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余岩刊布《灵素商兑》，率先向中医基础理论宣战。论证涉及阴阳、五行、运气等内容。其后20年间，中西医日趋对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废止中医论者得到当局的支持，废止中医活动愈演愈烈。1929年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由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成为民国时期大规模中医抗争运动的导火线。
老中医剧照
那到底余云岫先生有没有反对中医？怎么看待这些事情？他又具体给中医做了多少贡献呢？
《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医的系统研究与批判，这些文章都是余云岫对中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充分研究的成果。所以，江苏的一位老中医说：“大家都知道西医前辈余云岫先生最最反对中医……但他对中医学方面的研究，是有相当深厚的基础，一般中医远远的望尘莫及。”有人称赞他的这些文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巨制。前无古人者，昔日旧医既无现代知识，自不足以言今学；后无来者，则此后新医界，尚得有人读如许旧医典籍，能作如许文章，然后与谬妄邪说作知彼知己之搏战乎？”
余云岫先生 晚年照片
一、余云岫先生其人
记得，第一次见到“余云岫”这三个字，是念中学时看了巴金先生的小说《春》中的描述：“他〔指觉新〕忽然走到书橱前面。把余云岫著的《传染病》取出来，翻开《赤痢篇》反复地看了两遍。他看见书中所说跟任医官的话一样，才知道蕙的病势的确沉重。他又害怕国光不相信西医，或者照料病人不周到，便差人把《传染病》给国光送去作参考”。
那时侯只懂得“余云岫”不过是小说中虚构的一名医生，自己还估摸着是巴金先生取之陶渊明《归去来兮》中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所谓“云从山洞里随意地冒出来，鸟儿疲倦了还知道回窝休息呢。”一句而为名，并不知道真有其人。
后来却被当作为“反面人物”加以鞭挞批判，蒙冤受辱，他反对中医的观点使他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悲剧式的人物。
余云岫先生
年少时曾学习中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就读于浔溪公学，后公费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一度返国参加救护工作。民国5年（1916年）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公立上海医院院长。翌年，在沪开业行医，兼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东南医学院校董会副主席，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医师公会第一任会长，《中华医学杂志》主编等职。
1929年，在汪精卫支持下，提出“废医存药”废止中医案，并在民国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通过该案。
1879年（光绪五年）9月14日（公历10月28日）生于浙江镇海澥浦余严村。
1884年（光绪十年）六岁 春，入塾读书。
1901年（光绪27年）23岁 就读南浔浔溪公学。时校长为杜亚泉，名誉校长为蔡元培。
1903年（光绪29年）25岁 至上海任澄衷学堂教员。
1904年（光绪30年）26岁 主办镇北贵驷桥宝善学堂。
1905年（光绪31年）27岁 由镇海鲲池书院公费派赴日本留学。
1908年（光绪34年）30岁 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习医。成为普通物理学讲义。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1910年（宣统二年）32岁 课余撰成物理学教科书。仍交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1911年（宣统三年）33岁 10月，武汉革命军事起。11月，乃随留日医学生组织之赤十字社归国作救护工作，先至上海，旋即随革命军入南京。12月，受豫晋秦陇红十字会之托，赴陕西，做救护工作。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34岁 七月，任北京师范学校学监。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35岁 春，再赴日本大阪医大继续求学。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38岁 夏，大阪医科卒业。七月，归国任公立上海医院院长。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39岁 灵素商兑出版。冬，辞去上海医院医务长职。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40岁 在上海开业。同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
1925年（中华民国14年）47岁 八月，被任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10月，赴日本，出席远东热带病学会会议。在大会上演讲《中国结核病历史的研究》，指出瘰疬与肺痨同源之说，唐时崔氏别录已有明确记载，早于欧洲林匿克氏者1，200余年。11月，组织上海市医师公会，被推为第一任会长。
1926年（中华民国15年）48岁 11月，任南京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
1927年（中华民国16年）49岁 二月，出席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提出二项建议：（1）急须设法增加全国医师人数以利卫生行政之进展案。（2）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1928年（中华民国17年）50岁 二月，创办社会医报，并自任为主任。三月，任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委员，及医学校学制与课程编制委员会委员。四月，任大学院审查科学图书委员会委员。八月，任内政部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11月，搜罗历年所作有关医学文字，编为余氏医述，后改名为医学革命论集。]
1929年（中华民国18年）51岁，在汪精卫支持下，提出“废医存药”废止中医案。
1931年（中华民国20年）53岁 著皇汉医学批评，先后在社会医保按期发表，至此，作为单刊本出版。
1932年（中华民国21年）54岁 任东南医学院校董会校董，兼任校董主席。
1933年（中华民国22年）55岁 七月，余氏医述二集编成。
