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奠定了汉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模式

(2009-02-03 17: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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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夏商周三代奠定了汉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模式

汉族源流七

汉族今天能够发展成为占全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这主要是在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历史上，虽然经历长达四五千年的艰难险阻、屡遭周边民族和各种外来民族文化的浸入，但却始终顽强地维持、弘扬了自己的农耕礼仪文化,并且以举世无双的汉民族文化长期独步于时,引领和吸收周边民族文化和各种外来文化,维系和巩固了汉族和汉文化的不断发展壮大。

所以，历史上中国汉族先民凭借独步于时的农耕礼仪文化，兼容周边民族文化和各种外来民族文化，使之源源不绝地融入到历史悠久、深邃博大的华夏和华夏文化之中,这应该是汉族历史经久不衰、人口不断壮大、文化长期昌盛的根本原因。

现在看来，夏商周三朝则是汉族先民奠定和形成了，兼容不同民族文化、融合周边民族文化，不断壮大华夏和华夏民族文化，这一举世无双的汉民族融合其他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模式。

一、夏朝确立进入中原民族的统治地位

1、夏朝夏人就是进入中原的大族

夏朝夏人是源自西部的古代羌人。《史记·夏本纪》说：“帝舜崩……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帝王世纪》指出：当初“禹受封为夏伯。” 所以夏朝之称“夏”，是以原来的封地的名来称国名。这是历史上中国的一种通例。

不过，《史记·六国年表》也明确无误地提出：“禹兴于西羌。”《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也说：“伯禹夏侯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因此，夏禹生长于西羌，兴于羌，本西羌夷人，也就是说夏人本源于西羌，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

现代学者徐中舒在《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所撰，“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称谓”一文便主张：“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他认为：“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

在研究了有关史料后，徐中舒先生还在《羌族史序》中向我们揭示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族在黄河流域完成的一个统一的大国。”这也就是说，建立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夏人，是以古代羌人为主体的。

所以，《说文》释“夏”是：“中国之人也。”《注》提出：“以别于北方狄，东北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僥，东方夷也。”

2、活动在中原东部活动的东夷

按照《尚书夏书》《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等汉文古籍的记载，夏朝及夏朝之前的中原东部，生活繁衍着支系众多的夷人。诸如居于青州（今泰山以东至海滨）的莱夷，居于徐州的淮夷，居于扬州的卉服岛夷，居于冀州东北靠海的皮服鸟夷。此外还有风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阳夷、方夷等等。

如果从汉族先民形成发展的历史渊源来看，汉文古籍所记的东夷，应与传说时代与“五帝”同时的太昊及其后裔有关。这也与汉文古籍所记“太昊居陈”所反映出来的、繁衍活动今河南淮阳东部的汉族先民相吻近。

东夷应是后来华夏文人对他们的记称。历史上他们世代滋息繁衍在中原偏东、蔚延至滨海的广大地区。他们发明了取火、从事采集和结网渔猎，他们中的一部分创造了兼营交换贸易的农耕文化。

还有一部分东夷则逐步向西，进入中原成为活动在中原地区的狩猎者。传说时代与以炎帝为首的由西向东进入中原的姜姓羌人，以及以黄帝为首的从西北进入中原的游牧者，发生冲突的“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应该正是活动在今山东西部和河北南部的、族属东夷的中原地区狩猎者部族。

3、东进的羌人和西进的东夷融合成中原大族

夏朝夏人主要就是东进中原的羌人和西入中原夷人。现在看来，夏朝时已经初步存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区域文化观念。如《尚书·禹贡》记载有“夷”“西戎”和“蛮”，虽然对于“夷”和“蛮”没有指明具体的方位，但是对当时的“夷”，却明确是主要活动在中原东部青、徐二州的。《史记·五帝本纪》有殛禹之父鲧，“于羽山以变东夷”的记叙，这正反映出由西东进的古代羌人，与自东向西的东夷之间，民族文化上的微妙密切关系。

夏朝时活动在中原东部的夷人，是活动东部地区的渔猎者的后裔。夏朝进入中原的羌人与东夷之间，有着重要而又密切的关系。仅《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双方往来，就有：“后相即位居商丘。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芬三年，九夷来御。”“后泄二十一年，命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这就反映出，古代羌人东进中原必然遇到的强势者就是东夷。正是东进中原的古代羌人，与西进中原的东夷，融汇成当时屹立在中原的大族夏朝夏人。

