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孙子》可为王者“师”，其实也可为现代领导者之“师”。综观孙子的思想，可以发现其最重要的核心观念就是“知兵之将”。他在兵法中全面论述了有关“将帅五德”、“将有五危”、“静幽正治”、“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等思想，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将帅理论体系，尽管这一理论受其时代的限制有其自身的局限，但从指挥者素质和修养的角度看，其普适性和超越性对现代领导者又不无启示。
一、以智为首的五德兼备理论
《孙子兵法·计篇》有言：“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此即后人总称的“将有五德”，它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一名将领的素质修养，抓住了一个优秀将领最基本的评价标准，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五德的顺序排列中，孙子将“智”列为第一。兵家尚智是应对残酷战争现实的需要，战争是人类最复杂最具有迷惑性的人类活动之一，战争的瞬息万变和重重迷雾要求战争指挥者必须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复杂的形势面前“动而不迷，举而不穷”。
有意思的是，孔子也曾将“智”列为第一优先，所谓“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1］中国古代文武二圣都如此重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而值得分析的问题。照逻辑来说，所谓“不惑者”就是对于所面对的问题有彻底的了解，对于所遭遇的情况有完全的掌控，这样遂自感到一切都有把握，没有疑惑，无疑惑自然也就无忧惧之必要。所以，智者不仅能“仁”，而且也必有“勇”，“智”实为仁、勇的先决条件。
这样的思路，对于身处市场经济时代的领导者而言，又何尝不是良好的启示。现代商业环境，动荡不安，扑朔迷离，各种商机稍纵即逝，唯有大智之人才能真正成为生意场上的主宰者和胜利者。所以，我们强调和呼吁现代领导者要特别重视智力竞争，提高和强化自身的智能素质。在这样一个思维观念深刻变革的时代，胜人的智谋和战略头脑是一名领导者首先应具备的大素大养。
“信”也很重要，孙子在将帅五德中将其列为第二位，可见其对“信”的重视。对将帅或领导者而言，“信”是维持其组织凝聚力的先决条件。任何组织或团体，假使其成员之间无共信，则这个组织就很难维持其存在。《孙膑兵法·威王问》篇中说，齐威王问孙膑：“令民素听，奈何?”孙膑曰：“素信。”［2］孔子也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3］
当然，我们对于“信”的理解又不能过于狭隘，它一方面是诚信，强调要以诚待人，恪守信用，彼此可以信赖。另一方面，又是威信，令行禁止，有权威性，上面对下面，说话算数，下面对上面，绝对服从。进一步讲，“信”又可以理解为“信念”，它反映了一名优秀组织者坚定的理想、执着的追求。这种信念，表现为一种对事业的全身心投入，表现为一种克服困难的坚忍不拔的毅力，表现为一种常人所不具备的“战略定力”。
值得强调的是，信誉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树立起来。然从另一角度讲，要对“信”加以破坏则是非常容易的，长期守信得来的信誉，很可能因一次失信就造成人格破产。因此，作为领导者不仅要坚持不懈地诚信待人，树立信誉和威信，而且对建立起来的信誉要时时珍爱，不断提高信誉的质量，扩大其影响面，从而提高自己的领导力、统御力和感召力。
所谓“仁”，是一种中国兵家特别强调的仁爱品德。“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从这个“仁”字上，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孙子兵法》的影响。“仁”说到底就是爱，就是同情，要求将领对待他的士兵像对待他的子弟、儿女一样，所以孙子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HT10.,4.SS〗谷〖ＫＧ－2〗〖HT10.,8.SS〗奚〖HT10.SS〗；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地形篇》）
这一方面，战国名将吴起是典型代表。吴起为魏国将军，行军中自己背负粮袋，把马让给体弱的士卒骑坐，自己徒步行军，并与士卒同吃同住。有个年轻士兵生了背疽，吴起亲自为他吸出脓汁，使他转危为安。吴起仁爱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赢得了士卒的爱戴，所以才能“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战和)。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4］
对于一名现代领导者来说，这个“仁”字同样重要。有了这个“仁”，你才能通过你的道德影响力获得部属心悦诚服的信任，才能与下属之间形成一种自然沟通和自然包容的默契，形成一种无形而牢不可破的内在凝聚力。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说：“凡身为上司者，必须有一颗体恤的心，尤其是站在领导者立场的人，更需要这种素质——体恤属下。”［5］
