，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上村岭虢国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也都应该重新阅读。
47 最后，回到“开放的史学”，我还想再说两句。读者可能会觉得，我的研究，家法有点乱。我承认，今天的学术研究都是分工体系下按部就班的知识生产（而且是产业化、集团化，已达到“四海无闲田”的地步），但我是把研究和干活分为两件事，不以为什么都得按自己的职业讲话，不允许越界和串行。我认为，真正的研究，都是以问题为中心，碰到什么解决什么，不懂不会了，就去请教别人或开发自我，该补什么补什么，而不是按学科的生产流程讲话。特别是在“三代考古”的研究上，我是“三代无学科”论（张光直先生的说法）。这也是我理解的“开放史学”的一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