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 · 文物考古》2020年第4期
卢剑平
一、笔筒的历史沿革
1、笔筒肇始的试考
笔筒诞生的确切年代或已难考，但仍可通过文献以及遗存的实物资料，通过探究纳笔方式的的历史演变轨迹，去试图旁窥推敲笔筒的萌发与肇始。
从现有资料看，毛笔的出现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建国后，我国多地出土有战国至晋代的单管笔筒儿。如湖北江陵凤凰山和山东临沂金雀山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出土内置有竹笔的黑漆竹笔筒，还有河南、湖南、湖北楚墓及甘肃秦墓，均出土竹、苇或木质毛笔及笔筒儿。以上出土的笔筒，虽为纳笔之器，其用法、形制与明清时期的笔筒迥然，明清笔筒多是口径稍大、能容多支笔的筒状工具。孙机老师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一书中把这种汉代笔筒儿称之为“笔套筒”。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毛笔之一 湖北曾侯乙墓中出土
历史遗存中，曾经存在一些类似“笔筒”形制的早期器物，如下图两件汉、晋的筒型器，但其时代用途尚不确定。倒是在北朝时期就出现了功能明确的笔架，如河北出土的青瓷笔架和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木笔架。张榮的《错综群艺，千古芳华—文房清供概述》一文中提及“笔筒之始作应在东晋时期”，此说应是据宋代无名氏的遗留文本《致虚杂俎》所载追古记事:“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该书并收录故宫所藏一东晋青釉筒型器，定性标称为“笔筒”。然而这类观点均未有可靠的出土古文献资料及实物资论佐证。
到了宋代，人文昌明兴盛，文房用具的功能分化越发成熟，种类多样，款式造型丰富。文献资料和出土的实物，都印证了宋代文房用品数量巨大。如陕西蓝田的吕氏家族墓群就出土了本朝及前朝的多件文房器物。冯先铭先生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一书中说到：“笔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笔之用，始见于宋，流行于清，器型似筒状。宋代笔筒口径较小，传世不多。”台北故宫等多地藏有的“筒形”器，宋代的官窑、浙江龙泉窑有烧造类似器型（坊间多被解读作“花插”）。江苏淮安一宋墓考古发掘出土一批漆器，其中一件口径3.5厘米，高10厘米的漆筒伴随其他文具同出。
孙机提出，唐人已用竹筒贮存文字资料，书筒、诗筒等是笔筒的前身。笔筒应该是出现于元代以后。据此，笔者继续查找元代绘画作品以及许多壁画，据了解，元代绘画艺术作品中，文人书房的情景较少呈现。以下元代刘贯道的消夏图，能看到文房器物少许，其中有多足砚台，带座石砚，笔架等，却也不见有笔筒。
断代争议的白釉器 台北故宫藏
另外，台北故宫藏有一件定为元代江西临川窑的白釉“笔筒”，仔细观察器物的上口沿似乎无釉，更像是截掉器物原来的上部剩下的筒状器，且器物画面不完整，不排除是由其他物件改制。但据万斌老师看法：“此件为典型的后期成熟的米白瓦胎乳白釉器，应非元器，更接近晚明-清早期的广东潮州-漳州窑场白釉器的产品特征。”
笔筒的肇始考究，万斌老师强调要注意几点：一是要避免“望型生义”，不能简单武断的把历代筒型纳物容器等同于严谨意义上的笔筒；二是要坚持功能主义的阐释基调，抓住实用功能的第一性和器用共存关系，结合毛笔演变来同步推演；三是不能游离于文房用品体系而孤立考察，应兼顾情志审美功能的第二性，它的早期形态或多有特殊个性，但器物的社会属性确立，却必须以形成普遍尺度为标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文房用品走向专业化、体系化的产物。