1934年（中华民国23年）56岁 三月，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任中华医学杂志编辑主任。方言病序（后易名方言病疏）脱稿。
1940年（中华民国29年）62岁 11月1日尔雅病病（后易尔雅病疏）脱稿。
1941年（中华民国30年）63岁 12月15日，说文解字病序（后易名说文解字病疏）脱稿。
1942年（中华民国31年）64岁 2月9日，广雅病床书脱稿。
1943年（中华民国32年）65岁 二月，十三经病疏脱稿。
左下方 竖排人名有余云岫先生大名
1944年（中华民国33年）66岁 秋，任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
1947年（中华民国36年）69岁 一月初着手作《古代疾病名候疏义索引》。
1948年（中华民国37年）70岁 医史杂志出刊先生七十岁生日纪念论文专号。
1949年 71岁 全国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生益努力阅读马列一类之书。从无线电广播中学习俄文。
1950年 72岁 五月，任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华东分会委员。先生被聘为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特邀代表。
1951年 73岁 任华东医务生活期刊编辑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土产交流大会筹备委员会中医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中央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纂委员会特邀委员。中华自然科学专门会联合会委员。上海市科学普及协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中医进修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
1952年 74岁 任上海市卫生局成药审查委员会。上海市国医训练所学术讲座讲师。
1953年 75岁 一月一日，任上海市新成区第四联合诊所所长。9月30日病。
1954年 76岁 一月三日（农历11月29日）晨9时35分，病逝同济医院。享年75岁。遗命将遗体交医学院作病理解剖。六日上午奠祭，下午火葬。
二、西医在中国的传播
1568年澳门区主教卡内罗在澳门创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从此西医来华就未曾间断，但那时他们的主要活动只是在澳门、广州一带，而且大多是传教士医生，主要工作是传教，行医是接近民众获得良好印象的传教辅助方式。
1827年(道光七年)郭雷枢(Colledge)来到中国，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澳门及广州十三行公司的传教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为贫民免费治病。他的一个建议加速了西医进入中国的速度和规模，1835年他在《中国丛报》发表论文《对用医生来中国传教的提议》，提出以医学为先锋进入中国。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
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给传教和医疗以明文规定，传教医师合法地深入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城市。最好地执行这个策略的是著名的彼得·伯驾(Parker)。伯驾的身份也只是牧师兼医生，1835年创办了广州教会医院，很快成为当时最成功的西医院，钦差大臣林则徐及两广很多大小官员都曾请伯驾看病，说明其名声很大。1855年伯驾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
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
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
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
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
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过程 关于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
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中国人接受西医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五个环节。这无疑是对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总体态势的精辟概括，但就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首先是不同阶层在接受西医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在接触西医之初，下层社会往往走在前列。由于西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下层社会生活贫穷，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进入教会医院时顾忌较少，较早接受了西医治疗。伯驾在第一季度的医院报告中就说，“除极少数之外，病人都表达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层人士则不同，他们一般都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聘请名中医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夷人”的医学嗤之以鼻，有些人则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医。但是，下层社会求西医治疗的灵验，久而久之对中上层社会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医治疗同种疾病无效时，西医治疗就成为可能。
1840年前后，在大量下层群众求伯驾治病的影响下，不少官绅也常请伯驾治病。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教会医疗事业在向其他地方推进时，并没有发生因中国人疑忌西医而发生的教案，这表明中国人一开始并不反对西医。
1860年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向内陆拓展时，开始与频繁发生的教案发生联系。虽然西医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国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恶意宣传往往是引发教案的主因。不过经过一段时间，西医很快为当地一般民众接受，接着中上层开始接受。
