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如何研究中国通史

时间:2014-04-14 00:38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1225 次

钱穆先生字宾四，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民国前十七年）六月初九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先生自幼天资聪颖，刻学苦读，十八岁出任乡村小学教师。三十六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以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误言，震惊北京学术界。同年任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

钱穆先生字宾四，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民国前十七年）六月初九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先生自幼天资聪颖，刻学苦读，十八岁出任乡村小学教师。三十六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以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误言，震惊北京学术界。同年任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民国二十六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为先生讲授史学之始。民国三十八年先生赴港创办新亚书院。四十四年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之邀，在该校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五十六年秋，先生与夫人返国定居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五十七年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七十五年受聘为总统府资政。民国七十九年，钱先生迁出素书楼，是年八月卒于台北市杭州南路自宅，享年九十六岁。八十一年，夫人奉先生灵骨，归葬太湖之滨。

中国历史研究法之序

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

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邀我去作讲演。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机构所决定。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

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

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

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动。因初版并为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者。

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

附识：

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于后。

第一讲 如何研究通史

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这一题目，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

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

二

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

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

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
三

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先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