我们认为，结合经验主义和理性精神、也兼顾考古和文献来推断的话，笔筒作为一种成熟的独立器物出现，最有可能应是初步形成于人文精神滥觞、各种文房实用器和赏玩件大量涌现的宋代。但笔筒的使用在元代以前尚未形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习俗，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笔筒的大兴，则与明代晚期的文玩风和书斋文化息息相关（多数学者也据此认为笔筒成型于明代）。
明万历年间的《三才图说》某章节有一图中，一位高士盘坐，其面前的几上明显有一只用作纳笔的笔筒。另，万历时期汤显祖《牡丹亭》、崇祯版《金瓶梅》、崇祯版《瑞世良英》等版画插图中均能见到束笔之笔筒，这些资料为笔筒考古提供了直接的画本图像依据。
明代关于笔筒记载的文本也屡见不鲜，如明晚期人屠隆在《文具雅编》中介绍笔筒道：“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称：“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忌八棱花式。陶者有自古白定竹节者，最贵，然最难得大者，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俱可用。”朱彝尊在其所写的“笔筒铭”称“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红楼梦》第四十回这样记载：“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一书中记载：“万历十三年进口商品中‘正青花笔筒’每个税银四厘、‘青玻璃笔筒’每个税银四厘五毫。”
而纪年墓葬出土文物实例则是最有力的依据。墓葬出土的笔筒实物资料非常少，明代的笔筒出土物也罕见。上海宝山明万历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出土有多件文房器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中的一件带木座的紫檀筒形器，应该就是晚明时期的笔筒。首都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的青玉随形梅花笔筒，是出土于北京海淀区上庄公社。
实物遗存当中，尚有不少馆藏带纪年款的各种材质笔筒传世器，可信度也较高。南京博物院藏明晚期的朱松邻制高浮雕松鹤纹笔筒，阴刻铭文为“……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是已知最早的带纪年款的笔筒之一。清代袁馨的《竹刻胜语》记载，朱松邻之孙朱三松留有铭“崇祯庚辰三松制”竹刻笔筒。安徽省博物院藏有一件象牙烫刻《蹴鞠图》笔筒，曾被断代为宋，后断为晚明时期应更为准确，日本根津美术馆藏有一只类似的牙雕笔筒。
由上述考古成果与文献可知，笔筒的大量出现是在明代晚期，多见竹、木类、陶瓷等材质。
明晚期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百花齐放的创作繁荣期，各种材质在工艺美术及其生产领域广泛应用，譬如漆器、竹木器、铜器、锡器、玉石、牙角等竞相争辉，多种材质与工艺熟练混用于一器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作为文人雅士极为讲究的案头长物，晚明-清早期笔筒的制作，在材料、技艺、题材、审美等各方面都均达到极高水准，体现了这一时期作为传统手工艺新高峰的时代特征。同时，受时政与社会的影响，人们将现实生活的理想追求、真情实感等寄托到诗文与书画里，小说、辞赋、戏剧、昆曲、评书等等得到了较大发展，多种门类艺术形式竞相交汇，形成一个空前辉煌的文艺时代。