可见，内陆和沿海在接受西医时均表现出“下层社会在先，中上阶层在后”的情形。
综上，晚清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西医的冲击之下，中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人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这对近代中国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医学革命论
三、关于中西医的争论
中西医之间出现正面的论争，是民国建立以后的事情。
在从日本回国后的10多年里，余云岫的名气并不大。他后来之所以声名远扬，应归结于一次全国性的卫生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当局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褚民谊、颜福庆、伍连德等当时的医界名流共14人。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一位中医人士参加。
会议讨论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
此案一出，医界鼎沸，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历史上空前的抗议风潮。全国中医界人士群情激愤，成立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市。这些平日穿长袍的中医先生们，与当年的学生一样，走上了街头，走到国大会议的会场，进行静坐绝食抗议。
仲英和乐笃周认为时机已到，他们开始用《医界春秋》等机构中的全国中医药团体的联系方式，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和呼吁。中医药团体要从学术角度和政治角度为中医辩护。北方中医药界也借此不断发声，他们认为几千年来中药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一旦废除中医，必将给民生带来巨大的冲击，将极大影响社会稳定。中医药界人士的抗争获得了全国商会联合会、中华国际委员会、南洋华侨代表等方面的声援。
医界春秋
中医药界空前的团结，在中华历史上还是第一次。3月17日，中医药界的仁人志士们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议上定3月17日为中医药大团结纪念日（现为国医日）；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由南京同仁堂牵头带领赴京请愿团。
打出口号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从1929年起，3月17日被定为“中国国医节”
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内部主张废除中医的主要代表是汪精卫、褚民谊等人，而国民党元老派如谭延闿、林森、于右任、陈果夫等则是主张保护中医。中医药界充分利用了国民党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积极奔走，争取获得国民党元老的支持。林森、于右任、谭延闿、冯玉祥均都发表讲话支持中医药，批评卫生部。卫生部最后只好否认其有废除中医的政策，并辩称“中央卫生委员会决议案并无废除中医中药之说。”后来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的法令。”中医中药方才“化险为夷”。
全国医业团体代表请愿书
虽然这次提案最终被取消，但对中医的打击是巨大的。余云岫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否定，差不多为当时的舆论界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余云岫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的一个时期，轻视、歧视、排斥、限制、打击中医的政策和言论不断出现;而另一方面，中医药界人士的集会、请愿、游行、罢市等斗争，也是此起彼伏。
药理学 竖排作者：余云岫译述 （繁体）
当然，此案一出即遭遇中医界强烈反击，“风起云涌”的斗争成为民国以来最大的民生运动之一。最后，“废医案”无疾而终，抗争者大获全胜。但尽管如此，“余云岫现象”并没有烟消云散，不时会被学界提起，而且每一次都会掀起轩然大波。即使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会爆发一轮新的争论？
显然，中医存废之争一直处在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缠之中。说明“余云岫现象”不是孤立的，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停息，也不会因为反对者采用“无知”、“傲慢”以及“崇洋媚外”的大帽子所压倒。可以说，它是一场“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垒，学术之争与利益之争的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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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观点
在余云岫看来，批判中医的理由如下。
首先，中医理论不科学。余云岫继承了章太炎关于中医的理论基础学说，认为中医理论起源于古代哲学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 和五行学说，而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是其生理病理学基础，缺乏科学理论根据。
“五行说”。余认为中医将金、木、水、火、土归为五行，而印度、欧洲则只认可地、水、风、火四行说，况且这只是分别万物的方法之一，将它当作中医的基础理论，缺乏根据。
六气说。余认为风、寒、暑、湿、燥、热六气的变化并不是引起疾病的原因，最多是致病因子之一，古人没有意识到六气背后的真凶——微生物、细菌及病毒。
经络学说。余认为不可能一切疾病都可以通过脉象来判断，这显然缺乏依据。他在《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认为中医起源于古代巫术，“称道阴阳，陈说五行，下与视卜星相瞽巫为师，故古多以巫医并称，则固世人所轻视，非有国粹之 价值也”。
五、中西医的融合合发展
