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大部队终于全部渡过湘江。
从11月25日到12月1日，历时7天的生死搏斗，红军官兵冒着枪林弹雨，终于从敌人虎口中冲出宝贵的三万将士。
越过湘江，红军将士回过头去看着成堆成片的战友尸体，看着被染红了的湘江水，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血的河……泪的河……
人民在流泪，革命在呻吟，凄厉的江风挟裹着阵阵血腥和硝烟味扑面而来，令人呼吸维艰。
伟人与常人最大的不同不在于如何赢得成功，而在于如何面对失败。失败使每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心在流血，更使导致失败的领导人痛心疾首。
在失败面前，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思想、非凡的智慧和胆略，再次脱颖而出，赢得人心，赢得多数，扮演了改写历史的重要角色。
伍修权同志说：“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
湘江惨败后，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革命的路，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走！
于是，他们纷纷向自己真正的领袖靠拢。
老山界，是越城岭南麓的一座险峻的高山。这里山峦重叠，树密林深。一条崎岖山路盘绕在崇山峻岭之间。
队伍排成单行，沿着山沟斜斜地向上走，似乎一只盘山爬行的长蛇。队伍中央，几副担架摇摇晃晃，担架上的毛泽东，环顾着周围拔地而起的高山和山巅上缭绕的白云。
后面，密集的机枪声远远传来，飞机的嗡嗡声变成了无可奈何的叹息。红五军团负责垫后，仍在和敌人激战。
但是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只要撤上山腰，居高临下，就能以一当百。
况且，广东军和广西军是被蒋介石逼上战场的，他们卖过一阵力之后必定撤回老家，剩下薛岳一支孤军，自然也不敢和惯打山地战的红军正面冲突。
湘江恶战，红军损失了半数以上人马，这是比广昌战役还要大的惨败。
红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少共国际师几乎全部阵亡；红三军团损失惨重，第十八团丢掉了；红一军团伤亡近半……
当转移之初，红一方面军浩浩荡荡从瑞金、于都和宁化等地出发，共有8万多人，有各类武器3万余件。如今，仅剩下3万多兵力和极少的枪支。
大败激起了红军的大震荡，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熊熊燃烧。人们在思考，在分析，在比较。
后来，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说：“我对王明路线，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才认识的。”
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则这样谈及：“毛泽东同志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套切实可行又能克敌致胜的政策主张，和王明等人从国外贩来的，或从书本上抄来的大而空的政策主张，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则更全面地反映整个红军的情绪：“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博古本人也发现：“这个时候在党内对这条路线的不满、反抗增加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博古“痛心疾首”，拿着自己的手枪在自己的脑袋上划来划去。
危险！聂荣臻上前劝道：“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
人们在比较，在选择！
博古
湘江战役后，聂荣臻因脚伤感染化脓，也坐上了担架，与王稼祥的担架并排而行。
湘江惨败后，王稼祥的态度更加明朗了。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王稼祥，这位从“左”的营垒中杀出来的“浪子”，坚决主张把李德、博古“拉下马”！
聂荣臻这样回忆：“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伍修权后来则这样谈及：“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倡议。他首先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张闻天同志也在考虑这些问题，当即支持了他的意见。”
“接着，他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
王稼祥所做的努力和产生的作用，确实非同小可。为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王稼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血的教训终于使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猛醒过来！毛泽东的威望与日俱增。
绝路逢生的远征队伍日夜在崇山密林中穿行。这时，队伍进入一座罕见的大山，陡峭的黄泥巴路在脑侧升高，担架也随之翘起。毛泽东坚持走下担架，在警卫员的搀扶下和大家一起登山。
人渐渐地登高，众山渐渐地矮下去，视野拉开了，薄薄的雾气生动地铺满山沟，把座座峰峦凸现出来，使之成怒涛之势，仿若一个波翻浪涌的大海。
这番情景，恰如唐朝诗人李白在《行路难》中所云一般。
诗曰：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上了雷公岩，一道宽展的黄泥路斜出山腰，平缓而舒展地起伏在青枝绿叶间。毛泽东踏上脚蹬骑上马背，两腿轻轻一夹，黄骠马蹄声得得，轻快而平稳地奔跑起来。
路面很宽，行军的战士听到马蹄声，纷纷回过头来，发出欢愉的惊叫：“啊，毛主席，毛主席来啦！”
“毛委员你好！”
“毛政委好！”
近两年的屡屡失利，使官兵们愈加怀念毛泽东，怀念毛泽东率领他们打胜仗的日子。如今他们又看到毛泽东扬鞭催马的熟悉身影，无不振奋！
此刻的毛泽东，浑身充满了新生的活力，胸膛里鼓满高原的风。前头就是最高峰。毛泽东猛挥一鞭，黄骠马昂首奋蹄冲上山坡，把旋转的群山甩在脚下。
到得山顶，毛泽东跳下马来，纵目四望，战斗的豪情和伟人的气魄在胸中奔涌，化作壮丽的词章夺口而出：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柱其间。
毛泽东的诗情，“穿山到底出处高”。他就是那压在山下的地泉，一旦喷涌，便成为崖巅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
他心中装着一个汹涌澎湃的大海，日夜奔腾不息，足堪千帆竞发万船远航。他又像那剑峰入云的高山，顶天立地不屈不挠，实为宇宙人寰的顶梁之柱！