就在此时的文化背景下，工匠们在雕刻工具、技法、装饰风格及题材等方面开始了探索创新，迎来了笔筒生产的高度发展。文房器物兴盛已有数百年，至明晚期，笔筒一开始大量出现便不光是日常书房的实用器物，也是展示文人审美和意趣的精美艺术品。尤其自崇祯一朝始，陶瓷笔筒尤其是青花笔筒异军突起，至清代早期则已根植于书斋文化中，并在康雍乾三朝发展到高峰，与竹木材质制品成了笔筒的最主流的两大品类。
二、古典笔筒的基本类型
明代以前的笔筒实物和文献遗存太少，要详究其具体时代工艺特征，只能以明代晚期制品为起点。笔筒的形制除了常规的圆筒形、方形、菱形、多边形等，还有随型、双联形以及仿生器型等异形类的笔筒。明晚期-清初的笔筒主要是圆形、方形和随型制作的竹木漆铜类笔筒，范式性因素较重。到了清代雍乾时期，笔筒的形制和材质均得到极大的发展，千变万化，更讲究艺术装饰性和鉴赏审美需求。乾隆以后，形制和工艺等已基本定型，大部分也沿袭了前朝的特点。
现按材质大致把存世笔筒的品类，大致分为竹木漆、陶瓷、牙角骨甲、金属、珐琅、玉石、琉璃等数项，予以分述介绍。
古陶瓷类的文房用品发展史历时较长，但大规模量产的陶瓷笔筒始于明代晚期。据《天水冰山录》记载，查抄嘉靖年间权相严嵩家产的清单上，有牙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以及哥窑碎瓷笔筒等，此处说明，嘉靖已经有陶瓷笔筒的出现。
陶瓷笔筒种类齐全，圆筒式、束腰式、倭角四方式、矮阔笔海、仿生异形、套镶镂雕等形制变化多样，描画、题写、雕刻、捏塑、镶嵌等装饰手法丰富；题材五花八门，山水、花卉、鸟兽、人物故事、情志诗文、民俗风情、宗教信仰等一应俱全，雅俗共赏。
明清时期的陶瓷笔筒以景德镇窑为生产中心，其他地方窑口也有部分地域性特色产品作补充，如福建德化窑和漳州窑、广东石湾窑、宜兴窑以及湖南醴陵瓷等。已知馆藏的此类窑口的文房器物亦不在少数，但总体质量与景德镇窑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个别器物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和收藏价值。
此属以釉下青花瓷为代表，伴有一定数量的釉里红、釉下三彩、青花加紫等小众品类产品。
晚明崇祯一朝出现的青花笔筒，坯釉制作精良，釉下的石青浙青发色幽青淡雅，洞石、花鸟、庭院、山水、人物等瓷绘精妙生动，表达内容和题材丰富，清新可爱。相比于竹木牙角玉石金属类笔筒，更易于大量重复生产，令文具市场焕然一新，深受社会欢迎，迅速成为文人笔筒的主流之一，给笔筒发展史带来浓重的一笔。
清康熙年间，官、民窑迅速发展，此时官窑陶瓷笔筒中官窑类大多胎糯釉润，画工或细致、或写意。民窑瓷则精粗并存，精者与官窑无疑。康熙时期的大口径笔海，一改崇祯时期的高身筒，一般做成高度与口径尺寸相仿，甚至口径大于笔筒高度的器制，显得更端庄沉稳，有厚重感。特别是这个时期的笔海笔筒，常把诗书画入瓷，开一派文人风气，或单一以钴蓝通体书写工楷诗文名篇，前后赤壁赋、临孙过庭书谱、圣主得贤臣颂等，纯粹展示书法韵味和以文抒怀，亦成经典。康熙中期的青花笔筒，采用渲染的手法，山石典型的斧劈皴画法，青花墨分五色，层次感强，让画面更有动感。此时的题材更为丰富，人物、山水、洞石花鸟、禽、兽类均有，人物和山水的风格呈现尤其突出。
雍、乾时期的青花笔筒创作发展至另一高峰，雍正青花的清丽脱俗、乾隆青花的华丽浓重，都成为往后历朝的典范。青花瓷笔筒的使用贯穿整个清代陶瓷史，自乾隆、嘉庆以后质量下降，精品寥寥无几。