中医讲究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天人合一，治病求本。比如原发性高血压病，西医限于对症降压治疗，而中医则认为肝阳上亢，应从调肝入手。中医诊治疾病不但针对“形”，更注重无形的“气、神”。医学的进步，给临床诊断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辨证与辨病结合，对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很重要，这也是患者的需要。
中医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中医大夫也要懂西医，这是临床发展的方向。目前不排斥中西医并用，但因为中医与西医的理论体系、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完全不同，故强行结合恐怕不易。中医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用西医的方法研究中医不可取。例如，中医的五脏六腑与西医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自己的规律，其发展速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近代西医发展较快，而中医很慢，而现在中医又渐渐兴起，这既与外部因素有关，也与事物内在的规律有关。
中医讲究整体观，更重调整主体，强健自身，认为“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故“治病求本”，但因缺乏现代技术的引进，故对疾病的研究不够细、不够深；而近代西医取得了很大成就，某些疾病从生理、生化、病理上阐述得很清楚，但有时欠缺整体观念，外科治疗对某些疾病如急性尾炎，手术治疗见效快，但手术对全身又是一种伤害。对于先进的科学技术，西医可以利用，中医也可以利用。这些诊断手段，可作为中医四诊的延伸纳入中医诊断体系。西医与中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利用这些技术，而在于思维方式、理论体系的不同。
中西医结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西医对某类疾病层层剖析，研究得较深入，而中医注重整体观念，辨证论证，二者应该取长补短。中医也是世界医学的一部分，一种文化在发展中总要接纳不同的东西，处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中医不可能孤立于科学发展之外。16世纪的西方也有传统医学，但是被现代医学的发展渐渐覆盖，成为非主流的医学。
中西医的结合是多个层面的，如果说治疗，则二者的结合已经实际存在了；但中西医文化背景和治疗体系不同，理论上的结合有待探索。中西医在临床治疗上的结合，可以取长补短。应该说中西医结合也是中医特色，因为无论中医、西医，不仅都是人类文化的结晶，也都是为人类的健康服务的。中医和西医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产物，二者的结合不但能结合，更能融合。中医理论在保留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吸收现代医学和科学的成果，很可能会诞生一个新的中西医融合学派。继而形成一种席卷全球的生命观和新文化，这或许是历史赋予中国青年学者的使命。
六、总结 贡献
很多人以为余云岫的晚年改变和新中国成立后最高领导人提出的支持中医政策有关，“为势所迫”，并非出自真心实意。其实不然：早在1939年，余云岫就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海)》第25卷第1-6期发表了“三子养亲汤小治验”一文，说明余云岫自己提出废止中医案后，还是开始承认中医药的疗效，并在不自觉中探寻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在1943年，余在《医文》第1卷第3期发表“说文解字病疏上”，说明他公开考释研究中医病名及证候不晚于1943年……
余云岫晚年致力于整理中医古籍，他撰写出考释研究中医病名及证候的《古代疾病名候疏义》堪称中医病证考释的经典著作！！！
此书材料极为宏富，对魏（含）前古书之病名症候名做了一次大规模搜集与解释，规模气象远超清儒训释《内经》诸作。其学术意义和文献价值是中国医学史学、中医文献学、中医语言学不可绕过去的里程碑！也应该是每一位学习中医经典的学子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此书由《释名病疏》(初名《释名病释》)、《方言病疏》(初名《方言病诂》)、《尔雅病疏》(初名《尔雅病诂》)、《说文解字病疏》(初名《说文解字病解》)、《广雅病疏》、《十三经病疏》6个专题组成，其中《方言病疏》、《尔雅病疏》、《说文解字病疏》三部分内容完成后，即以最初的名称《方言病诂》、《尔雅病诂》、《说文解字病解》陆续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余氏从1937年始撰写此书，1947年2月作了出版前的最后修订，历经十年而著成。
将《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广雅》及十三经中的病名、证候名称及证候的形容词全面收集，并做详精密翔实的训诂考证。是书对古代病名、证候所作的训诂考证，一病、一证，持之有据，论之有理，结论每多可信，其考辨之精深，见解之独到，至今观来无出其右者。
《古代疾病名候疏义》
但由于余云岫早年“废止旧医案”之故，《古代疾病名候疏义》虽然自195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3000册后，半个多世纪一直未能复梓。这样一部近代中医史上不可多得的精湛深邃的作品，若就此绝迹，甚是可惜！它不仅对编写中国医学史不可或缺，就是对于语言学界编纂大型辞书、编写中医词典、撰著中医训诂史、文献史，中医院校讲授研究内经、伤寒等也有巨大价值。直至2012年，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张苇航和北京中医药大学王育林点校，再版面世！
总述--余云岫先生为什么要这么不遗余力地黑中医呢？难道他对自己的祖国一点感情都没有吗？答案恰恰相反，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正是因为他对这土地爱的深沉，对祖国的医学爱得深沉，他才恨铁不成钢，急切希望中国的医学能早点取得进步。他在行医时，不到万不得已从不轻易用外国的药，他说“中国也有好药，外国也有坏药。国内自制新药与舶来的新药功效相等，作为医生就应采用自制新药。医生用药是在治好病，非不得已时，何必用舶来品呢？”即使在他年逾古稀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他仍想奔赴朝鲜参加救护工作队，正是他对祖国满满的爱，对医学满满的爱，激励着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工作者，不怕艰辛，不畏险阻，为了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前赴后继，奉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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