所以，汉文古籍《尔雅·释诂》指明了：“夏，大也。”而《尚书·正义》注云：“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可以说，这是从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融合的意义上，向我们指出了：夏朝夏人就是在中原建立夏朝的大族，他们主要就是古代羌人和东夷。

二、商周奠定以农耕文化发展壮大汉族的模式

1、商朝商人是随朝代改名而称的夏人

继夏而兴的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朝的主体民族商人仍然是夏人，只是因循商朝国号改称而被称为商人而言。

商人原是生活活动夏朝在东部的,也曾建立侯国。他们的历史渊源不同于由西东进的夏，其始祖契，曾居于商，故而得名。自契至汤，经历14代，迁居8次，主要活动地在今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从事迁徙性的农业和贸易交易，这与东进夏人的定居农耕相比显得较为落后。

夏朝时商人造马车、造牛车，逐步兴旺起来，在历法和商业、农业方面的知识，比由西东进的夏人先进，形成代夏兴起的局面。汤从商丘迁居亳，作好了灭夏的准备。商灭夏后，国名由夏改称商，一部分夏朝统治者北跑，融合到北方少数民族之中；绝大部分夏人，随朝代名而称为商人。

商朝时商人的主体仍是夏朝时的夏人。夏商两朝的夏人和商人，不仅在生活地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是完全继承的关系，并且在语言文字和心理习俗等方面，更是继承发展而没有什么变化。例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夏文化的“图画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夏人和商人在天文、历法上上的一致，反映了语言的相同；在宗教上则都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相结合；婚姻丧葬习俗上的相同，更说明夏人和商人都属于同一民族。

在历史上中国，夏朝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机构出现和产生，也标志着按地域、而不是按血缘划分人们的民族正式形成和产生。商朝取代夏朝，是汉族先民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取代另一个朝代，不是一个民族取代另一个民族。

商朝商人只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而带来的，汉族先民随国号而称的一个指称。不过值得一提的倒是，商朝商人与西部羌人的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则可以反映出，中原农耕者与羡慕中原农耕文化，不断东进中原的畜牧者之间，不可分离的相互依存关系，以黄河中下游中原农耕礼仪文化为凝聚的，汉族先民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已经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2、兴起西部的周人代商建周

建立周朝的周人，原来是夏朝和商朝时的诸侯。传说周人始祖弃与夏始祖禹、商始祖契都为帝舜时的大臣。弃任尧舜时的农官，号曰后稷，说明周人本是在西部发展农耕者，“其后人不窋，弃稷不务，自窜于戎狄之间。”反映了周人在西部发展的农耕文化，是与戎狄等游牧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实际上应是不断融合游牧民族文化的农耕文化。

武王克商建立周朝，大批周人东迁中原。原本就是夏人一部分的周人，在周朝的记载中他们不仅依旧自称夏或华夏，而且将在山东、河南等地新建的东方侯国记称为东夏，进而将之与西部的周人侯国合称为诸夏、华夏。

周朝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夏人，因为周朝领土的扩大而使其活动的共同地域，也得到了扩大，具有大国和中土意义的“中国”，也由夏商时指王畿所在地、众国之中和大国，进一步转为除了具有众国之中和大国的含义之外，还具有与“华夏”等同的族称和文化的含义。这样，历史上中国汉族先民的主要源流华夏，又成为融汇东西部各民族文化后的、中原民族和地域文化的特定指称。

随着周秦之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文化大融合，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各民族文化陆续进入中原，不断地在中原学习和接受华夏文化，以及中原华夏的逐步向外开拓，作为古代“族群”的华夏，自然而然地包括了进入中原的各民族；作为“地域”华夏则是指不断地扩大，从原先的黄河中下游中原发展为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华夏活动地区；而作为华夏“文化”华夏，遂被视为中国古代不断繁荣昌盛的农耕礼仪制度，以及汇合以华夏为主的中国古代各民族创造成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

所以说，从周朝开始，汉族先民实际上已经成为由不同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人们，在长期的互相交往中形成的、不断发展壮大的民族体了。他们以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中原为共同活动地域的核心、以兼容游猎畜牧和捕捞采集的农耕生产为社会经济基础、以传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华夏农耕礼仪文化为标致，从而凝聚和融合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