清代陶瓷类文房的蓬勃自康熙皇帝的高度重视开始，他除先后任命臧应选、郎廷极去景德镇督造御用器物的烧制，且刻意让窑工们烧制各类瓷质文房器。
明清彩瓷中，斗彩的发展相对较早，斗彩笔筒大致在康熙年间开始流行，往后历朝均有，但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质量为最。
五彩笔筒于清代顺治年间已有出现，早期五彩器延续晚明风格，多以釉下青花作蓝彩，釉上施红彩、绿彩、黄彩等结合成青花五彩瓷。康熙年间始较多地以釉上蓝彩代替了釉下青花而与其他颜色材料结合成釉上五彩瓷，五彩笔筒成为康熙一朝的大宗笔筒产品，官民并用。
墨彩瓷大致始于康熙中期，康熙墨彩色泽浓重且漆黑莹亮，故宫所藏墨竹大笔海是其代表作。雍正墨彩颇负盛名，上博藏的墨彩山水图笔筒为雍正的典型器，其画面清新秀润，山水意境幽远。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的一件墨彩云龙诗句笔筒，笔墨表现酣畅淋漓。
此外，尚有素三彩、矾红彩、广彩等其他釉上彩种的陶瓷笔筒，也是清代瓷器常见品，不一一枚举。清末民国时期兴起的浅绛彩文房笔筒，倒是深得民间读书人喜爱，社会影响相当广泛。
洒蓝釉、乌金釉器物还有釉上描金绘山水、花鸟纹饰二次低温烧制的器物，然而釉上金彩容易脱落；又有洒蓝斗彩器，用青花料于器表绘好图案轮廓，图案外满洒蓝釉一次高温烧制后，再于图案上加施釉上彩，然后再入窑低温烧成。
除以上所介绍的类别，景德镇窑单色釉瓷既有明代传承下来的品种，还有部分仿宋汝、官、哥釉等仿古釉。台北故宫所藏其中有一件乾隆御题诗的“宋代官窑”笔筒，器底有乾隆御题诗：“瓶碗官窑亦恒见，笔筒一握见殊常……”其形制是直筒形状，绝类明清时期的笔筒制式，看其胎釉以及底足护胎釉的情况，也更是明清时期的典型工艺，早年标注为宋官窑，后来或许逐渐有人提出异议后，遂未正式标注为宋官窑。
雕瓷，顾名思义就是以镂雕、浮雕等雕刻技法，在陶瓷器雕出立体纹饰的一种工艺，景德镇雕塑瓷的制成需经模印、镶嵌和镂、堆、塑、雕刻等多道工序，经高温烧制而成。尤其嘉庆、道光以后，出现了陈国治、王炳荣、李裕元、李裕成等雕瓷名家，雕瓷笔筒等文房用品亦风靡一时。如首都博物馆藏的一件道光陈国治作黄釉雕瓷笔筒，高浮雕的通景故事题材，塑造细腻繁琐，场面人物栩栩如生。雕瓷笔筒虽多为民窑产品，但历史工艺美术价值很高，作为品类不可或缺。
瓷塑笔筒则多是捏塑成竹节、梅桩、松节、兰花、荷花等文人喜爱雅物，而掏膛成型为笔筒，多为仿生造型。
这种分类只有纯粹工艺学上的学术价值，在烧瓷艺术高度发达的清代，实际上经常是多种类工艺常常混用于一器的。譬如雍乾时期的唐英督陶官及诸多景德镇窑名匠，不仅把多种色釉、釉上釉下彩种巧妙结合，活用混用各种像生和瓷塑等复杂装饰手法，更融诗、书、画、印于一体，把文人艺术和富雅气息演绎得炉火纯青。或以高超的瓷塑技艺仿生造型，再运用各种复合彩釉予以装饰，如仿冬青釉仿竹节型笔筒，再釉上彩绘枝叶或诗文；又或是仿木桶型笔筒，以赭彩仿成木纹釉；或以赭、褐、石黄等釉上彩仿造的石纹釉等，自然天趣，极富艺术美感。这一时期生产出大量精美绝伦的文房用品，笔筒就是其中重要部分。
宜兴紫砂陶器古雅质朴，更得明清茶文化的彰益名满天下，广受社会各阶层欢迎，贵贱雅俗共赏。得紫砂茶壶之惠，紫砂笔筒也成为一个特殊品类而得到关注，尤以杨季初制彩泥堆绘笔筒为代表。
杨季初款彩泥堆绘笔筒，题材多为一水两岸式的山水人物通景构造，以不同色阶的调泥分堆出山、坡、柳、渚、舟、亭、人、物等，秀逸传神，意韵高古。
另外尚有两例极富地域艺术特色的品类，即广东石湾窑的广钧与宜兴的宜钧，这两类缸瓦胎的窑变釉与单色釉文房笔筒也影响深远，占有一席独特工艺地位。
