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祝勇
只有文明之国，才崇尚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
▍一
在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博物馆里，收藏着那幅传为北宋画家乔仲常所绘的《后赤壁赋》手卷。在这件手卷中，我们看到的苏东坡，一副温婉可爱的世俗形象，与我们印象中玉树临风的儒者形象截然不同。画面上的人物，面庞饱满，目光柔和，透过宽松的衣袍，还可看见他微微隆起的肚腩。他挽着袖口，一手提着一壶酒，另一手拎着一条鱼，站在一个庭院里，那庭院是用藤条围起来的，朴实无华，唯有庭院另一端的一丛竹子，暗示着它与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某种联系。
▲ 乔仲常《后赤壁赋》手卷局部
在黄州，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院子里，站立着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文人和政治家。
一位在历经荣华和苦难之后，在死亡的边缘获得重生的艺术家。
所谓重生，就是一个人从父母那里获得生命之后，自己要再给自己一个新的生命。
对苏东坡来说，这个新的生命，是黄州赋予他的。
那时的他，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心高气傲，把自己当作救世主。他开始懂得苦难，能够与苦难和平共处，甚至，能够从这种共处中，重新塑造了自我。
只是，在疼痛和彷徨的处境里，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生命理想，在最暗郁的历史底层，像等待一轮明月，仰望着那永恒不息的美的光芒。
那是如大自然一般纯洁和质朴的光芒。那个叫苏东坡的男子，在旷野里栉风沐雨，生命早已摒弃了那些华而不实的绚烂，而归入了平淡。他已“忍不得一点艳俗一点平庸一点谎言一点逢迎”，他在“排挤贬谪流放中黯然想象着那些梦幻的理想和衣裳。”
整个宋代艺术都跟他一起，摒弃了华丽，走向了质朴。就像画卷上，他所身处的那个花园，“玲珑剔透的形式被视为过于华丽或逢迎而被抛弃，相反，淡雅的甚至是不精细的却被视为更加真诚和自然。”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苏东坡见到了自南国北归好友王巩和随他远行的歌伎柔奴。当年王巩是因为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的，他的歌妓柔奴毅然随他远行，一路颠簸，前往岭南。那貌似柔弱的女子，饱经磨难之后，“万里归来年愈少，笑时犹带岭梅香”，令苏东坡大感惊异。对于那荒僻遥远的流放之地，柔奴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让苏东坡更受震动。此后的岁月里，苏东坡无论身处怎样的绝境，内心都会从容不迫，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柔奴这小女子的影响。
苏东坡《定风波》是这样写的：
常羡人间琢玉郎，
天教分付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
风起，
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
微笑，
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是吾乡。
就在苏东坡把黄州当作自己的故乡，决心作个安然的农夫时，他的命运，再一次发生转折。
林语堂说：“也许是命运对人的嘲弄吧，苏东坡刚刚安定下来，过个随从如意的隐居式的快乐生活，他又被冲击得要离开他安居之地，再度卷入政治的旋涡。蚂蚁爬上了一个磨盘，以为这块巨大的石头是稳如泰山的，哪知道又开始转动了。”
苏东坡是在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春天里得到朝廷的调令，到离汴京不远的汝州，任汝州团练副使、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的。应当说，即将离开黄州，苏东坡的心情格外复杂。因为这天高地远的黄州，将他生命中的悲苦、艰辛、安慰与幸福都推到了极致。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诸如我们熟悉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还有号称“天下行书第三”的《寒食帖》，都是在黄州完成的。这黄州，已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想带走，却无法带走。
▲ 苏轼《寒食帖》
▍二
苏东坡是在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初一抵达黄州的，当时身边陪伴他的，只有乌台诗案之后一路随行的儿子苏迈。那时的苏东坡，不是衣锦还乡，是流落他乡。他最怕的不是生活的艰难，而是内心的孤独，“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小城隔断了一切熟悉的事物，让他感到无限的空洞和孤立无依。
但苏东坡的生命里从来不缺朋友，马梦得，与苏东坡生于同年同月，也是他一生中最忠实的伙伴。二十多年前，他们在汴京相识，那时马梦得在太学作官。有一次，苏东坡前去探访，苦等不来，百无聊赖之际，在墙壁上信手写下杜甫《秋雨叹》，然后掷笔而去。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马梦得归来，看到这首诗，被“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二句触动，竟然愤而辞官，自此终生不仕。
苏东坡后来写道：“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者。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意思是说，这一年出生的人，没有富贵之人，若论穷，他苏东坡和马梦得定会力拔头筹，假如他们这两个穷鬼再PK一下，则是马梦得更胜一筹，苏东坡甘败下风。
▲ 《大隋求陀罗尼经咒图》
