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这个党，我们这支军队，就是在无数次的挫折和磨难中成长起来的，几十年的绝处逢生，还要数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最为惊险。
晚年的毛主席回忆遵义会议时总是提到，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为我投了关键一票，中国革命还不知道会走向哪里，华夏大地还会经历几十年的风雨飘摇。
遵义会议油画
主席曾经坦言，当年如果没有他的一再坚持，毛主席甚至参加不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关键时刻影响中国命运的同志到底是谁？
1933年，中央苏区迎来了一位共产国际的“洋钦差”，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到中央苏区来，既没有见过群众，更没有深入实际，手里只有一本教条主义。
这位亘古罕见的大钦差中文名叫李德，是王明的好朋友，他来到之后，博古李德王明这三个臭皮匠就凑齐了，妄图组合起来顶一个诸葛亮。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王明的立场是亲苏媚苏和教条主义的，所谓教条主义就是不顾现实实际，生搬硬套共产国际教给中共的那一套。
遵义会议合影
最典型的就是按照十月革命的模板，首先攻占大城市，这一条，很多人都犯过，不过有人痛定思痛另谋出路，王明这种就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坚定不移。
此时的毛主席在群众中威望很高，自然也就引起了李德等人的不满意，他们认为毛主席是土出身，和他们这些海归不在一个等级上，处心积虑要对付主席。
1931年11月5日，赣南会议召开，三人团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在会议上将矛头对准了毛主席，不由分说的强行撤销了毛主席中共苏区代书记的职务。
但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还是被全军全党上下一概支持，三人团对此气愤不已。
遵义会议会址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召开，为了打击“农村包围城市”的科学思想，三人团再次强行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彻底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架空，流放在大后方做群众工作。
同样也是1933年，蒋介石亲自挂帅指挥了“第五次围剿”，此次蒋介石决心毕其功于一役，从各地抽调部队将近百万，战机二百余家，围剿瑞金。
有了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各军指战员没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可中央的命令传过来，所有的指战员都傻了眼。
迎上去是什么意思？难道要和他们硬碰硬？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李德
蒋介石发动了“堡垒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在中央苏区外围修建3000多座碉堡，采取尽打尽歼的战术步步蚕食，最终收缩兵力围困中共核心。
毛主席虽然身在后方，但心却和前线将士们在一起，尽管三人团不喜欢主席，主席还是坚持提供了自己的建议，且战且退，诱敌深入。
但李德是什么人？是苏联派来的“军事专家”，面对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他竟然喊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我红军战士全军出击。
结果怎么样呢？中央苏区一无高墙坚城，二无深沟壁垒，面对十倍于己飞机火炮的敌军，只能是损失惨重。
会议室旧址
这是毛主席一生中感受到的最无助的时候，可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还在后面，那就是湘江之战。
湘江之战有多惨，八万红军锐减至三万残兵，革命骨干损失半数以上，尸骨顺流而下，江水尽被血染。
毛主席面对湘江发下重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中央红军经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同时不由得和前几次成功的原因进行对比，兵是一样的兵，将是一样的将，唯一不同的就是挂帅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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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让毛泽东同志重回军事指挥位置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相对应的就是三人团越来越民心向背。
望着此起彼伏的群山和灰色天空，许多红军指战员在思考一个问题，红军下一步前进的方向到底在哪里？
每逢大难必有大才，一个人率先找到了毛主席，希望共同探讨红军如何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这个人就是王稼祥。
王稼祥对主席一直很有好感，在长征将要出发的关键时刻，还给了毛主席最重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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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红军进行长征的准备工作时，李德拟定了一份随军转移的干部名单，可这份名单里是没有毛主席的，王稼祥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质问博古等人为什么不带上毛主席。
虽然都知道这是有意针对，但这么多双眼睛看着，李德要是不能说出合理的理由，恐怕这件事情很难善罢甘休。
博古毫不在意地说，他毛泽东既然是中央的苏维埃主席，就应该留在苏区继续战斗。王稼祥听后马上反击，毛主席才是中央红军和苏维埃的缔造者，而不是你们，他不随军转移，你看红军将士们答不答应。
在王稼祥的强烈谴责下，三人团才在转移的名单里加上了毛主席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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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总是惺惺相惜，毛主席也注意到了王稼祥，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发布命令，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一律下放分散到各军团去，采取三人领导小组，由最高三人团领导各三人小组。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主动提出请求，自己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这二位是中央政治局中话语权较重的人物，同时对中国也比较了解。
毛主席认为，如能与这两人结伴同行，便可与他们讨论红军未来的命运和方向，若能得到他们二人的支持，就有利于推行正确的革命路线，扭转目前红军面临的绝境和困难。
毛主席在长征路上患上了疟疾，身体非常虚弱，不得已坐上了担架，王稼祥因为旧伤发作和路途颠簸，同样也躺在了担架上，周恩来同志也病倒了，而张闻天身体健康骑马前进。
会议旧址
三个人在路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认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以来长征途中的情况。
毛主席特别指出，打仗一定要结合实际，并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死板作风，罔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照搬外国作战经验，是非常不正确的，三人在此后还多次就红军部队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谈论。
就是这段相处的时间，让王稼祥和张闻天重新认识了这位苏维埃主席，逐渐被他的远见卓识所折服，也为后来的遵义会议确定地位坚定了基础。
长征期间，大量的电子设备在转移中丢失或者损坏，中央苏区只能间歇地和共产国际联络，由于不了解实际，而共产国际也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指示，三人团顿时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遵义会议
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召开，红军高层内部也对红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博古和李德认为红二六军团实力尚存，应该北上继续会合。