明代中晚期的笔筒常以竹为材，以南方的毛竹为主，部分使用湘妃竹（斑竹）、罗汉竹、棕竹、墨竹等。竹刻笔筒的设计巧妙，制作工序精细严谨，题材丰富，刀工精良，文人气息浓重，普受文人喜爱。明代竹刻名家以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等为代表，另外还有吴之藩、周颢、潘西凤、邓渭、顾珏等多位明末清初的竹刻名家，一截竹筒在他们手里往往会被化腐朽为神奇。
清康熙 顾珏款竹高浮雕山水人物笔筒（左图）
清康熙 顾珏款竹雕八仙过海图笔筒（右图）
明万历 朱三松竹雕仕女图笔筒 故宫藏（左图）
明万历 朱三松竹雕高士图笔筒 上博藏（右图）
清 吴之璠刘海戏金蟾笔筒1 国博藏（左图）
清 吴之璠刘海戏金蟾笔筒2 上博藏（右图）
木制笔筒亦是另一大宗。木材的选用种类繁多，从常用的楠、榉、酸枝、鸡翅、乌木、瘿木等，到紫檀、黄花梨、沉香、黄杨等名贵材料。其要么素雅不饰，利用精细打磨的天然木材肌理凸显幽雅气息；要么随型而制，保留木材原貌而拙朴天趣；要么被精刻上山水、花卉、人物故事等文人爱好的题材，并隽刻诗文，直抒文人情志意趣；要么嵌宝错银，雍容华贵。
木胎漆器笔筒也是明清时期的重要品种，工艺丰富多样，包括平漆、雕填、剔红、戗金、填漆、堆红以及嵌螺钿等，剔红笔筒最为常见，其他亦各有特色。上博藏的明末清初剔红伯乐相马图笔筒、清中期黑漆螺钿山水图方笔筒，故宫藏的乾隆剔红花卉诗句图笔筒、清代黑漆嵌螺钿象牙花卉纹海棠式笔筒，都是经典名品。
如故宫所藏一款方形倭角笔筒，器内、外底髹黑漆，四壁通体褐漆为地，用象牙、玉石、椰木等材料以螺钿手法嵌成四季花蝶图案，器制经典，装饰精美，为明代工艺中的百宝嵌精品。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沟通国内与国外诸国的经济与文化的联系，特别是陶瓷、茶叶和丝绸等外销以及获得外来订造，各种珍稀材料(象牙、犀角、紫檀木、宝石等)外域工艺和装饰艺术等也随之输入，进而也丰富补充了中国本土的工艺，特别是各种珍稀新材质被广泛应用。
多数的角骨壳类，因为体量不足而无法掏膛制成笔筒，只能被打磨、雕刻，采用零件拼接方式制成，或作为螺钿等手法镶嵌装饰在笔筒器身上。
但象牙的尺寸足以独立成器，象牙雕刻笔筒是这类新兴材质笔筒的代表。明清宫廷和民间均有专门制作竹木牙角雕的工坊，牙角骨壳类材质也被广泛运用于文房用器和赏玩件的制作装饰。江南嘉定派的部分竹刻名家如封锡禄、施天璋等就曾在造办处“牙作”任职。象牙笔筒也主要承袭了竹木雕刻的中式传统装饰风格和雕刻工艺。
金属类材质的笔筒，以铸铜为主，偶见有银、锡、铁等制器，但均非主流，存世数量较少。赵汝珍《古玩指南》一书说，古铜笔筒多为仿制，并非真古器，意思即其所遇传世铜作笔筒，应该多见仿古风格，与铜材质的古朴厚重相彰互益。凡宫廷、大坊或名匠出品，多有质量上乘者。晚明-清初时期，铜艺巨匠胡文明、石叟等所制铜笔筒尤为世所重，或嵌银丝，或铸浮雕加捶堞，多摹唐宋古风，华丽精美，真品传世少，伪托其款号者多。总体而言，金属类笔筒以乾隆时期发展最臻熟，质量最精。
铜胎掐丝填珐琅（即俗称景泰蓝）类笔筒，则是一特色类别。而入清后更有广州铜胎画珐琅彩绘笔筒，尤其是乾隆时期，铜胎的景泰蓝与画珐琅的各种器制，无所不备，笔筒器型虽然较少，但也偶有生产。
玉在中国传统中意义非凡，自古君子以玉比德，既是君子文人所附雅，也是权贵财富的象征，凝聚着深厚的东方文化涵义。文房器用，是古代玉器制品的重要组成。玉制笔筒，晚明始偶有出现，乾隆后则成为宫廷和民坊制作笔筒的重要品类。明代基本为白玉类材质，清代开始则采用玉质日渐丰富，从和田白玉、青白玉、碧玉墨玉直到各类地方玉、玉髓或透闪石类均有，甚至水晶、玛瑙类亦应有采用，至乾隆一朝玉作器达到鼎盛水准。民坊尤以苏工最为雅巧。清中期以后更出现东南亚泊来的翡翠、碧玺等刚玉宝石类材质的笔筒。但因其材质珍贵，用大料制作一件笔筒成本太高，所以传世数量并不多，但不乏尖端之作。如乾隆时宫廷玉坊所精制的这件碧玉浮雕通景山水人物笔筒，堪称经典代表作：