所谓“勇”，是指勇敢精神。这种精神是一名优秀将领或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素质。确切地说，它更体现为一种勇于决断的魄力。所谓“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6］日本企业家孙正义说过：“非得有九成胜算才行动的人，会被以七成胜算为行动依据的人所打败。”；［7］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也说：“如果有50%的把握就上马，有暴利可图；如果有80%的把握才上马，最多只有平均利润；如果有100%的把握才上马，一上马就亏损。”［8］当然，这种“决断”绝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一种理性的冒险，是建立在“敏锐洞察”和“大局在胸”基础上的气魄和胆识。
“严”作为“仁”的补充，不是“不仁”，而是为了追求“大仁”而必须选择的冷酷手段。严”，更体现出一种感情的“冷漠”和“铁石心肠”。这是从事生死较量的将领必须具备的一种“冷血”，也是面对残酷竞争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一种不为情动的坚定意志。“严”与“仁”相辅相成，“严”表现为一种外在的约束力，“仁”表现为一种内在感召力，两者缺一不可。松下幸之助说：“身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能做到宽严并济。如果一味宽大为怀，人们就会松懈而不求上进；但如果一味严厉，部下便会退缩，不敢以自主的态度面对工作。所以宽严并济非常重要，这并不是说，宽容和严厉各表现出一半来。严厉愈少愈好，如百分之二十的严厉加上百分之八十的宽容，或百分之十的严厉加上百分之九十的宽容。”［9］宽严适度，恰到好处，才能使员工口服心服。
总之，“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的素质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只有把这五者融为一体，发挥整体功能，才能成为高素质的领导者。当然，五德皆备，并非要求领导者都是“全能将军”，而是说，五德各方面的基本要求必须具备。在五德皆备的前提下，一名领导者应扬长补短，勤于学习，勇于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才能成为一代跨世纪的优秀领导人才。
二、“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政治品格。
孙子在《地形篇》中说：“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意思是说：作为将帅，胜利时不居功图名，失败时不推诿罪责，考虑问题只知道保护民众，有利于国君，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珍宝。
这段话是孙子对君将关系的论述，它集中体现了将帅在处理这种关系时应当具备的政治品格，也可以说是衡量现代领导者的一种极高的道德境界。美国“领导与领导学会”主席弗朗西斯·赫塞尔本曾说：“领导就是应该将成功与大家分享，而主动承担弱点和失败的责任。”［10］
然而，“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在现实中真正做到却相当不容易。就战争领域而言，这关系到将帅的功过是非，甚至身家性命。历史上大量的事实表明，在违抗君命的情况下，将帅们打了败仗自然是人头落地，但打了胜仗也不一定有功。所以，平庸的将帅总是唯君主之命是从，从不敢说一个“不”字。结果呢？是民族遭殃，国家受难。中国历史上称这样的现象为“中御之患”。就现实社会而言，也存在“一切唯领导马首是瞻”的现象，如果自己的意见与领导相左，则要么闭口不谈，要么自我检讨，这符合所谓的“官场”理论，它的“好处”是，即使将来工作上出了问题，造成损失，责任也在领导身上，自己不必承担什么后果。但可怕的是，领导者本身上面也有领导，很多部属下面也有部属，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不唯实”、“只唯上”的恶劣风气。
所以，领导者的思想道德修养之优劣，将决定着整个事业的生死兴衰。那些具有卓越的政治思想素养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披肝沥胆、以奉献为荣，把国家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诗）的领导者，才真正称得上是国家的“珍宝”。
值得一提的是，孙子在《形篇》中还提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最高境界是“无智名，无勇功”，这对竞争时代的领导者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平常的对抗和竞争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方非常轻易地战胜了另一方，没有激烈对抗的场面，显得平淡无奇；一种是双方拼杀得异常激烈，场面十分壮观，最终一方十分艰难地战胜了另一方。平常人往往对前者不屑一顾，却会给后者很高的褒奖。而在孙子看来，这是大错特错的，真正应该奖励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因为，前者要比后者高明得多，他已经把对手的弱点摸清楚了，捕捉的交战时机十分恰当，采取的方法也非常正确，所以在战胜对手时显得平淡无奇，但他给国家或企业造成的损失却最小。这才是真正的“进不求名，退不避罪”。
三、“静以幽，正以治”的性格情操修养。
关于将帅的情操修养，孙子有一句深具哲理性的名言，即“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篇》）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包含着相当丰富的内容。