难怪鲁迅会说，毛泽东的诗词有“山大王”的气概。其实，毛泽东并未见过鲁迅，也未亲耳听到过鲁迅的夸赞。
那是1934年初，毛泽东去看望刚到瑞金的冯雪峰，见面后毛泽东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毛泽东接着解释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这时，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它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开怀大笑。
大落大起，不屈不挠。退中有进，进中有退。
历史这样写道：毛泽东，一位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挺立起来的东方巨人。
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下一段很生动、很让人回味的话：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
确实，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毛泽东一生的重大转折。
从遵义会议到毛泽东去世，40多年他一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崇敬的最高领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以至世界的历史进程。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到遵义会议，特别在中央苏区的几年时间里，中国革命走过了一段异常艰难、复杂、曲折的历程，毛泽东也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撤职、批评、排挤和打击。
然而毛泽东始终不倒，中国革命依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分水岭”，也是毛泽东人生中的“分水岭”。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曾这样论及：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要是不克服1934年以前那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把革命引向失败的教条主义的话，我们的革命早就垮台了。
遵义会议时，张闻天是一个焦点。如果毛泽东采取彻底清算“左”倾错误路线的方法，那么张闻天就成为批判的对象了。
而实际上，张闻天已从“左”的营垒中分化出来，成为反“左”的勇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张闻天对毛泽东策略思想的理解，必然是更加深刻的。
他这样论及：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显然，毛泽东这次“原则上的让步”，即进中有退的策略，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
其实，毛泽东还退了一步。
周恩来这样回忆：洛甫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张闻天同志
张闻天也回忆说：“在遵义会议上，我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
当时，多数人赞成毛泽东接替博古，只要毛泽东点一下头，就可出任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力推张闻天，因而他又退了一步。
毛泽东退这一步一直退了8年，1938年10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
张闻天当即提出辞职，毛泽东仍不同意张闻天的意见，继续坚持由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
直到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决定》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至此，毛泽东才担当起中共最高领导职务。
毛泽东自然是信得过张闻天的。自张闻天从“左”的营垒中杀出来之后，立了大功，与毛泽东一直紧密合作。
另外，遵义会议并没有清算“左”的政治路线，全党思想一时还很难统一。
毛泽东的思想一贯如此：只有绝大多数人都真正弄清了是非，思想明确了，真心实意拥护了，才能做到自觉地高度统一。
毛泽东这一退，使他显得更有力量，以至挥出拳头而无敌于天下！
不管怎样，遵义会议，终使毛泽东从困境中站立了起来！
不管怎样，遵义会议，终使中国共产党人抛弃了“先生”，自己走路，自己想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成熟！
朱德写过一首纪念遵义会议的诗。诗曰：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确实，遵义会议，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人碍手碍脚的“太上皇”没有了，中国工农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总参谋长刘伯承后来这样说到：“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毛泽东的旗帜终于高高举起，她将指向金沙江、大渡河，跃过雪山草地，映红大江南北，插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毛泽东的旗帜永远不倒！
因为她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因为毛泽东的思维之树，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肥田沃土之中，他将马列主义活的灵魂，注入到中华民族的肌体之中。
周恩来说：“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30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
遵义会议以后，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集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走出了一条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胜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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