另一方面自然是以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同志为代表，主张红军应该避实就虚，转移到贵州等敌人兵力较弱或者局势较为混乱自顾不暇的地区，发挥红军游击战的优势。
这一次竟意外说服了博古李德，想来是没有共产国际做后盾，他们也举棋不定，只能依靠大多数人的意见，红军分左右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的橘子园地里，王稼祥和张闻天躺着闲聊，因为张闻天也患病坐上了担架，王稼祥问张闻天，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
遵义会议与会人员
张闻天也是非常迷茫，博古李德只会传达命令，至于决策是从来不会让别人参与了，只能叹了口气，没有个目标，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很有办法，前四次不都胜利了嘛，我们读书人是领导不了军队，还是想办法让毛泽东同志出来决断。
张闻天这两句话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逐渐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而其他各纵队也都形成了对毛泽东同志的统一认知。
经过共同讨论后，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提纲完成后就开始充分了解其他领导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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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王稼祥兵分两路，王稼祥找到易荣臻等革命同志进行谈话，毛主席则与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进行了联系。
经过严密商议，最终确定了几条行动纲领：
第一，在遵义会议上只讨论军事领导和指挥问题，不涉及党内政治敏感话题。
第二，把各军团首长指战员都召来一起开会。
之所以会决定这样的方针，主要是为了让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可以最大程度地争取到红军各级干部的支持，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更改。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博古首先就第五次反围剿做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全然不提反围剿战争中自己的指挥失误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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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推卸责任式的报告根本不可能得到各个领导人的认同，周恩来同志发言时更是一针见血，主动指出了三人团的指挥错误，并表示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但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
张闻天在周恩来做完报告后公开表示，自己反对博古的报告内容，一味地将失败的原因推到了敌人太过强大方面，但敌人一直都很强大，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斗争红军就能取得胜利？
张闻天的话让博古有些愤怒，他不相信竟然有人敢直接挑战自己的权威，但张闻天并没有理会，反而拿出了自己准备好的报告。
将博古等人犯的错误从理论到实际，从表面到深层，用最激烈的言辞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迅速引起了前线指挥官的共鸣，只有他们才知道战士们有多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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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会议结束，博古的报告满是推脱，让众人非常不满意，但是张闻天的报告又满是批驳，还是没有解决的办法。一时间，众人仿佛感觉站在了岔口上，究竟该何去何从？
第二天晚上的会议刚刚开始，毛主席第一个要求发言，而且第一句话的矛头就指向了李德同志。
毛主席毫不客气地讲到，博古做的报告是在为自己的错误进行开脱，初期三人团指挥作战十分冒进，中期在进行决策时又太过保守，后期又犯了逃跑主义。
毛主席的这番发言有理有据，会议上的同志纷纷表示赞同，只有一个人出言反对，就是博古和李德忠实拥护者的何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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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克全没有指出毛主席发言的错误，反而是讽刺毛主席的指挥能力，认为他指挥作战能力也没多厉害，只不过是从《孙子兵法》上学来的而已。
听到何克全的这一发言，毛主席哭笑不得，马上就开启了回应，《孙子兵法》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承，你有看过孙子兵法吗？很显然是没有的。
李德同志确实接受过军事教育，是但他在指挥作战时不懂变通，罔顾事实，只是对着一张一点都不准的地图在瞎指挥，战士也是人，要吃饭要睡觉，这些东西在作战的时候难道不应该都考虑进去吗？
最后毛主席反唇相讥，直接称博古李德的用兵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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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稼祥为首的同志们和李德派进行激烈的讨论，李德见形势不妙，竟然擅自离开了会场，最后还是周总理主持了大局。
既然大家争论不休，周恩来副主席提议，进行一次民主投票，说是民主投票，其实并没有纸质的票，而是各方人员充分说明自己的看法以说服对方。
在这种氛围下，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发表了讲话，朱总司令更是明确表示，这种错误的领导我们全军上下决议作出反抗，如果坚持这种道路那么自己就有可能自己探索道路。
就在这时，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稼祥发话了，错误的领导必须要改变，三人团的人选必须要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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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议无人反对之后，王稼祥大胆地提出，由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指挥红军是最合适的，而这一发言也让很多人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其实党内很多人都支持毛主席，但都碍于博古李德的压制不敢发声，王稼祥做了第一人，其他同志自然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表达自己的意见。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周恩来同志主动承认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并虚心地表示接受来自各界的批评，极力推荐毛主席作为中国红军的指挥者，请求组织将拥有正确思想和原则的同志换上来。
周恩来的讲话率真而又坚定，博古和李德万万没想到，身居高位的周恩来竟然会主动承认错误，其他同志纷纷为周恩来鼓起了掌。
与会人员雕塑
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这是王稼祥这关键一票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扶起了毛主席，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能够独立的决议自己的重大事务。
几十年后，毛主席再次回忆遵义会议时，总会多次提及王稼祥给自己投了关键的一票，并不是说真正的投票，而是一种政治比喻。
会议旧址
意思是说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关键时刻的发言，对于当时的局势有着重要的扭转作用，如果没有这一票，中国革命又将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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