在宋代，星命术已十分发达，人们已经普遍使用十二星座来推算人的命格与运程，只不过那时候不叫十二星座，而叫“十二星宫”。刊刻于北宋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的《大隋求陀罗尼经咒》，上面绘有有一幅环状的十二星宫图，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十二星座图案几乎没有区别。北宋傅肱写了一本《蟹谱》，收集了许多跟螃蟹有关的典故，其中说到，“十二星宫有巨蟹焉。”南宋陈元靓写了一部家居日用百科全书《事林广记》，在天文类中提到一张《十二宫分野所属图》，将十二星宫与中国十二州相对应：宝瓶配青州，摩羯配扬州，射手配幽州，天蝎配豫州，天秤配兖州，处女配荆州，狮子配洛州，巨蟹配雍州，双子配益州，金牛配冀州，白羊配徐州，双鱼配并州。
不懂星宫，这些宋代典籍，就变成了迷宫。
苏东坡显然是懂星宫的。他曾说过：“退之（即韩愈）诗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翻译过来，就是：我与韩愈都是摩羯座，同病相怜，命格不好，注定一生多谤誉。
无独有偶，苏东坡身边最好的朋友马梦得也是摩羯座。或许正因如此，他们只能惺惺相惜，因为他们谁都不能嫌弃谁。对马梦得的境遇，苏东坡觉得自己是负有责任的，所以他希望自己将来会有钱，这样就可以让马梦得脱贫致富，买山终老。没想到自己非但没有飞黄腾达，反而以戴罪之身被贬黄州。更没想到的是，他刚到黄州，马梦得就像跟屁虫一样尾随而至，陪他到黄州受苦。
▲ 乔仲常《后赤壁赋》手卷局部
两个倒霉蛋从此抱团取暖，在黄州开始了躬耕生活。
那段日子，他们仿佛在渡着一条命运的黑河。
他们的身体可以受苦役，精神可以被屈辱，但是，那藏在内里的对生命真挚的爱，仍使脸上有了笑容。
为了纪念那段时光，苏东坡写下《东坡八首》，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这位朋友：
马生本穷士，
从我二十年。
日夜望我贵，
求分买山钱。
我今反累生，
借耕辍兹田。
刮毛龟背上，
何时得成毡？
可怜马生痴，
至今夸我贤。
众笑终不悔，
施一当获千。
▍三
与黄州隔江而望的樊口，有一个酒坊主，名字叫潘丙。他本是考不上进士的举人，但已绝意功名，卖酒为业，于是与嗜酒的苏东坡有了交集，也成了苏东坡在黄州结识的第一位市井朋友。
经潘丙介绍，苏东坡又结识的另外两个朋友，一个叫古耕道，一个叫郭兴宗。前者真诚淳朴，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人头也熟；后者自称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代，在西市卖药。苏东坡没读过鲁迅《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但有药有酒，苏东坡的生活就有了声色，有了魏晋一般的风雅。在苏东坡眼中，他们虽说是市井中人，但是身上闪烁着质朴与本份，比一般士大夫更讲义气，苏东坡黄州五年，得他们的照顾不少，开垦东坡，他们也都出手相助。透过《东坡八首》中，我们也能看见他们的影子：
潘子久不调，
沽酒江南村。
郭生本将种，
卖药西市垣。
古生亦好事，
恐是押牙孙。
家有一亩竹，
无时容叩门。
我穷交旧绝，
三子独见存。
从我于东坡，
劳饷同一飧。
可怜杜拾遗，
事与朱阮论。
吾师卜子夏，
四海皆弟昆。
苏东坡自称：“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这很像《论语》中子夏说过的一句话：“四海皆弟昆”。春秋时代的一天，孔子的弟子司马牛见到了他的师兄子夏，愁容满面地说：“人家都有兄弟，多快乐呀，唯独我没有。”子夏听言，安慰他说：“有人曾说，‘一个人死与生，要听从命运的安排，富贵则是由天来安排的。’君子认真地做事，不出差错；和人交往，态度恭谨而合乎礼节。那么普天之下，到处都是兄弟，又何必担忧没有兄弟呢？”
南朝萧统《文选》收有《苏武诗四首》（又名《苏武与李陵诗四首》），据说是苏武自匈奴返回大汉之际，李陵置酒为苏武送行，两位“异域之人”，一别长绝，于是互相唱和，完成这组诗。第一首开头四句便是：
骨肉缘枝叶，
结交亦相因。
四海皆兄弟，
谁为行路人。
……
苏东坡虽然怀疑这些诗都是后人的伪作，但诗中表达的那份四海兄弟的旷达之情，他还是认同的。在中国历史上，战乱流离、身世沉浮，往往把士大夫抛向底层，去体验命运的凶险与民生的艰辛，只是当这样的命运施加在苏东坡头上，带来的结果并不纯然是老庄的遗世独立、竹林七贤的装疯卖傻，更不是王羲之的宇宙玄思，而是对现实苍生更深切的爱。中国历代士大夫，很少有像苏东坡这样放下身段，真心跟贫下中农交朋友的。这使他的文学和艺术，比李白更“接地气”，又比杜甫更超拔，既有个人的风雅，也融汇了百姓的疼痛、无奈、悲怆与挣扎。
前面几讲谈到的宋代文学与艺术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宋代，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庶民的文学”与“庶民的艺术”。在此之前，无论王羲之，还是陶渊明，都试图以美，来化解现实与死亡对个人的压迫，但他们的思维，还是士大夫式的，终究是来自个体生命的微小抵抗，也透射出来自个体生命的纯美光芒，但终不像宋代，成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诉求。
▲ 《清明上河图》局部
中国历史走到宋代，经五代之变，门第意识已经几乎被扫荡无余，科举的普及、糊名制的使用，使得各级政府的决策者，基本上出于平民——对此苏东坡的体会最深，加之宋代商业的繁盛（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有全景式的表达），个人流动性与自主性增加，使平民精神在文学与艺术的血液里流动，文化不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教化，也可以通过市场自下而上地进行重塑。文学里的古文运动、书法和绘画走向平实与深远，建筑、家具、戏曲、版画、小说也受到文人的全面推动而发生质变，与大众的生活需求更加契合，这样的变化，在中国的艺术史上，堪称“史无前例”。“唐宋变革”在文学与艺术领域的这一连串衍化，归根结底是“庶民的胜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东坡不是山水间的隐居者，不是一个纯粹的打量者，更不是那个时代的叛逆。他是山水间的一粒沙、寒林中的一块石。他有着一位艺术家高逸而虚静的心灵力量，使他不被溷没于污浊的现世，又用一个庶民的身体，收纳他作为文人的所有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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