石质以其质朴自然，历来深受文人雅士喜爱，文石之风唐代以来络绎不断，晚明以文震亨为主的文玩件更大兴其风，推到极致。石质笔筒也同步兴起，到了清代则各类用于制作笔筒的石料五花八门，品类丰富，以端石、祁阳石最为多见，其他如寿山石、青田石、红丝石、巴林石、紫石、灵璧石、蜡石等材质笔筒均有不少数量。要么利用石料的温润质感、形态，朴素简雅；要么利用其天然斑、纹，就色巧雕；要么精心设计，层镂叠刻，生动表现各种题材。
琉璃（玻璃）制器在中国古代工艺的应用，至少有2000多年以上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则已高度发达，尤以清代宫廷制作的料器非常精美，制作器物品类多样，纯色、套色、绞胎、模铸、巧雕、画珐琅等工艺极为高超，为宫廷艺术品增添了另一道亮丽风景。
清中期以后，料器和透明玻璃器则开始普及于民间，其工艺更是百花齐放。琉璃笔筒作为其中一个品类，也贯穿了整个工艺发展历程。
三、笔筒的审美功能与传统文人情怀
传统的书斋文化已发展上千年，文房器皿在书斋中，从单一实用到兼备追求审美赏玩艺术价值的功能演变，是基本趋势。笔筒的诞生发祥或许脉络间有模糊，但其器用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如此。甚至许多时候，器物第二性的审美艺术价值，已经超越于原本第一性的使用价值。不同社会阶层成分的地位、物质条件和精神修养不同，因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不同审美心理和价值观，器用随人，也由此诞生功能、价值和风格各异的层次丰富的各种各样笔筒产品。
笔筒上的传统题材，是明清时期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不同的题材，代表了那一代人不同的心境情志、不同的追求抱负。如“魁星点斗”寄托学子期待金榜题名的心愿，读书人供奉“魁星”以图吉利，人们愿意相信魁星点斗可使人学有所成，顺利高中。“二甲传胪”主绘一只螃蟹，其一螯钳住一芦苇，谐音二甲传胪（芦），含有金榜题名的美好祝愿。另外，五子登科、折桂图等题材，包含的也是人们对科举考试成功的美好向往。又如寿山福海、马上封侯、鱼跃龙门等代表人们对祈求长寿、多福、晋升等美好愿望的题材，还有代表祥瑞的芭蕉麒麟、祈求“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的太平有象等鸟兽题材，常常会运用到笔筒的装饰上。
读书人重品行与风骨，于是虚心傲骨的松竹梅“岁寒三友”等成为了文房最常见的传统题材之一。而“四爱图”等形象，也随着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菊等典故而立。“虎溪三笑”讲述的则是关于陶渊明、陆修静与释慧远的佛道儒三教同情相悦，文人惺惺相惜的美谈。携琴访友图、送别图等也表达了文人之间类似的强烈而真挚的情感。大量山水人物为背景基调色彩的笔筒，寄寓的则是传统读书人骨子里对自然自由的向往和不屑随波逐流的出世情结。康熙常见的“三娘教子”笔筒题材，则改编自明末清初戏曲家小说家李渔的《无声戏》中的世情故事，传载了孟母教子的家教之道和孝悌伦理价值。“桐叶封弟”等警世劝教题材的来源亦类同。
清康熙 五彩“三娘教子”笔筒 秋水堂藏
数百年来，笔筒不仅在书房中发挥着重要的实用功能，也出色地扮演着点缀书房，陶冶文人情操的角色，人们在画中描绘文人书房时，笔筒总会习惯性地出现于画作中，其作为文房图腾的形象已深植民心。
《古代笔筒艺术赏析》，李笙清等，文物鉴定与鉴赏，2012年
《牙雕工艺与收藏》，单承钧，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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