“静”意为沉着镇定，杜甫曾称赞诸葛亮“指挥若定失萧曹”，一个优秀的将帅必须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11］具体而言，就是从不急躁，从不狂热，而是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惟有在这样的冷静状态下，你的思维才能保持正常。很显然，这种冷静，是一种理智的冷静，从不掺杂过度的个人感情；这种冷静，表现在他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能够把激化的问题冷处理；这种冷静，表现在他能够承受常人感觉不到并且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具有一种常人所不具备也无法理解的沉着和稳健。
“幽”意为深谋远虑，藏而不露，通俗一点说，就是什么主意都藏在肚子里，脸上看不出来，嘴上也不说，举止行为深隐难测，这对领导者而言，在很多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正如孙子所言：“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九地篇》）另一方面，“幽”又意味着：遇胜不骄傲，遇败不沮丧，能够以理智控制自己的情感，以意志正视严峻的现实，表现出一种“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宗泽诗)的大将风度。从深层次讲，“幽”反映了道家的一种修养，反映了一种高深的以静制动的统帅品质，更反映了中国管理与西方管理明显不同的一种境界。
“正”意为公正无私，对领导者而言，就是以身作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2］对此，孙子虽没有专门论述，但有关语句散见于诸篇之中，如“令民与上同意”、“修道而保法”、“视卒如爱子、视卒如婴儿”、“上下同欲者胜”等，还有的是从反面告诫，如“利而诱之”、“亲而离之”等。
“治”意为条理井然，指的是将帅治军作战要耐心细致，有条不紊。孙子说：“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势篇》）这就是所谓的“以治待乱”，战场上，战机转瞬即逝，如果将帅在指挥中杂乱无章，抓不住要害，作风拖沓，那么，轻则失去歼敌的机会，重则被敌所歼。现代社会竞争亦如此，一个小小的疏忽大意，一旦被对方利用，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由此可见，“治”是将帅或领导者品格修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总之，借鉴孙子的上述思想，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领导者，既不应像刘备那样“怒而兴师”，也不应像关羽那样 “大意失荆州”，要时刻加强情操修养，进行性格重塑，做到“吾日三省吾身”，［13］并以知识和实践为基础，修成“静以幽”的性格情操和“正以治”的管理效果。
四、“力戒五危”——面对危机时，避免性格缺陷。
孙子在《九变篇》谈到：“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这是从反面论述了将帅的五种性格缺陷，也可以说是五种致命弱点，孙子认为它们是军队覆灭、战争失败的根源。
所谓“必死”，是指有勇而无谋，—味地拼死。这里的“必”是“过”的意思，不怕牺牲本来是将帅的优良品格，但如果超过限度，就成了无谓的牺牲，成了拼命主义。
所谓“必生”，是指将帅贪生怕死，不敢冒险，临阵畏怯。这里也包含有固执一端的意思，战场上当然要爱惜生命，但两军相逢勇者胜，越是贪生怕死，越有被俘虏的危险。
所谓“忿速”，是指将帅性格偏急、刚烈而急于求成，这容易被敌人的侮辱所激怒，因而急躁兴战，招致失败。
所谓“廉洁”，是指廉洁好名，过于自尊。廉洁本来是一种好品德，但是过于追求廉洁的好名声，就可能因敌人所散布的流言蜚语而感到羞辱，以致不顾利害得失，舍身以炫名，这也是很危险的。
所谓“爱民”指的是姑息求全。爱民本来是一种好品德，是为将五德中“仁”的具体表现，但将帅的“仁”，应是一种“大仁”，即是从大局出发，以取得战争的胜利为最高目标，而不应挂念于小的“爱民”。否则，会被敌人的暴行所烦扰，为敌所诱，忙于应付，最终危及全局。
总之，孙子在此提出的“五危”应看作是对“五德”的必要补充，孙子在提倡五德的同时，又强调不能超过限度，告诫将领要力避五危。指出凡具有此五种倾向的人，其性格中都潜藏着某种危险，即使是出于良好的愿望，也会带来“覆军杀将”的后果。
如果从哲学层面解释，这实际讲的就是“度”的把握问题，它深刻反映了传统哲学的“中庸”思想。所谓“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常行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至也。”它提示我们，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领导者不要片面，不要偏激，不要太趋向和执着于某一端，无论是战略决策，还是政策执行，都要充分留有余地。
在实践中，我们把握“度”，很难去精确地量化“太过”的一端，或者去精确地量化“不及”的另一端，而是要从整体上迅速把握住两端中间的最佳点。这种整体上迅速把握能力，取决于领导者的素质，来自于他的一种战略上整体和谐的灵感，也就是说，他所做出的决策和采取的行动，从整体上看非常得体，在各层结构上非常到位，与周围各要素的联系也非常顺畅和简捷，形成了一种既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的整体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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